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1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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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利用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出乎意外的热情，问问他能不能设法让我和他的嫂子见一次面，但就在这时，我感到我的胳膊象触了电一样，猛地震动了一下。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和他一秒钟前还“深受启迪”的“宇宙”法则背道而驰的原因——把他的手臂从我胳膊下抽走了。尽管他说话时眼睛一直前后左右四下张望，刚才他看见的也不过是德·阿让古尔先生罢了，他从一条横马路上走出来。比利时外交部长看见我们，显得很不高兴，用不信任的目光睃了我一下，仿佛在看一个不同种簇的人，那目光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看布洛克时的目光一模一样。他想避开我们。可是，德·夏吕斯先生似乎决意要向他表明他丝毫也不想躲着他，因为他招呼他了，仅仅是为了同他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怕德·阿让古尔先生认不出我来吧，德·夏吕斯先生对他说，我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罗贝·德·圣卢的好朋友，而他夏吕斯又是我外祖母的老朋友，能把对外祖母的好感转移一部分给外孙，这是他的快乐。然而，尽管我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的时候只是被介绍了一下名字，尽管德·夏吕斯先生刚才不厌其烦地谈了我的家庭，可我注意到，德·阿让古尔先生对我的态度比一小时前更加冷淡了，而且打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次见到我也总是这样冷淡。他用一种敌视而好奇的神情审视我，甚至好象在克服一种强大的阻力，当他离开我们时，他迟疑地向我伸出一只手，但很快就抽回去了。
“我为这个意外情况深感遗憾，”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阿让古尔出身高贵，但没有教养，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外交官，一个拈花惹草的坏丈夫，象剧中人那样奸滑刁钻。他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如果有一天能建立起友谊的话——万古长青，希望您能和我一样爱护它，使它免遭蠢驴的脚踢。那些蠢驴因为闲得发慌，或者笨手笨脚，或者一肚子坏水，看见什么能维持长久，就把什么踏扁踩平。不幸，社交界的多数人都是从这个模子里铸造成来的。”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样子非常聪明。刚才我们谈到了一场可能的战争。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专门的知识。”
“一点也没有，”德·夏吕斯先生冷冷地回答我。“女人，还有许多男人，对我刚才要同您讲的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嫂子这个人很有意思，她以为现在仍然是巴尔扎克小说中描写的时代，女人要对政治施加影响。如果您现在同她来往，如同您和社交界的接触一样，对您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正是我刚才要给您说的第一件事，没想到那个蠢驴把我打断了。我要您为我做的第一个牺牲——我给予您多少，就要求您牺牲多少——就是不要出入社交界。刚才我见您参加那个荒唐的集会，为您感到心疼。您会对我说，我不也去了吗，可是对我说来，这不是一次社交集会，而是串亲戚。等您将来有了名誉地位，如果有雅兴去社交界玩一玩，我看这倒也无妨。如果是这样，我对您的用处可就大了。我掌握着开门咒，可以让盖尔芒特府以及所有值得您出入的府邸为您敞开大门。我来当法官，希望您当好时间的主人。目前您羽毛未干，在社交场所露面会引起种种议论。切莫做出不得体的事来呵。”
既然德·夏吕斯先生提到他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件事，我想问问他，他同侯爵夫人是什么亲戚关系，她的出身如何，谁知说出口的却不是我要提的问题，而是关于维尔巴里西斯家的情况。
“我的上帝，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德·夏吕斯先生用一种好象在词上打滑的声音回答说，“就如同您要我对您讲什么叫微不足道一样。我婶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时心血来潮，再婚时嫁了一个地位低微的迪里翁先生，使法国最高贵的姓氏变得毫无价值。那位迪里翁心里盘算，他也许可以象小说中叙述的那样，不担任何风险地换一个断了嗣的贵族姓氏。他想没想过用拉都·德·奥弗涅①？他在图卢兹②和蒙莫朗西之间是不是犹豫过？这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说，他作了另一种选择，摇身一变，成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从1702年以来，已经没有一个人再叫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了，因此我心想，他改这个姓不过是为了谦卑地表明自己是巴黎附近一个叫维尔巴里西斯的小地方的人，在那里开了一家诉讼代理人事务所或一个理发店罢了。可我的婶母对她丈夫的意图却不以为然——况且，她已到了听不进任何意见的年纪。