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2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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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自己：“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可是，难道我真的没从到巴尔贝克的第一天就想到这些吗？难道我真的没猜度过阿尔贝蒂娜是这样一种姑娘，在她们肉体的躯壳里面，有比在——我不是说比在纸牌尚未抽出的牌盒中，或是比在人们还没入内的教堂和剧场中，而是说比在一望无际、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更多的隐蔽的生命在搏动着。不光是有这么些生命，而且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的需要，自己充满肉感的回忆和焦虑不安的探求。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我的心情不曾感到纷乱，因为我根本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去追寻那些甚至会把人引向歧途的踪迹。即便这样，阿尔贝蒂娜在我眼里已经是由所有这些生命，以及这些生命的一切需要、一切肉感的回忆迭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生命。既然有一天她对我提到了“凡德伊小姐”，我心里巴望的自然就不是扯下她的衣裙来瞧她的身体，而是透过她的身体去看清写着她的回忆、写着今后那些热情的幽会日期的记事簿的每一页。
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当一个我们所爱的人（或者一个就缺那份让我们去爱的狡黠的人）对我们隐瞒了它们以后，竟会陡然间变得那么意味深长！痛苦本身并不一定会激发我们对引起这痛苦的人的爱憎：对一个引起我们疼痛的外科医生，我们是无所谓爱憎的。可是一个女人，如果她长久以来一直在对我们说，我们就是她的一切（并非她是我们的一切），而我们也喜欢瞧她、吻她、抱她坐在膝上，那么我们只要从她那儿遭到一次意外的推拒，因而觉着了我们并不是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就会感到大为震惊。这时，失望会在我们心里不时勾起对久已忘却的痛苦往事的回忆，然而我们又知道，唤醒这些回忆的并不是这一个女人，而是曾经用她们的无情无义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道道瘢痕的别的一些女人。当爱情全然要由谎言煽起，而其内容乃是冀求看到自己的痛苦能由制造这痛苦的人来抚平，这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会有活下去的勇气，又怎么能采取行动去抵御死亡呢？要想从发现这种欺骗和推拒后的沮丧中解脱出来，有一副烈性药就是求助于那些让我们觉得在她的生活中比我们关系更密切的人，尽量跟这个推拒我们、欺骗我们的女人对着干，对她耍手腕，让她怨恨我们。可是，这种爱情的折磨又是那样一种折磨，它能叫受害者无一幸免地耽于幻想，以为只要变变姿势就会得到那种悬空的舒适。唉！我们这样做还嫌做得不够吗？在这种爱情中，恐惧全然是由不安引起的，它的根子，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樊笼里翻来覆去不停忖量着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语；况且，我们的恐惧因她们而起的那些女人，也极少能使我们的肉体在完满的意义上感到愉悦，因为我们藉以选择这一时机的，并非那种无法遏制的强烈需要，而是某个不期而至的极度不安的瞬间（这个瞬间，会由于我们性格的懦弱而无限延长，它每晚重复着它的尝试，最终都只是变成了镇静剂而已）。
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无疑还不是由于意志薄弱而变得兴致索然的种种爱情中最乏味的那种，因为它还不是完全柏拉图式的；她给了我肉体上的满足，而且她还挺聪明。但这一切又都是多余的，不相干的。我脑子里经常想到的，并不是她会说些什么聪明话，而是这句那句使我对她的行为起疑心的话；我回想她是否说过这句或那句话，用的是什么口气，在什么场合，回答的是我的哪句话，我竭力想起她跟我说话时的整个场景，想起她是在什么场合表示要去维尔迪兰府上作客，而我又是说了哪句话使她脸有愠色的。而那桩最要紧的事，我却并没花费这么多心思去寻根问底，去探究当时确切的气氛和情调。也许这些忧虑不安到了某种使我们不堪承受的地步以后，我们有时反倒会把它们撇在一边，安安生生地睡上一夜。我们所爱的姑娘要去参加一个宴会，而对这种聚会的真实性质，我们已经在心里掂量过好些时日，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宴会上那姑娘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除了我们也不跟任何人交谈，我们把她送回家，这时只感到平日里的焦虑不安都已烟消云散，此刻享受的是一种充分的休憩，如同长途跋涉过后的一场酣睡那般大补元气。一次这样的休憩，无疑值得我们为它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若使当初能做到不去给自己买下那份要价甚至更高的烦恼，事情岂不更简单？