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1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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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是从敞开的门里进来的穿堂风可是够人受的。于是，弗朗索瓦丝赶紧离开电工，一面还大声问候他的妻子和内兄，刚才她忘记说了。讲礼貌是贡布雷的一大特点，弗朗索瓦丝甚至把它用进外交中了。那些傻瓜们认为，丰富多采的社会现象为人们提供了深入研究人类灵魂的好机会，其实他们应该懂得，只有深入研究一个人，才有可能了解这些现象。弗朗索瓦丝曾不厌其烦地对贡布雷的园丁说，战争是最疯狂的罪恶，什么也比不上生存的重要。然而，当俄日战争爆发后，她看见法国没有参战，没有帮助“可怜的俄国人”（“既然同他们是盟友”，她说），就觉得对俄国沙皇过意不去。她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尼古拉二世的失礼，因为他“对我们从来只说好话”。遵照同一个礼仪准则，絮比安请她喝酒时，她从不拒绝，虽然她知道这杯酒会“引起消化不良”；同样，在我外祖母垂危时刻，她认为她不能不去向那个白跑了一趟的心地善良的电工道歉，否则，就象法国对日本保持中立那样，会落个不诚实、不守信的罪名。
　　弗朗索瓦丝的女儿要离开好几个星期，这样快就摆脱了她，这对我们是件大好事。在贡布雷，如果有人生病，人们总要给病人亲属一番劝告：“你们也不设法带病人出去走一走，换换空气，恢复一下食欲，等等”，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不仅重复这些陈词滥调，而且还凭空想出了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见解，她每次看见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好象要强迫别人相信似的：“她应当一开始就彻底治一治。”她主张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都可以采用，只要能彻底治病就行。至于弗朗索瓦丝，她看见我们给外祖母用药很少，一方面感到很高兴，因为她认为药物对胃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更觉得丢脸。她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南方，比较富裕。他们的女儿青春少年就病魔缠身，二十三岁便玉殒香消。在她生病的那几年中，她父母几乎倾家荡产为她买药，给她请各种医生，把她送往一个又一个温泉“治疗地”，直到她最后死去。然而，弗朗索瓦丝认为，这对她的亲戚犹如一种奢侈品，就好象他们有过几匹赛马和一座城堡。他们虽然为失去爱女而心痛欲裂，但他们也为给她治病不惜钱财而感到光荣。他们现在囊空如洗，尤其是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掌上明珠，但他们总爱在人前夸耀说，他们为她做了一切，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只能做到这样，甚至不如他们。最使他们得意的是，他们可怜的女儿一连几个月，每天照好几次紫外线。父亲在悲痛中感到几分光荣和自豪，有时竟然把他的爱女比做巴黎歌剧院的一颗明星，为她倾尽了全部家产。弗朗索瓦丝对这些尽心尽力的表演不会无动于衷。她觉得，我们为外祖母治病不大尽心，只适合在外省一个小舞台上表演。有一段时间，尿毒症使我外祖母出现了视觉障碍，连续几天什么也看不见。她的眼睛看上去丝毫不象是瞎子的眼睛，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当有人进来时，我看见她笑得很古怪，才明白她看不见了。一有人开门，她就开始微笑，一直笑到我们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候时才收住。