她打肿脸充胖子，硬说这个侯爵爵位是我们家祖传的，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信，想把事情做得冠冕堂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既然你自封了一个没有权利得到的名字，最好就不要制造那么多麻烦了，不如仿效我们那位杰出的朋友，所谓的德·M·伯爵夫人，她不听阿尔丰斯·罗特希尔德夫人的劝告，拒绝用增加给教会捐助的办法来换取一个徒有虚名的爵号。可笑的是，我婶母把凡是与真正的维尔巴里西斯家族有关的画全部垄断了，尽管她的亡夫迪里翁与这个家族毫无血缘关系。婶母的城堡变成了囤积维尔巴里西斯画像的地方。画像有真也有假，而且源源而来，越积越多，最后把盖尔芒特家族和孔代家族③的某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画像挤走了。画商每年都要为她制作画像。更不应该的是，她竟然把一张圣西门的画像挂在城堡的餐厅里，声称圣西门公爵侄女的第一个丈夫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其实，即使《回忆录》的作者④不是迪里翁先生前妻的曾祖父，也还有其他身分足以引起来宾的兴趣嘛。”
①拉都·德·奥弗涅家族是法国奥弗涅地区的古老家族，于十二世纪因拉都·德·奥弗涅城堡得名。
②图卢兹家族是法国古老家族，于九世纪建立图卢兹伯爵领地，十三世纪末，伯爵领地被王族吞并。
③孔代家族是波旁王族的一个支系。
④《回忆录》作者指圣西门公爵（1675—1755）。这部书追忆了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国的情况。
本来，当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不过是一个大杂烩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开始降低了，现在又听说她不过是迪里翁夫人，我就更对她嗤之以鼻。我认为，一个女人，如果不久前才获得她的爵号和姓氏，就不应该拿王族的友情招摇撞骗，欺蒙同时代人，欺蒙后代。她又变成了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那个毫无贵族气派的女人。这样一来，她周围的那些贵族亲戚在我看来就与她毫不相干了。后来，她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我有时也去看她，她也不时地赠给我一些纪念品。但我再也不把她看成圣日耳曼区的人了。假如我想了解圣日耳曼区的情况，她恐怕是我要请教的最后一个人。
“假如您现在就涉足社交场所，”德·夏吕斯先生继续说，“就有可能影响您的前程，使您的才智和性格变形。此外，交朋友要格外小心。您可以有情妇，只要您家里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这我不管，我甚至只会鼓励您，小下作坯，一个很快就需要修脸的小下作坯！”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抚摸我的下巴。
“但在男人中交朋友就非同小可了。现在的青年，十之八九是个流氓，小混蛋，他们会给您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噢，必要时，我的外甥圣卢倒可以做您的好朋友。他对您的前途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不过，只要有我在，您就不愁没有前途。总之，当您对我感到厌烦时，您和他一道出门玩玩，我看这似乎不会有什么坏处。至少，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是那种女性化的男人，如今这种人到处都是，看上去就象小瘪三，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把无辜的牺牲品送上断头台。（我不知道，“小瘪三”是什么意思。谁要是听见这个俚语，也会和我一样大吃一惊。上流社会的人总喜欢用俚语，而那些做了某些事情又明知会招致谴责的人，总喜欢公开谈论这些事。他们认为这是纯朴的标志，但他们昏头昏脑，没有掌握分寸，不知道玩笑开过了头会变得可笑，会使人反感，会成为伤风败俗而不是纯朴的标志。）圣卢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可爱，很严肃。”
听到德·夏吕斯先生说圣卢“严肃”，我不禁笑了。他说这个词时，声调非常特别，仿佛要赋予它“贞洁”、“品行端正”的意思，就象在说一个青年女工生活“严肃”一样。这时一辆出租马车歪歪斜斜地开过来了；一个年轻的马车夫，坐在车内的软垫子上，而不是在自己的座位上驾车，看起来有三分醉意。德·夏吕斯先生连忙叫车停下。马车夫同他讨价还价。
“您上哪？”
“您要去的那个方向（我很吃惊，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已经拒绝过好几辆挂着同样颜色车灯的马车了）。”
“我不想回到我的座位上去。我还在里面呆着。您不会介意吧？”
“可以，不过得把车篷放下。好了，别忘了我同您说的话，”德·夏吕斯先生离开我时又对我说，“我给您几天时间，您把考虑的结果写信告诉我。我再说一遍，我必须每天见到您，我要您保证做到诚实，守口如瓶，况且，应该说，您似乎已经做过保证了。可是，我一生中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也就不再相信表面现象。他妈的！最起码也得让我在放弃一个宝库之前，知道把它交给谁呀！好吧，记住我提的建议，您和赫丘利①一样，走到了十字路口，不幸的是，您没有那样强健的肌肉。千万不要放弃选择通往道德的路，否则您会后悔一辈子的。怎么，”他对马车夫说，“您还没把车篷放下哪？我只好亲自动手了。再说，既然您醉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这车也得由我来赶了。”
①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他跳上车，坐到马车夫身边。马车飞快跑了。