况且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尽管这种暂时的休憩可以很充分很深沉，忧虑和不安毕竟是无法排遣的。这种忧虑不安，甚至往往还是由一句本意在让我们得到休憩的话给勾起的。妒意的乖张，轻信的盲目，都要比我们钟爱的这个女人所能想象的程度强烈得多。她主动对我们赌咒罚誓地说某人只是她的一个朋友，我们暗中却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们这才知道——先前简直就没想到过——那个男子居然会是她的朋友。她为了表白自己的诚意，还一五一十地讲给我们听，当天下午他俩是怎样一起喝茶的，听着听着，我们原先没法看到的场景、没法猜到的情状，仿佛都在眼前显现了出来。她承认说，那人要她当他的情妇，使我们感到揪心的是她居然若无其事地听着他说这种话。她说她拒绝了。可是这会儿，当我们回想起她告诉我们的这番话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忖度一下这种拒绝是否真诚，因为在她絮絮叨叨讲给我们听的事情中间，缺乏一种必要的、逻辑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恰是比一个人所说的许许多多话更能表明它们的真实性的。随后她又用一种鄙夷不屑的口气说：“我挺干脆，对他说这事没门儿，”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女人，每当她要说谎时，往往都是用的这种口气。可我们还得感谢她拒绝了那人，还得用我们的诚意鼓励她今后继续向我们作这种残酷的表白。我们至多添上这么一句：“不过，既然他已经提了这种建议，您怎么还能跟他一块儿喝茶呢？“我不想让他记恨我，说我不够朋友。”我们不敢对她说，她要是拒绝跟他一起喝茶，或许就对我们更够朋友些。
另外，使我大为吃惊的是阿尔贝蒂娜还告诉我，她觉得我说不是她的情人（我这么说是为了顾全她的面子）说得很对，因为，她补上一句，“事情明摆着，您不是么。”诚然，我也许算不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情人，可是我不免要想，莫非我俩一起干过的所有那些事儿，她跟每个她赌咒罚誓不是人家情妇的男人都干过不成？我情愿出任何代价来弄明白阿尔贝蒂娜到底在想些什么，她去看的是些谁，她爱上的又是些谁——说来也奇怪，当初对希尔贝特，我已经体验过同样的愿望，不顾一切地想知道那些今天看来根本不值得介意的名字和事情，现在竟然还会不顾一切地想这么做！其实我也知道，阿尔贝蒂娜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见得会更值得介意些。但事情就是这么怪，如果说初恋以它在我们心间留下的脆嫩的创痕，为以后的恋爱提供了通道，我们都甭指望因为看到的是相同的症状和病情，就能从初恋中找出治愈新伤的办法。再说，难道真有必要去了解一桩桩的事实吗？难道我们不是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一眼就已经能看出这些有事瞒着我们的女人干吗要说谎或沉默吗？这中间难道还会有错不成？我们一心要让她们开口的时候，她们却表现出三缄其口的美德，但我们仍能在心里感觉得到，她们一准对那些男人信誓旦旦地说过：“我决不会说的。谁也甭想从我嘴里问出半句话来，我会守口如瓶。”
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命，都交托给了另一个女人，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不消十年，他就早晚有一天会拒绝再给她这份幸福，他会宁愿保留自己的生命。因为到那时，这女人已经离我们而去，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把我们和这些女人维系在一起的，是千丝万缕的根须，是对昨夜的回忆和对明早的憧憬联成的数不胜数的游丝；使我们陷于其中无法脱身的，就是这张由日复一日的生活所张成的连绵不断的网。正如有的吝啬鬼是通过慷慨在攒钱一样，我们这些浪荡子是通过吝啬在挥霍，与其说我们是为了那个女人，倒不如说我们是为了她每日每时都能从我们身上取去维系在她周围的所有那一切，在奉献我们的生命；跟她得到的所有那一切相比，我们尚未生活过的、相对来说还属于未来的那个生命，就显得那么遥远而冷漠，显得那么生疏，那么不象是属于我们所有的。这些网远比她的人重要，我们该做的事就是从中挣脱出来，然而它们却有种效能，会使我们身上产生出一种对她的暂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们不敢离开她，生怕遭到她的贬责，而事过以后，我们或许是会敢于这么做的，因为她离开了我们就不会再是我们自己，而我们其实是只有对我们自己才会产生责任感的（哪怕当这种责任感，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会导致自杀时，亦是如此）。
倘若我不爱阿尔贝蒂娜（这一点我不能说得很肯定），那么她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是极为寻常的：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并不是我们所爱恋的对象，我们与之一起生活，只是为了扼杀那不堪忍受的爱，不论那是对一个女人，一个地方，抑或是对一个使人想起某个地方的女人的爱。但倘若我们连这个对象也得分离，我们是不会有勇气重新去爱的。对于阿尔贝蒂娜，我却还没到这种程度。她的谎话，她的供认，都给我留下了探明真相的任务：她说谎说得这么多，是因为她不仅仅象那些自以为被人爱上的女人那样喜欢说说谎，而是生来（跟那不相干地）就是个爱说谎的女人（而且极端变化无常，甚至连在对我讲真话，比如讲她对人家的看法时，也每次都讲得跟前回不一样）；她的供认，因为非常难得，而且三言两语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凡是涉及过去的，其中总会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留待我去补缀——为此当然首先要了解——她的生活经历。
