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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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走，我就坐了起来。这回他们绑得不很紧，我的手活动余地较大。我试着慢慢地将手腕上的绳圈往下抹，缩起手掌，那手竟然从绳圈中脱出来了。手的自由使得情况改观了许多。我现在最受罪的是缠在头上的胶布。那胶布大概是粘地毯的，非常结实，它的胶粘着我的皮肤、头发，使得我的皮肤过敏，痒得令人发疯。我现在可以用指头伸进胶布的缝隙挠着皮肤。但是我不可以撕掉胶布。我慢慢将胶布和眼睛边上的皮肤分离开，又将太阳穴附近的皮肤分离开。最后，我可以将缠得像头盔的胶布往上推，露出了眼睛。现在，借着从顶上的通气窗的一丝亮光，我能看见这洞穴似的地方的情况。我在里面走动。我推着那个木头门，那个门很结实，纹丝不动。我又弓下身子，钻到他们让我大小便的那个地室。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十来公分见方的小窗洞。我用手抠了一下，似乎还往下掉土。我在地上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个小石片。我用石片刮着窗洞，发现是水泥的。我刮的时候弄出了响声。我只听到外边有人咕哝着，咔嚓一下子弹上了膛。我赶紧蹲下，知道外边有人看守。
过了一会儿，我没听见外面有动静，才悄悄溜回到那块木板上坐下。现在我算计着，中国这个时候应该是天亮了。我的家人是否已知道我被绑架了？我要是真的丢了命，对自己来说可能就是一刹那的事。可对她们呢？她们不知我到底是死是活，会长时间地受着这种折磨。我现在倒是很羡慕那些被判刑的人。他们还是活着的，和外界可以联系。就是判了死刑的人，至少家里人知道他怎么死的。但是，被人绑架是无奈的最无助的，绑架者可以任意处置你，他们可以让你受尽折磨，他们可以让你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脑子里又出现了我老婆和女儿在一片树林里寻找我。我马上站了起来，打断思绪，要不我会受不了的。
其实从死本身来说，并不是很可怕。我想过他们如果要撕票，会用什么办法呢？是用枪？还是用刀？或者用闷棍？对这些事，我能平静地去想。那个时候英国王妃戴安娜死了不是很久。我就老是拿这事安慰自己。那么显赫的生命，也不就三十几岁就消逝了？我当然会想起伊丽达，这可怜的姑娘可能在一分钟之前还在想着下周婚礼的事，忽然间就香消魂散。我还想起了一个中学时的邻班同学，他叫白永星，是全国少年１００米自由泳冠军。他的身体是极好的。他和我同年去当兵，不过他在湖北，第一年就暴病死去了。还有我过去的一个名叫高潮的邻家女孩，她有一回骑自行车摔倒，头上起了个包。在十年之后，这个旧伤造成她脑出血，丢了命。我这样想着居然想起了十几个二三十岁就死去的熟人。原来死亡真的就是你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我就这么用这些事来自我安慰。我计算着时间，现在，李明应该是已经启程了吧？只要他一回来，把五万美金付给他们，他们还把我关在这里干吗呢？我大概不会死的。
但是事实上，绑架者通过尼可向李明要的赎金是二十万美金。我非常庆幸绑架者在这事上骗了我。如果我知道他们要的是这个数字，我会觉得获救机会渺茫，我可能会逃跑，会因此送命。
在星期一的早上，翻译尼可、药剂师阿达还有工人尤莎来上班时看到所有的门都敞开着。
他们在办公室聊了半天还没见我从里屋出来。尼可喊了几声，不见回答，就走进我的房间。
这时他看到了绑架者留在桌上的纸。那上面写着：“我们已带走你们的人。你们要马上交出二十万美金。否则，我们就杀死他，还要炸掉你们的房子。如果你们报告警察，在这个屋里的人会被一个个杀死。”
药剂师阿达吓得一声尖叫，尤莎当场就昏了过去。只有尼可还神志清醒。他知道这是个国际的事件，李明不在，他得告诉中国使馆。尼可做过外交官，知道怎么和中国使馆联系。
