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2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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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与他们都沉没了。“再见了，我的小萨尼埃特，明天一定得来，您晓得我丈夫很喜欢您，他喜欢您的幽默，您的聪明；但是，您很清楚，他虽然爱突然生气，但要是他见不着您，他委实受不了。他每次见到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萨尼埃特来了吗？我真想见到他！’”
①意大利南部城市，建于公元前197年。因有欧洲最早的医科学校，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从来没说这样的话，”维尔迪兰先生对萨尼埃特说道，故作坦率，似乎与女主人哄骗萨尼埃特的话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无缝。他接着看了看表，无疑是为了避免在幕色潮气中为道别而耽搁时间，他吩咐马车夫们不要拖延，但下坡时务必小心，保证我们不误火车。火车会把常客们一个个送到各自的站头，最后一个是我，没有一个坐到巴尔贝克这么远，而最早下车的是康布尔梅夫妇。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马走夜路上拉斯普利埃，便同我们一起坐火车去杜维尔—费代纳。这一站实际上不是离他们府上最近的车站，它离村庄颇远，到城堡就更远了，离家最近的实际上是拉索尼站。到杜维尔—费代纳车站时，德·康布尔梅先生坚持要给维尔迪兰家的车夫（恰巧是那个精神忧郁，可爱却敏感的车夫）“钱币”，如弗朗索瓦丝所说，德·康布尔梅先生乐善好施，这不如说是从“他妈妈那边”继承下来的品质。但是，或许是“他爸爸方面”的基因在这里进行了干预，他一边给钱，一边又后悔刚才犯了一个错误，不觉犹豫起来——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看清楚，竟把一个苏当一个法郎送了出去；也有可能得利者未曾发现他施舍的分量。因此，他提醒受惠者注意他的慷慨：“我给您的是一个法郎吧，是不是？”他对车夫说，故意把钱币在阳光下晃出光辉来，目的是要老常客们将这事传给维尔迪兰夫人。“对不对？这足足二十个苏，只不过才跑几步路呀。”他和德·康布尔梅夫人在拉索尼站离开了我们。“我要告诉我妹妹，”他对我旧话重提，“您有哮喘病，我保证会使她感兴趣。”我明白他是想说：会使她高兴。至于他的妻子，她在向我告辞时，用了两句省略语，这类省略语居然写进一封信里，当时弄得我实在反感，但久而久之也就司空见惯了，但这两句省略语一旦说出口来，我似乎觉得，即使是在今天，仍然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卖弄学问之嫌，故作草率，是学来的亲切随便的口气：“很高兴，与您度过良宵，”她对我说；“致圣卢普友好之情，您若见到他的话”。德·康布尔梅夫人对我说这句话时，居然把圣卢说成圣卢普①我始终不得而知，究竟有谁在她跟前如此发音，也弄不明白到底是何缘故致使她相信非这样发音不可。有好几个星期，她居然开口闭口圣卢普，而且还有一个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与她一鼻孔出气的男人也这样发音。只要别人称圣卢，他们则非加重口气说圣卢普不可，或者是为了间接地教训一下别人，抑或是为了表明自己高人一筹。但很可能，一些比德·康布尔梅夫人更显赫的贵妇人告诉过她，或间接地使她明白，不应该那样发音，并告诉她，她自以为标新立异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错误，这一错误有可能导致她对世事潮流不敢相信了，因为没过许久，德·康布尔梅夫人又改口称圣卢了，而她的男崇拜者也同样停止了一切抵抗，也许是因为她斥责过他，也许是他发现她已经不再发尾音了，他心想，有这等身价，有这等效力，有这等雄心的女人尚且都让步了，还是谨慎从事为妙。