这个微笑开始得太早，然后凝固在唇际，一成不变，但总是对着门口，努力让四面八方都能看见，因为它不再有视力帮它起调节作用，为它指明时刻、方向和目标，使它随来人的位置和表情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孤孤单单，形单影只，没有眼睛的微笑为它分散一些来人的注意力，因而在不自然中显得过分装腔作势，使人感到亲切得有点过头。不久视力恢复了，游移不定的病痛从眼睛转到耳朵。我外祖母耳聋了几天。她怕有人会突然进来，而她却听不见，于是，她随时（尽管脸朝着墙壁）都会突然把头转向门口。可她的脖子转动很不灵活，因为培养用眼睛听声音（且不说看声音）的习惯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最后痛苦减轻了，但讲话的障碍却有增无已。外祖母每说一句话，我们几乎都要叫她重复一遍。
　　现在，外祖母感觉到大家听不懂她的话了，干脆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躺着。当她看见我时，她就象突然没了空气似地身子猛地一颤，她想同我说话，但只吐出几个不清楚的音。于是她无可奈何地把头重新落到枕头上，疲惫地躺在床上，犹如大理石般严肃、冷漠，两只手一动不动地贴在床单上，或者机械地做着一个动作，象是在用手帕擦指头。她不想思考。接着，她开始经常烦躁不安。她老想起床。但是我们尽量不让她起来，怕她发现自己已经瘫痪。有一天，我们让她一个人呆了一会儿，我发现她穿着睡衣站在窗口，想打开窗子。
　　在巴尔贝克时，有一天人们救了一个不愿意被人救的投水自尽的寡妇，寡妇对我说（也许是为一种预感所驱使，有时候，我们能从自身神秘莫测的、但似乎能反映未来的器官生活中得到预感），她没见过象这样残酷的事，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想死，却不让她死，偏要她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
　　我们急忙上前扶外祖母，她同我母亲进行了一场近乎粗暴的搏斗，最后败下阵来，被强行按在安乐椅上。她已没有愿望，也没有遗憾，她的脸又变得没有表情了。她开始仔细地把皮大衣掉在她睡衣上的毛毛一根根地捻掉。这件大衣是我们刚才手忙脚乱地给她披上的。
　　她的眼神完全变了，时常充满忧愁、哀怨和惊慌，再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而是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老妪所特有的那种无精打采的眼神。
　　弗朗索瓦丝老问我外祖母想不想梳头，问多了她也就相信这是我外祖母自己提出来的了。她拿来了毛刷、梳子、香水，还有一条披肩。她说：“我给阿梅德太太梳梳头，累不着您的。身体再虚弱，让人梳头总是可以的。”换句话说，谁也不会虚弱到不能让人给梳头的地步。但是，当我走进房间，看见弗朗索瓦丝那双冷酷无情的手在不停地摆弄一个脑袋，脑袋被摆弄得时而精疲力竭，时而疼痛钻心，无法保持必需的姿势，东歪西倒，脑袋上垂老的头发无力忍受梳子的接触，发出哀怨，可是弗朗索瓦丝却神情兴奋，仿佛正在使我外祖母恢复健康。我看到弗朗索瓦丝快梳完了，不敢催她，也不敢对她说：“够了”，怕她不服从我。但是，我看见弗朗索瓦丝残忍而无辜地把一面镜子放到外祖母面前，让她看看头梳得满意不满意，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开始，我为能及时地从弗朗索瓦丝手中夺走镜子，没有因一时疏忽而让外祖母从镜子里看见她自己无法想象出来的模样而感到高兴（我们一直十分小心，不让她接触任何镜子），可是，唉！我只高兴了一会儿，当我俯身吻她那被摆弄得精疲力竭的美丽额头时，发现她用一种惊奇的、不信任和气愤的目光看着我：她没有认出我是谁。