使馆获知后，极为重视，立即向阿国警方报了案，并照会了阿国外交部。同时将此事作为重大事件向国内作了报告。使馆还马上找来杨小民。让杨小民和李明取得联系，要他马上回来处理。阿国警方在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在作了现场侦察后，取走了我的许多照片。媒体也马上赶来了。在门口架起了摄像机。报纸、电台次日全部以此事做头条新闻。阿国那时的传媒已经私有化，需要吸引读者和观众。他们不知怎么从警察手里拿到好些我的照片，有我在金字塔边骑着骆驼，在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在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这些照片配上记者渲染的文字，马上吊起了读者观众的胃口。当时，阿国已经出现过好多次富人被绑架的案件，人质几乎全部死掉。在不到两个月之前，阿国的全国商会会长被绑架，在家人付了赎金后，还是失踪了。阿国人被绑架后，家人不敢报警。只有我被绑架的事情一开始媒体就全力报道。阿国人关切着这事，他们这些年看到中国越来越强大了，这回他的公民被人绑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同时他们也要看看自己的警察有多大能耐，能否把人质救出来。那些日子，阿国的报纸和电视台的发售数和收视率刷一下蹿了上去。
中国真的变得强大了。以前的中国只强调国家的利益。而强大了的中国知道了要保护自己的每一个个体人民，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使馆接到了国家外交部明确的指示，一定要尽力营救出人质。阿国的社会党新政府对这事也高度重视。我是第一个被绑架的外国人，如果我救不出来，将会吓跑很多外国投资者。还有一件事情也起了作用，那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外交部长早已定下在两周后访华。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被绑架者撕票，那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阿国公安部指派了地拉那２３分局的迪米特里警长为行动指挥。他调集了几十个精干的刑侦警察，并获准使用各种侦察手段。中阿双方为了及时保持联系，把指挥中心设在了中国使馆。他们得到的第一个有用的线索是新华社杨记者的报告，一个陌生人来电向他询问尼可的电话。在当天夜里，尼可接到了绑架者的电话。他们斥责尼可报了警，警告他如果不配合他们，将杀死他们全家。接着他们询问李明是否已启程回来，是不是已答应付赎金。尼可只是说李明已经知道这事，很快要回来。这一夜尼可和老婆、儿子一夜没睡，坐在灯下商量着是否要报告警察。在一年前，尼可的大儿子因为得了忧郁症，从一座五层的楼顶上跳下身亡。现在，他们又要面临死亡威胁。尼可后来对我说，他不是怕自己，而是怕儿子的安全。但是那天在天亮后，尼可还是下了决心，向迪米特里报了案。迪米特里微笑地听了尼可的报告。其实迪米特里在尼可接电话的同时，已经在同步监听。在杨记者提供报告后，迪米特里知道绑架者会和尼可联系，就做好了监听准备。
美丽的黛替山
在我被解救之后我问过迪米特里，如果绑架者拿到了赎金，会不会放我走？迪米特里微笑着回答我：不，不管他们拿到拿不到钱，他们事先的行动计划已经决定最后要打死你，然后把你扔在黛替山上的深涧里。
很奇怪地，对于这个差点成了事实的结局我好像有一种预感。
在被关在洞穴里的第二个夜晚，我已疲劳之极。由于我的手脱开了绳索，我可以躺了下来，好几次都沉睡过去。那些睡眠十分深沉，伴随着真实感极强的梦境。那些梦都和黛替山有联系。