且说我这边回到盖尔芒特府，正碰上我们家的膳食总管在同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谈话，一个是重审派，一个是反重审派，谈话内容和刚才布洛克同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相同，但从形式上看，两个膳食总管的谈话简单干脆、阴阳怪气、毫不容情：实际上成了一场争吵。的确，在法兰西祖国联盟和人权联盟的上层知识分子中针锋相对的真理和谎言已广泛传播到下层人民中间了。雷纳克先生施展策略，利用了那些和他从没有见过面的人的感情。德雷福斯案在他的理智面前不过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定理，他确实以一种希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合乎理性的政治纸牌戏（有人说是针对法国的）“论证”了这个定理。他用两年时间，终于使克雷孟梭①内阁代替了比约②内阁，彻底改变了舆论，把比卡尔救出监牢，并且徒劳无益地让他当上了陆军部长。也许这个操纵群众的唯理主义者自己也受到他祖先的操纵。既然包容最多真理的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是由一种感情强加给这个体系的创始人的，那么怎能假设，在象德雷福斯案那样简单的政治事件中，这种感情不会在推理人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握推理人的理智呢？布洛克自以为是按照逻辑选择重审派的，然而他明明知道他的鼻子、肤色和头发却是犹太人种强加给他的。理智可能更自由一些；但它却服从于某些并不是由它自己规定的法则。两位膳食总管之间的争论情况比较特殊。重审派和反重审派自上而下把法国分成两部分，这两股波涛发出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寥寥可数的回声却很真诚。在一次大家避而不谈这一案件的谈话中，当我们听到有人小心翼翼地报告一个通常是不真实的，但却受人欢迎的政治消息时，我们可以从报告人预言的目标推断出他的倾向。于是在某些问题上就有了冲突，一边是遮遮掩掩的传教热忱，另一边是道貌岸然的愤慨。我进屋时听到正在争论不休的两个膳食总管当然是例外。我们家的那位说德雷福斯有罪，盖尔芒特家的说他无罪。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隐瞒各自的信仰，而是别有用心，赌红了眼。我们家的那位对案子能不能重审心中没有把握，他想先发制人，这样倘若重审派失败，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也就不敢为正义事业的失败而幸灾乐祸了。而盖尔芒特家的心想，假如政府拒绝重审，我们家的膳食总管会因为看到一个无辜者仍被囚禁在魔鬼岛上而增加烦恼。门房看着他们争吵。我似乎觉得这次在盖尔芒特府的佣人中出现的分裂不是由他挑起来的。
①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二帝国时属左翼共和派，后为激进派领袖。1906年和1920年间曾两度任内阁总理。
②比约（1828—190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82年到1883年和1898年曾两次任陆军部长。
我上楼回到家里，发现外祖母病得更厉害了。一些日子以来，她常叫身体不舒服，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和我们的躯体——一个不同界的存在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万丈深渊把我们同躯体隔开，它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无法让它理解我们。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强盗，不管是什么样的强盗，即使不能让他们同情我们，至少，也可以用利益打动他们。可是要躯体怜悯我们，这就如同对牛弹琴，徒费口舌。对躯体而言，我们的话不会比水声更有意义，而我们却要和它一起生活，不免惶恐不安。我外祖母常常觉察不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因为她的注意力全放在我们身上。当她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为了治好病，她总想弄清楚得的是什么病，但却枉费心思。如果说她身体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在她的思想上仍然是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话，那么这些病症对于和它们属于同一界的创造物①来说却是清清楚楚，很好理解。人的思想要弄清楚躯体对它说了什么，最后总要求助于这些创造物，正如要知道一个外国人回答什么，必须找他的一个同胞来当翻译一样。它们能和我们的躯体交谈，告诉我们躯体在大发雷霆，还是即将息怒。我们把戈达尔大夫请来给我外祖母看病。他一听到我们说外祖母病了，脸上就露出莫测高深的微笑，问我们：“病了？不至于是外交病②吧？”这使我们又气又恼。为了解除病人的焦躁不安，他叫她试用以牛奶为主的食谱。外祖母每餐都吃牛奶做的浓汤，可是并不见效，因为她在汤里面放了许多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盐对人体有害处（维达③还没有研究出来）。医学是医生一个接一个犯下的互相矛盾的错误之综合；你把最好的医生请来看病，你有幸求助于一个真理，可是几年后，这个真理很可能被认为是谬误。因此，要不是不相信医学比相信医学更荒唐（因为从错误的积累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真理），否则的话，相信医学很可能是天下最大的荒唐了。戈达尔吩咐我们给外祖母试体温。有人拿来了体温表。体温表的玻璃管几乎是空的，看不见水银，勉强能看见银色的蝾螈卧在它的小槽里。它仿佛死了。我们把玻璃管塞进外祖母的口腔（玻璃管在外祖母的嘴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