追忆似水年华-第1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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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诺布瓦先生没有作声。
“他们躲在那里闲聊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指着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德雷福斯案件。”
“啊！见鬼！对了，你们知道谁是德雷福斯最狂热的保护者吗？你们谁也猜不着。是我的外甥罗贝！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当赛马俱乐部的人听到他的‘光辉业绩’时，都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
“当然，”公爵夫人插嘴道，“如果他们都象吉尔贝，主张把全部犹太人遣返耶路撒冷……”
“啊！这么说，盖尔芒特亲王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罗，”德·阿让古尔先生打断公爵夫人说。
公爵常把妻子当门面炫耀，但并不爱她。他“唯我独尊”，讨厌别人打断他说话，况且他在家里向来对妻子很粗暴。作为一个坏丈夫和一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他看到妻子非但不听他说话，而且还打断了他的话头，不由得恼羞成怒，浑身颤抖，便立即收住话头，朝公爵夫人狠狠瞪了一眼，瞪得四座莫名其妙，困惑不解。
“您怎么想得出来跟我们谈吉尔贝和耶路撒冷的？”他终于又说话了，“风马牛不相及嘛。不过，”他缓和了一点语气又说，“您一定会承认，如果我们家里有人被赛马俱乐部开除了，尤其是罗贝，因为他父亲在那里当过十年主席，终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吧。我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这件事让那些人好不高兴，一个个都吹胡子瞪眼睛的。我不能责怪他们。您是知道的，我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认为种族偏见不符合时代潮流，我很想与时代同步前进。可是，见鬼，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他就不应该是重审派！您要我同您说什么呢！”
德·盖尔芒特先生在说到“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这句话时，语气十分夸张。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称号的人更了不起。但是，如果说他的自尊心使他想夸大盖尔芒特公爵高人一等的地位的话，那么，他的想象力却比高雅的情趣更促使他贬低公爵称号，谁都这样，总是此山望着彼山高，家花不如野花香，想象力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但适用于其他人，也适用于公爵。不仅是想象力的规律，语言也一样。不过语言的两条规律不管哪一条在这里都用得上。其中一条要求一个人的谈吐符合他思想所属的阶级，而不是他本人所属的阶层。因此，德·盖尔芒特先生哪怕在谈论贵族时，他的谈吐也很可能象平庸的资产者，会象他们那样说“当一个人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的称号”之类的话，而一个文人，一个象斯万和勒格朗丹那样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一个公爵，哪怕以上流社会的习俗为题材，也会写出充斥小市民气味的小说，贵族爵号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而一个平民写的小说却可以冠以贵族的称号。至于德·盖尔芒特先生究竟是听哪个资产者说过“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的，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语言的另一条规律要求不时地有一些新表达方式问世，就象一些疾病，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以后再也听不见有人谈起；在同一个时期内，可以听到有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些表达方式，但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由来，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偶然，就象一种美洲野草，一次偶然的机会，野草种子粘在旅行毯的绒毛上，然后又落在法国一条铁路的斜坡上，就在法国发芽生长了。然而，正如有一年布洛克对我谈起他自己时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最可爱、最杰出、最有地位、最苛求的人发现，只有一个人他们认为是绝顶聪明、讨人喜欢和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我布洛克”），我从一些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嘴里也听到过，只不过是把布洛克换成他们自己的名字罢了，同样，听到“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之后，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您要我说什么呢，”公爵继续说，“种族偏见在那里占优势，因此，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尤其是可笑的，”公爵夫人回答说，“他母亲坚决反对重审，成天在我们耳边唠叨法兰西祖国联盟①怎么就对他没有影响？”
①法兰西祖国联盟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898年，德雷福斯案件结束后即宣告解散。