那座差点成了我葬身之地的黛替山在地拉那城北边。像一扇巨大的屏风遮挡住从北方高原吹来的寒风。每年的深秋山下起了寒意时，黛替山的顶端就会有白白的积雪。而在春夏时，山上的风景极其美丽。我看见了山顶上的那个牧羊人，他的羊在草地上像白雪一样耀眼，一只牧羊犬在驱赶它们，羊脖子上挂着的铜铃发出悦耳的响声。在这片牧场的背后的峰顶上，是高耸入云的电视塔。这是中国人在七十年代的无偿援建项目。电视塔的下方有一座小小的墓园，一个叫赵国宝的中国工人沉睡在这里，他是在组装铁塔时掉下来殉职的。
黛替山上林木茂密，涧深崖陡，时晴时雨。我站在照着阳光的北坡，看着南山乌云密布，大雨倾盆。银色的雷电在黑云里闪出，鞭子一样抽在峰顶。
在黛替山的半腰，有一大片气派豪华的建筑群，黄色的屋体，红色的瓦顶，呈带状依次铺开，中间用几条带屋顶的回廊连接成一体。而在地下部分，更是有无数条迷宫一样的通道。
这些建筑面对着地拉那城。当我坐在那个通体玻璃的餐厅吃大餐时，会有一种在地拉那上空飞翔的感觉。而在深夜的地拉那远望黛替山，这片空中建筑的灯光会闪耀得像是星空的一部分。
这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埃及人投资的豪华酒店式宾馆。我曾经是这里的常客。这个餐厅的领班是个个子高高，皮肤极黑的埃及男子。他的西装笔挺，领子雪白，皮鞋亮得耀眼。他的身上散发着优雅的香水味，一如他优雅的举止。是他向我指明了去埃及的道路。他给我画了一张地图，怎么去开罗，怎么去卢克索帝王山谷，怎么去看亚历山大城的灯塔，怎么去找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踪迹。在这张他手绘的地图上，他在我将去的城市都写上一个电话号码。我在埃及到达一个城市，打通这个号码，告诉他们是阿赛福让我打的，我就会得到很多方便。
那些夜里我好多次梦见了这个叫阿赛福的埃及人。他有时会是法老，有时是僧侣，有时是捕鸟人，有时是做木乃伊的工匠。我好像是个幽灵，跟他穿行在巨大的神庙石柱之间，在熬着香料的铁锅周围……那些梦是真正的噩梦，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难以忍受。
在我在地洞里被这些噩梦缠绕着时，那个叫阿赛福的埃及人的坏运气也在悄悄降临。几天后，就是我被解救的那个晚上，一个由美国特工和阿尔巴尼亚特工组成的突击队包围了空中花园，把三个企图炸掉美国大使馆的本·拉登的要员堵进了一个地下通道的尽头。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三个阿拉伯人两个被打死，一个名叫阿赛福的人饮弹自尽。阿尔巴尼亚电视台把这条新闻和我被警察解救的新闻同时播出，在那个电视台记者以五百美金卖给我的那盘光盘里，也录下了这条新闻。后来我又看了报纸，知道了黛替山的空中花园就是本·拉登设在阿尔巴尼亚的基地。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当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被炸之后，这个基地马上被启动。据那篇报道说：埃及人的空中花园正好俯视着美国使馆，他们计划如果汽车炸弹不能靠近美国使馆，他们就在空中花园使用火箭炮直接炸毁美国使馆。只是美国人得到了可靠情报，提早一步灭了他们。
黑夜要过去了，我看见那个圆筒似的通气窗慢慢变得亮起来。在昨天早上，外边这个时候有集市似的嘈杂声音，可今天却很平静。我听到了几个妇女说话的声音，好像还有小孩的声音。一忽儿，还有一架收音机开始播放起音乐，是一些难听的阿尔巴尼亚民歌。这时我明白了，我是被关在一个居民区的院子里。看来这个院子里有大人还有小孩，他们一定都知道我被关在地洞里。我昨天声嘶力竭地叫喊，他们不会听不到的。为什么昨天他们那么安静？他们是有点紧张。而今天，他们适应了，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他们都知道，在院子里的地洞里关着一只非常值钱的动物。也许用这只动物能换来他们几辈子都挣不到的钱呢。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只觉得难言的愤怒。我在洞里来回走着，还做着下蹲练习，我得保持身体健壮。
