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2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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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电梯司机焦躁不安的痛苦心情有增无减。平常，他总是满脸堆笑，对我显得忠心耿耿，可现在他连这也给忘了，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也许他被“派走”了。倘若果真如此，我答应一定设法让他留下做事，关于旅馆的人员问题，经理曾许诺在先，不管我有什么决定，他都照办不误。“您愿意怎么办，都随您的意，我事先认可了。”我刚步出电梯，才猛然醒悟到电梯司机为何一副绝望而又凉愕的神情。原来是因为阿尔贝蒂娜在场，我平常上电梯时都自然而然施给她一百个苏，可这次却没有给。这个傻瓜，他非但没有明白我是不愿当着第三者的面施予小费，反而认为这下算是彻底完了，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施舍他任何东西了，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他想象我已经落到了“手头拮据”（象盖尔芒特公爵所说的那样）的地步，可如此设想远远没有激起他对我的任何恻隐之心，反而陡生了一种可怕的自私的失望心理。我暗中思忖，我并不象母亲认为的那么不理智，记得有一天，面对对方那种焦躁不安的等待心情，我不敢不又掏出一份过高的小费，就在前一天，我还过分地施舍过。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纤毫的疑心，总把平常那种欢快的神情欣然视为忠诚的表示，如今在我看来，赋予如此意义，显然是自己辨别力不怎么可靠。眼看电梯司机就要在绝望之中准备投下五楼，看他那副样子，我们心自问，如果爆发一场革命，我们的社会地位相互起了变化，电梯司机摇身一变成了资产者，不要说客客气气为我开电梯，只要不把我从电梯上推下去，就算万幸了；我心里揣摩，在某些平民百姓阶层，是否比上流社会还更伪善，确实，在上流社会，我们一旦不在场，就会有人说三道四，但要是我们真成了落难之人，还不至于再凌辱我们吧。
但是，万万不能据此断言，在巴尔贝克大旅馆，最计较个人得失的是电梯司机。就这点而言，服务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对顾客有所区分的人，相比之下，他们对一位年迈的贵族老爷（他竟能避开他们二十八天，把他们推给德·博特雷耶将军）合情合理施予的小费更为感激，而对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随意的慷慨赠予却不以为然，因为阔佬的这等举动正好暴露出一种失礼，只是当着阔佬的面，他们才道谢称善而已。而另一类人，在他们眼里，什么贵族身份，聪明才智，什么名望地位，风度举止，全都不存在，看得见的仅是数目的大小。对后一类人来说，唯有一个等级，这就是拥有多少金钱，或干脆能给多少。尽管埃梅自诩具备丰富的社交常识，因为他在很多旅馆当过差，但也许他本人就属于这后一类。比如谈起卢森堡公主，他会这样发问：“这玩艺儿里钱多吗？”（打这个问号，为的是了解清楚或彻底查核他所获悉的内情，以便决定给某某顾客提供一位巴黎“高厨”，或保证安排一张处在进口左侧的雅座，可尽览巴尔贝克海景）进行类似的掂量时，他至多附上一种社会性的色彩，象是在了解对方家族的老底。尽管如此，虽然内心在斤斤计较，但他表面上却没有纤毫的显露，不象电梯司机那样愚笨，一脸绝望的神色。说来，电梯司机如此幼稚，也许事情还更简单些呢。一座大旅店，类似过去拉谢尔所在的妓院，其方便之处就在于无需借助任何中间人，尽管某位男雇员或哪位女服务员一直绷着冷冰冰的脸，但只要看见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一千法郎当然更好，哪怕这一次是施予他人，也准会笑逐颜开，主动效劳。恰恰相反，在政治领域，或在情人的相互关系中，在金钱与顺从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名堂。其名堂之多，致使那些说到底总是见钱眼开的小人却往往难以沿着通达他们心灵深处的路线发展，而是自以为更微妙，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再说，类似“我知道我还该做些什么，明天呀，就该到太平间找我去了”这种谈话，并不失礼貌，而且听得也清楚。正因为如此，在礼仪周全的上流社会，很少遇到小说家、诗人和所有那些不该说的却偏偏要说的高尚的人。