　　据我们的医生说，这是脑充血加重的一种征兆。必须把血抽掉。戈达尔大夫踌躇不决。弗朗索瓦丝希望医生采用“划痕”吸杯法，但把“划痕”说成了“挖痕”。她在我的词典中找这个词，但没找到。即使她说“划痕”，而不是“挖痕”，也休想找到，因为她查错了词的部首，她嘴里说的是“挖痕”，但写起来（因而也就认为这是正确的写法）却成“滑痕”了。使她感到失望的是，戈达尔大夫倾向于——但不抱很大希望地——用蚂蝗。几个钟头后，我走进外祖母的卧室，看见黑乎乎的小蛇爬满了她的颈背、太阳穴和耳朵，在她血淋淋的头发中扭动，就象在美杜莎①的头发中扭动一样。可是，在她苍白而镇定的、静止不动的脸孔上，我看见一双睁得很大的、明亮而安详的眼睛，还象从前那样漂亮（也许比病前更充满智慧，因为她不能够说话，不能够动弹，全凭她的眼睛表达思想，多亏蚂蝗从她身上吸走了几滴血，她的思想似乎可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再生），火光照亮着病人面前重新获得的世界。她的平等不再是绝望音的逆来顺受，而是希望者的顺从。她意识到她的病情将要好转，她要小心谨慎，不想动弹，只是赐给我一个动人的微笑，让我知道她感觉好了一些，同时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①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原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谁要是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我知道，有些动物外祖母一见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更不用说把它们放到身上了。我知道，她是为了有好的治疗效果才容忍蚂蝗爬在她头上的。因此，当弗朗索瓦丝象逗孩子似地嬉笑着对我外祖母说“啊！瞧那些小虫在太太头上跑得多欢”时，我又气又恼。何况，这是对我们病人的不尊重，好象她变得年老昏聩了。但外祖母却象没听见似的，脸上露出了禁欲主义者的勇敢而平静的神态。唉！蚂蝗一撤走，就又开始充血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外祖母的情况很糟，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弗朗索瓦丝却时常离开病房，因为她给自己定做了一套丧服，不想让女裁缝等她。在大多数妇女的生活中，不管什么事，哪怕是最悲伤的，最后总要有一个试穿衣服的问题。
　　几天过去了。一天，我正在睡觉，母亲半夜里把我叫醒。她象一个遇到严重情况，内心极度痛苦，但又不想给别人带来任何烦恼的人所做的那样，关心和体贴地对我说：“原谅我，打搅你睡觉了。”
　　“我没睡着，”我醒来时回答说。
　　我没有撒谎。觉醒会引起很大的变化，与其说把我们带进了清晰的意识活动，毋宁说使我们忘记了乳白色海底下那种朦胧的智慧之光。刚才我们还在其中遨游的朦朦胧胧的思想使我们产生了足够的意念，把这些思想命名为醒着，可是这时候，觉醒遇到了记忆的干扰。不久，我们就把这些朦胧的思想叫做睡眠，因为我们记不清想的是什么了。当这颗明星闪闪发光，在睡眠人觉醒之际，照亮他身后的整个睡眠时，睡眠人在一瞬间会相信自己没有睡着，而是醒着；其实，这是一颗流星，随着光亮消失，不仅带走了梦的虚假的存在，也带走了种种梦境，使醒来的人对自己说：“我睡着了。”
　　母亲问我，现在能不能起床，会不会感到太累，她的声音是那样温柔，生怕把我弄疼；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
　　“可怜的孩子，现在你没有别人，只有你的爸爸和妈妈可依赖了。”
　　我们走进卧室。一个人蜷曲着躺在床上，一点也看不出是我的外祖母，倒象一个动物，披着外祖母的头发，躺在外祖母的被窝里，喘息着，呻吟着，被子随着她身体的抽搐而抖动。她眼睛闭着。但眼皮与其说是睁着，不如说合得不严，因而露出了一角眼珠，没有光泽，蒙着一层眼屎，反射出昏暗的视力和阴沉而痛苦的内心。外祖母焦躁不安，这不是做给我们看的，因为她既看不见，也不再有意识了。可是，如果说在床上骚动的仅仅是一个动物，那么我外祖母又在哪里呢？然而，从鼻子的形状可以认出是她。现在，她的鼻子同脸孔的其余部分已不成比例，但鼻角上的那颗痣却依然存在。还有，那只掀开被子的手也可以使人认出是她的手。要是在从前，这个掀被的动作可能意味着被子压得她难受，而现在却什么意思也没有。
　　妈妈要我去拿点水和醋来，给外祖母擦额头。妈妈认为，只有水和醋才能解除外祖母的烦躁，因为她见她想把头发掠开。可是有人在门口招手叫我出去。外祖母垂危的消息不胫而走，已传遍整座房子。刚才，一个“临时短工”（在非常时期，为了减轻仆人的疲劳，便临时雇一些短工帮忙，因此，病人垂危时刻某种意义上有点和过节一样）为德·盖尔芒特先生开了门，公爵呆在前厅里要求见我；想躲也躲不开了。
　　“亲爱的先生，我刚获悉可怕的消息。我想握一握您父亲先生的手，向他表示慰问。”