她的崇拜者中的糟糕者就是她的丈夫。德·康布尔梅夫人好戏弄他人，往往极其无礼。她一旦发出这样的攻击，德·康布尔梅先生或对着我，或冲着别人，马上笑嘻嘻地看着受害者。由于侯爵有斜眼瞟人的毛病——这就给人一种傻瓜逗乐的幽默——这一笑不要紧，却把瞳孔拉到眼白上，但又留有余地，这样一来，云团如絮的天空豁然亮启一线蓝天。而且，单片眼镜，就象一块玻璃蒙罩着珍藏的名画一般，保护着这妙不可言的行动。至于笑的动机，说不太清楚是否可爱：“啊！无赖！您可以说您是令人羡慕的。您得到了一个厉害女人的垂青”；也说不太清楚是否辛辣：“那好吧，先生，我希望有人臭揍您一顿，您只得忍气吞声往肚子里咽水蛇”；也弄不太清楚是否助人为乐：“您晓得，我在场，我一笑事成，因为这纯粹是开玩笑，但我不能让您受到虐待”；也弄不太清楚是否沆瀣一气：“我没必要插一手乱撒盐面，但是，您瞧，凡是她给您造成的侮辱，我却笑破肚皮。我向驼子寻开心，捧腹大笑，当然我是赞成的，我，丈夫嘛。因此，您若异想天开想反抗，您得明白是在跟谁说话，我的小先生。首先扇您两记耳光，而且很响亮，然后我们到尚特比森林去，拔剑比比高低。”
①法语saint－Loup最后一个辅音字母“p”不发音，可德·康布尔梅夫人却违反规则，发音了。
尽管丈夫进行了种种开心的表达，妻子的冲动却很快云消烟散了。于是乎，德·康布尔梅先生也随之收起笑脸，刚刚露出的眼珠子也就随之消失，而且由于有几分钟失去了翻白眼的习惯，便赋予这位红发诺曼第人某种既苍白无力又心醉神迷的东西，仿佛侯爵刚动过手术，又仿佛是在单片眼镜里，向老天乞求殉道者的棕榈奖。
第三章
我睏得站不住了。我乘电梯直达我住的那层楼，电梯不是由电梯司机驾驶，而由斜眼服务员掌握，他攀谈起来，告诉我说，他的姐姐一直同那位极富有的先生一起过，有一回，她想回自己的娘家来，过腻了一本正经的生活，她的先生就来找斜眼服务员的母亲，母亲另有几个孩子，更有些福气，母亲二话没说，当即把不知好歹的女儿送回她的朋友家。“您晓得吧，先生，我姐姐是一位贵夫人。她会弹弄钢琴，讲西班牙话。您可能不相信，给您开电梯的普通伙计的姐姐有这般能耐，她对自己一点儿也不扣门；夫人有她自己的贴身女佣，我才不会大惊小怪呢，有朝一日她会有自己的车子。她很美丽，要是您见到她，她可有点盛气凌人，娘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嘛。她很有心眼。她在离开公馆之前，不在大衣橱或五斗橱里给女佣留点小玩艺儿让她擦拭擦拭，是决不会轻易出门的。甚至有时候，在一辆马车里，她也干这种事，付过了车费，仍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着车夫急着擦车生气当笑话。我父亲把他过去认识的这位印度王子当作是我的小弟弟，当时也是乐得东倒西歪的。当然，这是另一种派头。但气派是呱呱叫的。要是没有外出旅行过，这也是梦里的事。至今只有我留在这一块天地里。但人们不可能知道。运气就在我家里转悠；谁晓得我会不会有朝一日当上共和国总统？可我让您絮絮叨叨个没完（我未曾说过一句话，而且听着他的喋喋不休都开始昏昏欲睡了）。晚安，先生。噢！谢谢，先生。要是所有的人都有您这样的好心肠，世上就不再会有不幸的人了。但是，正如我姐姐所说，因为我现在富了，我就可以有东西给他们一点气恼憎恶了，就这么回事。请原谅我说话不恭，夜安，先生。”
也许，每天晚上，睡梦中我们可以历尽我们认为只不过是子虚乌有的苦难，因为这些苦难是在我们自以为无意识的睡梦中依稀感觉到的。