现在我又悄悄走到那个四方的窗洞边。窗洞很明亮，外边有阳光。我伏在窗边好久，确信没有人在边上，才慢慢把脸贴到窗洞上。我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如果我和绑架者打一照面，他们就会觉得我会认出他的，只能把我杀死的。但是，我现在极想知道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机会逃脱。而且我要记住这个地方，在他们拿到赎金放了我以后，我一定要带着警察来找到他们，找到这个地洞，我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贴着窗洞看了半天，只能看到对面的一小块墙。我突然想起那个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在电影开始部分有个细节，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美军军官在密集的火力下想看清敌军的工事，他用口香胶粘着块镜子在匕首上，躲在石头后边从镜子里看着前面的情况。我想如果我有一小块镜子，我也能用这办法看到外面的情况。可我没有镜子，只有一枚１０列克的硬币，那是他们搜身时没摸到而留在牛仔裤袋里的。我想我要是慢慢把这硬币磨平了，磨光了，也许能当镜子用。这样，我就在地上开始磨起这枚复仇的硬币了。
迪米特里警长
现在想来，在我的十分晦气的被绑架事件里，倒也是有好几件运气的事保佑了我。比如阿国外交部长的访华，还有我没有手机（这件事我马上要讲到）。最幸运的是，我想是迪米特里警长办了这个案子。
迪米特里当时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在那不勒斯警察局重案侦探队受训了一年，实际上做的就是和意大利同僚一样的反黑手党的危险工作。他的表现十分出色，那不勒斯的局长多次要他把家人接来，留在意大利工作。可迪米特里还是回到了地拉那。他觉得阿尔巴尼亚需要好的警察。
迪米特里在接到公安部长的特别指派后，就带着２３分局刑警队一群技术人员来到现场。
他发现现场很平静，没有任何搏斗的现象。门锁都是用钥匙自然打开的。唯一奇怪的是我那辆白色的大众高尔夫汽车停在大门前的路边，没有停在车库。迪米特里当天在中国使馆和杨小民、德光作了谈话，根据他们所说的我是在星期天中午时分匆忙回到地拉那接待客人，他们在一点钟打电话给我时没人接电话的事实，迪米特里判断我是在接待那个买药人时被绑架的。这个判断和尼可提供的礼拜五有个自称是爱尔巴桑的青年人约定礼拜天符合了。迪米特里的一个助手马上去爱尔巴桑和当地警察一起盘问了所有的药店和即将要开的药店，没发现有用的线索。迪米特里在得到杨记者提供的有奇怪的电话询问尼可的电话号码时，立即监听了尼可的电话。从各种情况来看，迪米特里相信罪犯是几个年轻的菜鸟。但是他并没因此也感到轻松，因为菜鸟做事无章可循，他们最容易会弄死人质。
迪米特里所以会认为他们是菜鸟的原因是他们使用了公用电话，这样他们就暴露了他们在打电话时所处的位置。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这样的大城市，公用电话成千上万到处都是，罪犯变化地点使用公用电话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但是在电讯还很不发达的阿尔巴尼亚，公用电话数量不多，地拉那大概五十来门，都拉斯二十多门，爱尔巴桑只有五门。这样就给迪米特里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给公用电话设伏。在罪犯给尼可打电话时，测出电话位置，让埋伏在附近的便衣抓住他们。迪米特里还注意到这么个事实，罪犯对使用公用电话的危险性其实明白，所以他们打电话的时间极短，不超过一分钟，而且两次电话选在不同地点，第一个是在地拉那市中心，第二个是在几十公里外的都拉斯。这样，迪米特里知道要抓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