至于眼下的情形，我从弗朗索瓦丝那种女巫预言般的话里听出的意思是这样的，阿尔贝蒂娜不是在个别的事情上，而是归总整个儿地在对我说谎，并且我“早晚有一天”也会知道所有那一切的，瞧弗朗索瓦丝的样子，她是已经知道所有那一切的，但她不肯告诉我，而我也不敢去问她。弗朗索瓦丝想必是出于当初嫉妒欧拉莉的同样的动机，所以才尽说些听上去荒诞无稽的话头，影影绰绰地让我觉着她是在很荒唐地暗示那可怜的女囚（她尽爱恋些女人们）想跟一位看来并非是我的某人结婚。如果真有此事，那么除非弗朗索瓦丝有心灵遥感的本领，否则她怎么能够得知呢？当然，阿尔贝蒂娜对我说的话并不能使我真的释然于怀，因为那些话一天一个样，就象一个转到看上去象是不动的陀螺，颜色时时在变。不过，看来弗朗索瓦丝很可能是由于嫉恨才这么说的。她每天都要说下面这样一通话，在我母亲不在的情况下只好由我恭听了：“您待我好，那是没说的，我永远忘不了感激您的恩惠（这么说大概是让我有个由头对她表示感激），可如今这府上给弄得乌烟瘴气，因为善良把奸诈让进了这屋里，智慧成了我所见过的最蠢的婆娘的保护伞，任凭您有一百个优雅、礼貌、才情、体面，有一位王子那样的外秀内慧，可您听任她把规矩撇在一旁，要花招，设圈套，我在府上干了四十年了，而今瞧着这种伤风败俗，最粗俗、最低贱的丑事儿，都觉得丢尽了脸。”
弗朗索瓦丝对阿尔贝蒂娜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她居然得听这个府上的外人的使唤，这样活儿就加了码，把咱们这个老女仆的身子给累垮了（尽管如此，这一位却不肯让人帮她干掉点活儿，因为她不是一个“废物”）。她的神经紧张，她的恨意难消的忿忿不平，由此都可得到解释。当然，她巴不得阿尔贝蒂娜－爱丝苔尔能滚蛋。这是弗朗索瓦丝的一大心愿。它给这位老女仆以安慰，使她的情绪得以平静下来。不过照我看来，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此难消的恨意，只能是出自一个劳累过度的血肉之躯。弗朗索瓦丝比尊重更需要的是睡眠。
趁阿尔贝蒂娜去换衣服的当儿，我想尽快把事情弄明白，于是抓起了电话听筒；我向无情的女神赔着小心，可还是激怒了她们，这怒气传到我耳朵里就是两个字：“占线。”安德烈在跟人家聊天哩。我一边等着她打完这个电话，一边在心里想，既然很多画家都对十八世纪的女性肖像画那么感兴趣——那些画上，精心设计的场景是一种假托，是用来表示等待、赌气、关注和沉思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位当代的布歇或者弗拉戈纳尔①，一如《信》、《羽管键琴》那般，画下这么个可以称作《电话机前》的场景，将握着听筒的女子唇上那抹唯其因为知道没人看见才这么真实自然的笑容表现出来呢？电话总算通了，安德烈可以听见我说的话了：“您明天来接阿尔贝蒂娜出去吗？”当我说出阿尔贝蒂娜这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次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晚会上，斯万对我说“请来看看奥黛特”的当儿在我身上激起的那种妒羡，当时我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名字里必定蕴含着某种很要紧的东西，而它，在旁人眼里也好，在奥黛特眼里也好，都只有在斯万嘴里才会具有它那绝对占有的意义。对整个儿一个存在的这样一种——概括在一个词儿里的——占有，每当我坠入爱河时，总让我感到一定是非常甜蜜的！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能说出这名字的时候，要不是它已经使我们感到漠然不相干似的，就是习惯虽然还没把温情销蚀殆尽，却已把它的甜蜜变成了痛苦。我知道只有我才能用这种口吻对安德烈说“阿尔贝蒂娜”。可是我觉着，无论是对阿尔贝蒂娜，对安德烈，还是对我自己，我又都是那么无足轻重。我意识到爱情是撞在不可能性这堵墙上了。我们以为爱情的目标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它安睡在我们面前，寓于一个躯体之中。可是，唉！爱情却是这个存在向它在空间和时间中曾经占据或将要占据的所有那些地点和瞬间的扩张。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它与这个或那个地点、这个或那个时刻的联系，我们就没有占有它。然而我们是不可能触摸到所有这些地点和瞬间的，倘若这些地点和瞬间都是一一指明的，或许我们还能设法去摸到它们。可是，我们只是四下瞎摸，结果一无所获。这就发出了怀疑、嫉妒和痛苦的困扰。我们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荒诞无稽的线索上，与事情的真相擦肩而过却懵然不知。
①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弗拉戈纳尔（1732—1809），法国画家，布歇的学生。这两位画家的作品大多以贵族生活为题材。
可是那些拥有行动神速令人咋舌的奴仆的、爱发脾气的女神，她们中间有一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