我们身无旁人，刚步入走廊，阿尔贝蒂娜便迫不及待地问我：“您到底对我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对她态度生硬是否自食其果，给自己造成痛苦？莫非我这种生硬的态度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花招，目的在于迫使女朋友在我面前摆出一种恐惧和请求的姿态，我藉此可以对她进行盘问，也许最终可以弄清我长期以来对她的两种假设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听她这么一问，我顿时感到乐滋滋的，仿佛终于达到了某个企盼已久的目标。我没有马上回答，一直把她领到房门前。门打开了，涌进玫瑰色的阳光，照彻了整个房间，黄昏时分拉上的白色平纹细布窗帘由此成了金黄色的锦缎。我走到窗前；海欧又停息在浪尖，眼下浑身披着粉红的色彩。我让阿尔贝蒂娜细心观看。“别转移话题。”她冲着我说，“请跟我一样，开诚布公。”我撒了谎。我向她声明，她首先该好好听一听我的交待，近来，我对安德烈感情炽烈，向阿尔贝蒂娜作如此交待时，我直截了当，毫无隐讳，堪与舞台上的场面相比，但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除非旧情已经忘却。在我初次逗留巴尔贝克之前，我对希尔贝特也曾这样撒谎，这次故伎重演，手法略有变换，目的在于使她倍加听信我的话，当我向她说明对她已经不爱时，我甚至和盘托出，说我过去差点爱上了她，但时过境迁，如今她对我来说只是一位好友，即使我愿意，再也不可能重又对她产生更为热烈的感情。所有过分怀疑自己，既不相信哪位女人会爱上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自己会真的爱上哪位女人的男人无一例外，他们在爱情上往往采取二拍节奏，而我当着阿尔贝蒂娜的面，故意对她冷酷无情，实际上——由于某个环境所致，并针对某个特殊的目的——恰恰突出了这种二拍节奏，表现得更为铿锵有力。这种男人颇有自知之明，他们了解自己，即使对那些趣味迥异的女人，也会燃起同样的希望，产生同样的焦虑，编造同样离奇的故事，倾吐同样动听的话语，以最终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及行为与那位心爱的女性并无密切、必然的联系，只是从她身旁掠过，犹如冲击悬崖峭壁的潮水，溅她一身水，始终迷惑着她，与些同时，他们本身那摇摆不定的情感又陡添了满腹狐疑，疑心那位女人并不爱他们，而他们却是多么希望得到她的爱。既然是她在我们欲望迸发之时偶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偶然的因素为何却会致使我们成了她泄欲的目标？我们一方面需要向她倾诉衷肠，这爱的感情是多么特殊，与邻人使我们产生的普通的人情味迥然不同，可我们刚刚迈出一步，向心爱的女子倾诉了衷肠，表白了希望，遂又忧心忡忡，担心惹她生厌，心里乱七八糟，觉得对她使用的语言没有特意为她加工过，只是我们在过去和将来与人交往时为我们服务的普通语言，感到若她不爱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而同时又觉得自我表白时缺少情趣，象卖弄学问之徒那样厚颜无耻，不看对象，在愚昧无知者面前故弄玄虚。正是这种担心，这种耻辱感引起了反节奏，导致了逆流，而最终又产生了需要，哪怕开始时退却，猛地收回先前公开表露的好感，最终也还是需要重新发起进攻，重新赢得尊敬，获得统治；在同一种恋情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与类似的恋情相关的各个时期，在所有那些自我解剖，颇有自知之明，从不自视甚高的人心间，这种双重节奏清晰可辨。倘若在我刚刚向阿尔贝蒂娜作的坦诚交待中，这一节奏比往常略有加重的话，那么，其目的仅仅在于使我得以更迅速、有力地转向那一截然相反的，由我的柔情所标明的节奏。