　　我请他原谅，对他说，在这个时候打搅我父亲恐怕不行。德·盖尔芒特先生来得太不是时候，就象赶上人家正要去旅行。但他觉得向我们表示礼貌太重要了，便一叶蔽目，不见其余，非要进客厅不可。一般说来，当他决定向某个人表示礼貌时，就一定要把那套礼节全部完成，很少管人家的行李是不是整好，或者棺材是不是备好。
　　“你们请过迪欧拉富瓦大夫吗？这可是个大错误。如果你们叫我去请，他看在我的面上一定会来的，他对我什么也不会拒绝，尽管他曾拒绝过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您看，我毫不客气地凌驾于一位王族公主之上了。再说，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嘛，”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这句话并不是要我相信我外祖母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而是可能觉得老谈他对迪欧拉富瓦大夫的影响和他比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更有优势，会让人感到庸俗。
　　此外，我对他的建议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盖尔芒特一家提起迪欧拉富瓦，就象在说一个无与匹敌的“供货人”，只是更尊敬一些罢了。莫特马尔老公爵夫人（令人费解的是，每当人们谈到一位公爵夫人，几乎总要加一个“老”字，或者相反，如果是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便以一种在华托①的画中人物脸上能看到的狡黠表情，在公爵夫人前面加一个“小”字）出身在盖尔芒特家族，每逢有人生了重病，她总是眨巴着眼睛，几乎是机械地喊着“迪欧拉富瓦，迪欧拉富瓦”，正如需要冷饮时喊“普瓦雷—布朗施”，需要花式糕点时喊“勒巴代”一样。但我不知道我父亲恰恰刚请了迪欧拉富瓦大夫。
　　
　　①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他创造了抒情的画风，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淫逸生活。画中人物带有沉思忧郁之感，反映出贵族阶级精神上的空虚。
　　这时，我母亲要给外祖母输氧，左等右等也不见送氧气袋来，她也到前厅来了，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我真想把他藏起来。但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认为，什么也比不上把他介绍给我母亲重要，认为这会使我母亲高兴，而且，要维护他十全十美的绅士声誉，非这样做不可，于是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尽管我连连喊“先生，先生，先生”，就象反抗强奸那样自卫着，他仍然把我拉到妈妈跟前，对我说：“如果您能把我介绍给夫人，您的母亲，我当不胜荣幸”，他在说“母亲”的时候，声音有点儿变调。他觉得这对我母亲是一种荣誉，不由得做出一个应时的笑容。我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作了介绍，他乐得打蹦儿，连忙点头哈腰，还要把整套礼节表演一遍。他甚至想同我母亲交谈，但我母亲正悲痛欲绝，叫我快去，顾不上回答德·盖尔芒特先生的问候。德·盖尔芒特先生原以为会受到接待，却不料一个人被甩在前厅，要不是看见圣卢此刻进来，他就只好出去了。圣卢是那天上午到巴黎的，他跑来打听我外祖母的病情。“啊！她很好！”公爵快乐地嚷道，一面抓住他外甥的一个纽扣，差点儿把扣子拽下来。我母亲此刻正好又经过前厅，他也不在乎我母亲看见。尽管圣卢的悲痛发自内心，但我认为，如能避免同我见面他只会高兴，因为他对我有抵触情绪。他被他的舅父拖走了。他舅父有要事同他说，差点到东锡埃尔去找他，没想到可以免走这一趟了，不禁大喜过望。“啊！要是有人对我说，我只要穿过院子，就能在这里找到你，我会以为他在胡说八道。正如你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