“是这样。可不光有他的母亲呀，别给我们瞎吹了。不是还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吗？一个品行不端、最坏最坏的女人，她对他的影响更大，而她又恰好是德雷福斯先生的同胞。她把她的思想状态传给罗贝了。”
“公爵先生，您大概还不知道可以用一个新词来表达这种思想状态吧，”档案保管员说，他是反重审委员会的秘书，“用‘精神状态’，这个词和‘思想状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但至少谁也听不懂。妙就妙在这里，正如有人说的，这是‘最时髦’的词。”
然而，档案保管员刚才听说了布洛克这个犹太名字，现在又看见他在向德·诺布瓦先生提问题，因而露出不安的神色，侯爵夫人见状也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只是理由不同罢了。侯爵夫人在档案保管员面前战战兢兢地装出反对重审的样子，生怕他知道她接待了一个同“工会”多少有点关系的犹太人会责备她。
“啊！精神状态，我得记在本子上，以后我要用的，”公爵说。（这不是故作姿态，公爵确实有一个小本本，记满了“引语”，每赴重大宴会之后总要温习一遍。）“我喜欢这个词。许多这样的新词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最近我读到一句话，说是一个作家很有‘才具’。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个词。”
“精神状态可比才具用得广，”投石党历史学家插了一句，“我是国民教育部下属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我在那里多次听到人用这个词。我在我那个圈子，也就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甚至在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的晚宴上也听说过。”
“我没有这个荣幸，我不是国民教育部的人，”公爵装出谦卑的样子回答说，但又那样踌躇满志，他的嘴巴禁不住露出微笑，眼睛禁不住向听众投去得意目光，可怜的历史学家看见公爵嘲笑的目光，羞得面红耳赤，“我没有这个荣幸，我既不是国民教育部的成员。”他自鸣得意地慢悠悠地重复道，“也不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的人（我不过是赛马协会和俱乐部的成员而已）……先生，您没参加赛马俱乐部吗？”他问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嗅出了他话中的傲慢，但感到茫然不解，不由得浑身颤抖，“我也不到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去吃晚饭，我承认我不知道精神状态。阿让古尔，我想您也知道吧……您知道为什么不能把德雷福斯背叛行为的证据公布于众吗？
据说因为他是陆军部长妻子的情夫，私下里都这样说。”
“啊！我还以为是内阁总理的妻子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好无聊，成天谈这件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她从社交的观点出发，一心想显示自己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件事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的关系中没有一个犹太人，我打算永远象这样当一个幸运的局外人。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玛丽·埃纳尔和维克迪尼埃娜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她们强迫我们与一大堆我们素不相识的叫什么迪朗或迪布瓦的女人为伍，说她们很有头脑啦，她们不在犹太商人那里买东西啦，她们的小阳伞上写着‘处死犹太人’啦，等等。前天我到玛丽·埃纳尔家去了。从前她家的聚会是很吸引人的。可现在，那里尽是些我们一生都想避开的人，就因为她们仇恨德雷福斯就聚到她家来了。还有一些人更是不三不四。”
“不，是陆军部长的妻子。至少在贵妇的内室沙龙里是这样传的，”公爵又说，他在讲话中经常喜欢用一些他认为是旧制度的表达方式。“不过，众所周知，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看法是同我堂兄弟希尔贝的看法完全相反的。我不是他那样的领主，我可以同一个黑人在一起散步，如果这个黑人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对第三者和第四者的看法毫不在乎。不过，您总该承认，当一个人有圣卢侯爵称号的时候，他就不能开这个玩笑，就不能和大家的意见，和这些比伏尔泰，甚至比我外甥更有思想的人的意见背道而驰。尤其是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赛马俱乐部的选举了，在这节骨眼上，决不能干出那种我叫作走钢丝的傻事来！钢丝绳绷得有点太紧了！不，很可能是他的小娼妓让他忘乎所以的。她可能说服他站到‘文人’①一边。文人是赛马俱乐部那些先生们的‘奶油水果馅饼’②。此外，这个表达方式玩了一个相当漂亮却又用心险恶的文字游戏。”
接着，公爵悄声地对公爵夫人和德·阿让古尔先生说，“马桑特是闪米特人的母亲”这个玩笑在赛马俱乐部已传开了，因为在所有能够旅行的种子中，玩笑这颗种子的翅膀最结实，能传播到离发源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让那位先生解释一下，他看上去很象一个女才子，”公爵指着历史学家说，“不过，最好还是不谈这件事，因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不象我的表姐妹米尔普瓦那样野心勃勃，她声称她家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诞生前的利末③部族，但我可以保证，在我们家族的血管里，从没有流过一滴犹太人的血。但是，毕竟谁也骗不了我们，我的外甥先生的高明见解肯定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更何况弗桑萨克病了，将由迪拉斯掌管一切。你们知道，他很喜欢制造麻烦，”公爵说道，对于有些词，他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它们的意思，以为“制造麻烦”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制造纠纷。