的确，这些个晚上，我从拉斯普利埃回来得晚了，十分的睏倦。但是，冷天一到，我就不能很快入睡，因为炉火照着，就象有人点着了一盏灯。只是，这不过是一阵火焰——也象一盏灯，也象暮霭降临时分的夕照——耀眼的光芒很快奄奄欲息了；于是我步入梦乡，梦乡犹如我们拥有的第二套间，我们撂下了我们自己的居室，进入第二居室去睡觉，它有自己的门铃，我们有时候被一阵铃声骤然吵醒，我们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却没有任何人拉门铃。它有自己的仆人，有客人们特地找上门来叫我们出门去，当我们准备起床，就要搬回另一套居室，即昨晚睡前的套间时，无奈发现房间空无他人，没有任何人进来过。住在室内的种族，犹如最原始的人种，原来是阴阳二性子。一会儿，一个男人在屋里出现，却形如女流。屋里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可以变成人，变成友人和敌人。对睡眠者来说，在睡梦中度过的时光，与清醒之人忙碌生活的时光是截然不同的。忽而，似水光阴流得要快得多，睡一刻钟似乎过了一昼夜；而有时却细水长流要漫长的多，以为才打个轻盹，实际上已经睡了一整天。是的，登上睡眠之车，人们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连记忆都跟不上自己了，失去了记忆，思想只好走回头路。
睡眠之车，活象太阳之车，在任何干扰都无法阻挡的气氛中跬步前进，以至于需要有一块天外陨石（被哪位陌路神仙从蓝天外？）向我们击射过来，才会打中正常安隐的睡眠（否则此岸性与彼岸性德文Diesseitigkeit和Jenesitigkeit的意，它绝无任何理由止步，而是步步深入循序渐进，持续千年万年不肯苏醒。），使它来个急转弯，回转到现实中来，十万火急，迅速穿越一个个与生活毗邻的地区——在那里，睡眠者顿时听到生活的嘈杂声，虽然不伦不类，仍然隐隐约约，但却依稀可辨——冷不妨在清醒之地着陆。于是乎，人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沐浴在曙光里，不知自己为何人，反正谁也不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准备迎接一切，脑子里把过去倒得一干二净，所谓过去就是在此之前的生活。恐怕，比这还要更为美妙，当强行发生苏醒着陆的时候，我们睡梦中的思想被一件遗忘的斗篷所掩盖，在睡眠停止之前还来不及渐渐回味过来。我们（但我们甚至不说是“我们”）经历了这场似乎已经穿越过的黑色风暴之后，我们成了一尊尊没有思维的卧像：一个可能没有内容的“我们”。此时此地的生灵或事物到底受到怎样沉重的打击，竟会弄得晕头转向，全然无知，何以必须等到疾步跑来的记忆还原其意识或个性的时刻为止？何况，为有这两类清醒状态，就得破除习性法则，不能昏睡，更不能深睡。因为凡习惯网罗的东西，它都加以监视；必须摆脱它的监视，只有觉得自己不是在睡觉的时刻才睡眠，一句话，成眠不受先见之明的保护，也不必由思考来陪伴，哪怕是悄悄的陪伴。
我刚才描写的这两种清醒状态，我在拉斯普利埃颇有感受，每当头天晚上我在那里用晚餐，第二天醒来时每每就处于这两种清醒状态之中，至少一切仿佛就是象这样过来的，我可以作证，我这个怪人，正期待着死神前来解救，只见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象一只猫头鹰木然不动，也象猫头鹰一样只在黑夜中才看得到一点明亮。一切都似乎象这样发生，但很可能只有一层乱麻堵阻睡眠者听清回忆的内部对话和睡眠的连篇废话。因为（这诚然可以在第一系统里，在更广阔、更神秘、更漫无边际的范围之内自圆其说），因为正当觉醒发生之时，睡眠者听到一种内部的声音对他说：“今晚您来赴这席晚宴吗，亲爱的朋友？那该多么愉快！”心想：“是的，那有多么愉快，我去！”继而，头脑愈来愈清醒，他猛然想起：“我外祖母没几星期活头了，大夫说得很肯定。”他连忙打铃，不由哭了，因为一想到，就要跟过去不一样了，进来答话的不是他的外祖母，他那死亡将至的老外祖母，而是一个无所谓的随身仆人。何况，睡眠将他带出回忆和思想居留的世界，有十万八千里之遥，穿越太空，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甚至无自己的身影可以相吊，他置身于时间和自己的活动空间之外了。随身仆人已经进屋，可他不敢问他时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睡过，不知道自己睡了多少小时（他寻思是不是有好几天了，因为苏醒过来浑身慵懒，头脑清醒，心情眷恋，似乎十万八千里的漫长旅行时间过得并不长）。