由于时隔已久，我再也不可能重新爱上她，对我这番话，似乎阿尔贝蒂娜肯定难以相信，于是，我用了诸多实例来证明被我称为性格古怪的东西，这些实例全都引自我所结交的女人，无论是她们的过错还是我自己的过错，反正我错过了爱上她们的时机，事后不管我有多渴望，再也难以重新获得那一时光。就这样，我既象是在对她表示歉意，仿佛请她原谅一种无礼举动，宽恕我无法重新开始爱她，同时又在想方设法，试图让她明白这一举动的心理原因，似乎它们是我特殊心理的产物。我如此自我表白，对希尔贝特这一实例大加发挥，确实，就希尔贝特而言，我说的全是实话，可一旦用以说明阿尔贝蒂娜，真实的成分却变得微乎其微，我无可奈何，只能尽量证明我的论点尚合情理，而表面又装出一副样子，自认为这些说法难以接受。我感觉到阿尔贝蒂娜已经认为我“开诚布公”，对此表示赏识，并承认我推理清晰，明确，这时，我遂对自己直言不讳表示歉意，对她说，我清楚说实话会惹人不高兴，况且对我的这番实话，她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恰恰相反，她对我的坦诚表示谢意，并补充说，她对这种极为常见，非常自然的精神状态心领神会，十分理解。
对安德烈的所谓感情以及对阿尔贝蒂娜的冷漠态度，我向阿尔贝蒂娜作了一番交待之后，为了显示出这番话纯粹是肺腑之言，并未夸大事实，我还附带作了保证，让她对我的态度不要过分当真，这样一来，我便无需担心阿尔贝蒂娜会把此视作恋情，终于可以对她甜言蜜语，很久以来，我一直避免这样做，而现在我感到这是多么美妙。我差不多在抚爱我的知心女友；当我谈起我心里爱着的她的那位女友，我不禁热泪盈眶。可一涉及具体事实，我末了又对她说，她知道何为爱情，知道爱是敏感的，痛苦的；我并对她说，作为我过去的女朋友，她也许会心甘情愿，解除给我造成的巨大痛苦，如果我敢再重复一遍而不至于惹她生气，那么她既然已不为我所爱，自然就不可能直接地，而应该间接地采取伤害我对安德烈的爱这种方法，为我解除痛苦。我突然打住话头，望着一只孤独、匆忙的巨鸟，并指点阿尔贝蒂娜观看，那只巨鸟在遥远的前方，搏击长空，富有节奏地拍动着两片羽翼，在海滩上方飞速向前。海滩上，光光点点，犹如撕碎的小红纸片，巨鸟没有放慢速度，没有分散注意力，也没有偏离自己的路线，径直飞过海滩，俨然似一位使者，肩负使命，要把一份紧急而又重要的书信送往远方。“它呀，至少是径直飞往目标！”阿尔贝蒂娜一副怪嗔的神态，对我说。“您对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您不了解我想说的心里话。多么难以启齿啊，我情愿不说。要是说出口，肯定会惹您生气；最终也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来与我心爱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幸福而言，二来又要失去一位好朋友。”“可我不是向您发誓了吗，我决不会生气。”她的神情是多么温柔，顺从中含着几多悲切，仿佛期待从我身上获取她的幸福，我不禁难以自己，憋不住要去亲吻——简直就象亲吻母亲那样高兴——这副新面孔，它不再是过去那活泼、绯红的脸，象一只淘气、爱恶作剧的小猫咪，翘着玫瑰色的小鼻子，反而象满腔的悲伤浇铸在善良的模子里，溶开了，压扁了，垂下来了。撇开我的爱情不谈，就象不考虑与她毫不相干的持久的爱一样，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面对这位诚实的姑娘，不禁动了怜悯之心，她向来只习惯于别人待她亲切、正直，满以为我是她的挚友，没想到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折磨着她，简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我之所以对阿尔贝蒂娜产生了深深的恻隐之心，是因为我站在纯粹人道的立场上，这种立场超脱于我们两者之外，我的嫉妒的爱心便因此而荡然无存，倘若我爱着她的话，也许还不至于对她深表同情。在这一由爱的表白到产生不和（要通过连续不断的逆向运动，打成一个无法松解的死结，把我们紧紧地系在某人身上，这种办法最可靠，最有效，也最危险）的有节奏的摇摆之中，在构成两个节奏要素之一的退缩运动之中，还有何必要区分人类同情心的逆流呢？这股殷逆流与爱情主流，尽管在无意中有可能产生于同一的原因，但导致的岂不也是同样的效果？当事后回首一下对某位女子的所作所为，人们往往意识到，表露自己的爱，追求他人的爱以及争取获得垂青的种种欲望并不比因人道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占有更多的位置，人们常出于普普通通的道德义务，向自己倾心相爱的人赔礼道歉，似乎对她无爱情可言。“可我到底能怎么办呢？”阿尔贝蒂娜问我。有人敲门；是电梯司机。原来阿尔贝蒂娜的姨母从旅馆经过，顺便下车看看她是否在，以便接她回府。阿尔贝蒂娜差人回话，说她走不开，也拿不准何时回去，让他们先吃晚饭，别等她了。“可您姨母会生气的？”
“哪儿的话！她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