①文人指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法国作家。
②“奶油水果馅饼”在这里的意思是“口头禅”。
③利末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
“不管怎么说，即使那位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公爵夫人打断公爵说，“他也没有拿出象样的证据。他从魔鬼岛上写的信太没有水平，太夸张！我不知道埃斯代阿西先生是不是比他有更高的价值，但他的文笔潇洒，别有一种色彩。这一点可能使德雷福斯先生的支持者们很恼火。他们总不能换一个无辜者吧，这对他们说来实在太不幸了！”
众人哈哈大笑……“您听到奥丽阿娜用的词了吗？”盖尔芒特公爵贪得无厌地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的，我觉得很滑稽。”公爵认为这样的回答不过瘾：“嗨，我可不感到滑稽。更确切地说，滑稽不滑稽对我都无所谓，我对笑话根本不感兴趣。”德·阿让古尔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话总是信口开河，”公爵夫人低声地咕哝说，“可能因为我当过议员，我听到过许多出色的但又毫无意义的演说。我学会了欣赏演说的逻辑。可能就因为这个，我后来落选了。滑稽的东西对我无所谓。”“巴赞，您不要扮演约瑟夫·普吕多姆①了，我的孩子，您知道谁也没有您喜欢笑话。”“让我把话说完嘛。正因为我对某一类笑话麻木不仁，才更看重我妻子的幽默。因为她的幽默往往来自正确的观察。她说起理来象一个男人，用起词来又象一个作家。”
①约瑟夫·普吕多姆是法国作家莫尼埃（1799—1877）的小说中的人物，平庸自负，好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些蠢话。
布洛克挖空心思，想让德·诺布瓦先生谈比卡尔中校。
“只要政府认为这里面确有蹊跷，”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就必然要有中校的证词。我知道，就因为我支持这种看法，我的同仁中不止一人曾大发雷霆。但是，依我看，政府应该让中校说话。一味回避，政府就无法摆脱困境，相反会陷入泥潭。在第一次庭审时，证词对中校非常有利。当他身穿戎装威武地走上法庭，用极其朴实、极其坦率的口吻讲述他的见闻和看法的时候，当他说‘我以军人的荣誉发誓（说到这里，德·诺布瓦先生的声音里微微颤动着爱国的热忱），我深信不疑’时，不可否认，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行了，看来他是重审派，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布洛克心想。
“可是，他同档案官格里布兰的对质把他一上来赢得的同情全部化为乌有：当人们听到这个老仆人，这个言而有信的男子汉说话的时候（德·诺布瓦先生真诚而有力地加重了下面的话），当人们看见他敢于正视他的上司，不怕同上司对质，用一种不容抗辩的口吻说：‘您瞧，中校，您知道我一生中从没有撒过谎，您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和往常一样讲的全是真话’，这时候，大家的看法就转变了，在以后几次庭审中，比卡尔先生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挽回败局。”
“不，他肯定是反重审派，这也在意料之中。”布洛克暗自思忖。“可是，如果他相信比卡尔是一个撒谎的叛徒，又怎能重视并引用他的揭发，似乎认为这些揭发很有魅力，真实可信的呢？如果相反，他把比卡尔看作一个坦率而正直的人，又怎能推测他在同格里布兰对质时撒谎呢？”
德·诺布瓦先生象这样同布洛克谈话，仿佛他们两人的意见一致似的，很可能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重审派，他觉得政府反对重审的立场还不够坚决，于是和重审派一样成了政府的敌人。也许还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具有更深刻的内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重审派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特殊形态，不值得一个胸怀外交大事的爱国者挂心。更确切地说，也许因为他的明哲的政治格言只适用于形式、程序和机会问题，而对实质问题，就显得一筹莫展了，正如在哲学上，纯逻辑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一样，或者因为他这种明哲的政治头脑使他感到讨论这些问题要担风险，为了谨慎起见，索性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布洛克错就错在他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性格即使不那么谨慎，思想即使不那么绝对，只要他愿意，还是会把亨利、比卡尔、迪巴蒂·德·克拉姆①的作用和这个案件的详情细节如实告诉他的。事实上，布洛克不可能怀疑德·诺布瓦先生了解事情真相。既然他同部长们有来往，怎么会不了解呢？当然，布洛克认为政治的真相可以被头脑最清醒的人大体地分析出来，但他和大多数国民一样，想象这种真相永远无可置疑地、实实在在地存在共和国总统和内阁总理的秘密档案里，而总统和总理肯定会把实情告诉各位部长的。
①迪巴蒂·德·克拉姆，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负责侦讯工作，篡改、编造罪证，加害德雷福斯。
然而，即使政治的真相与文件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件的价值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张X光片子的价值；人们一般认为病人的疾病会清楚地显示在X光片子上，其实X光片仅仅提供一个判断新的数据，它和其他许多数据汇合，医生据此作出推论和诊断。所以，当我们接近知情人并以为就要了解实情时，政治的真相却会偷偷地溜走。甚至在后来——还是谈德雷福斯案件——当亨利供罪，继而又自杀时，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主张重审的部长们立即同经办此案的卡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