诚然，人们可以硬说只有一种时间，道理极其简单，只要看看挂钟便一目了然，您以为过了一昼夜实际上只过了一刻钟。但是，当您看清了时刻，您已经完全是一个清醒的人，沉浸在清醒人的时间海洋里，脱离了另一种时间，也许脱离的不仅仅是另外一种时间，而是另外一种生活。睡梦中享有的种种欢娱，人们是不会把它们记在现实存在里享受到的欢娱帐上的。别的姑且不论，只说最通常的感官享乐吧，我们大家谁在醒来时没有某种茫然若失的不适感？睡梦中，已经领略到一种欢乐，这种欢乐，若不想使自己精疲力竭，是不能在当天没完没了地一再品尝的。这好比损失了财产。人们在另外一种生活中有了欢乐，但这另外的生活并不是属于我们的生活。梦中的痛苦与欢乐（一般来说，觉醒时迅速怒放），倘若我们将其记入预算中去的话，那也不在我们日常生活预算的帐本里。
我说过有两种时间，也许归根结蒂只有一种，不是因为觉醒之人的时间对睡眠者有价值，而可能是因为另一种生活，即人睡时的生活——在沉睡那部分时间里——不从属于时间的范畴。每次论”。唯名论者把个别事物看作真实的存在，具有唯物主义因，在拉斯普利埃晚宴之后的第二天，我睡得香极了，我就想象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意境。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觉醒来，发现一连打了十次铃，却不见随身仆人进屋来，我开始绝望了。但打第十一次铃时，仆人进来了。实际上这只是第一次响铃。前十下只不过是睡梦中虚构的腹稿而已，因为睡梦一直延续到我想打铃的那一刹那。只是我那冻僵的双手没有动就是了。然而，那几天清晨（而正是由此我才说睡眠可能不懂得时间的法则），我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极力要把我刚才经历的不确定的睡梦黑团赶进时间的范围之内。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睡梦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睡了两小时还是两天，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位标。倘若我们在外头找不到方位标，因而也就回不到时间中去，于是我们又睡过去五分钟，可我们似乎觉得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早就说过——经验之谈——最有效的催眠剂是困倦。在酣然入梦两小时之后，在与众巨人轮番搏斗之后，在与朋友结下生死之交之后，一觉睡去是很难苏醒过来的，比吃许多片巴比妥要强得多。经过由此及彼的推理，我不胜惊讶，从挪威哲学家口里得知，而挪威哲学家又是从“他卓越的同事”——对不起，应当是“他的同仁”——布特鲁先生那里听来的，我得知柏格森先生对服用安眠药会使记忆力明显衰退有他的看法。如果相信挪威哲学家的话，柏格森先生也许曾对布特鲁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当然，偶尔服用少量安眠药对我们日常生活强有力的记忆力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种记忆力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但是，还有另外一些记忆力，更高级，也更不稳定。我的一位同事上古代历史课，他对我说过，如果头天晚上吃一片药用以安眠，到课堂上就很难记起他需要引用的希腊语录。而给他开药的大夫却向他保证药片对记忆力没有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您没有必要背诵‘希腊’语录的缘故，”历史学家回答他说，自负嘲弄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我不知道柏格森先生和布特鲁先生之间的这段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