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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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这个词在法文中是〃révolu…tion”，由前缀〃re”和〃6volution”组合而成。“évolution”意为“演变、演进……”“re”是“再、重新再……”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révolution”是指事物演变发展到某个程度会发生螺旋性转折，继而又进行演变，即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从“量变”到“质变”再继续进行（新的）“量变”……这大概是文化传统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吧。历史文化传统循序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试图凭借暴力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是理想化的东西。即使因为暴力过强，发生了历史断裂，若干时间以后，固有的文化传统仍会回潮，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的专制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革命的成功，推动并滋养了一种革命的文化，但是，这种革命文化持续的时间还太短，不足以真正涤荡传统的习惯势力，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视野是建立在彻底断裂上，而法国根子上却仍然是一个崇尚传统的国家，拿破仑以后的法国历史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还要有待于十九世纪或后来的世纪来逐渐演变完成。真正促使社会变革的还是人类不断继承发展着的传统文明的力量。
柏克的论点有其合理的因素，即文化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但是柏克却没有能够充分正视如下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暴力的出现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它表面上看来是出自人的意志的主动行为，但在深层上它却是种种历史趋势相激荡的结果，当其达到了一个临界值的关头，它就引爆了……历史的行程代表着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每一种因素都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决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思想因素就决定了它的航程和面貌的。”十八世纪后期，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法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里的街头文化非常发达，书亭、书摊、广告、招贴比比皆是。巴黎楼房的顶楼里，蜗居着各种各样的流浪文人，他们感情冲动，语辞尖刻，才华横溢，而又盲目狂热，他们生活无着，又因一事无成的复杂处境而倍受煎熬，痛苦万分，他们愤世嫉俗的文章往往很尖锐又很有煽动性……当时，巴黎街头发生过多次骚乱，当时的老百姓也不是只顾吃饱肚子的人，街头的骚乱更多的是出于某些政治文化的原因，街头存在着某种反抗文化，那些流浪文人和街头回应某种不公正的监控和压制的反抗文化相结合，很可能就会爆发出社会动荡，甚至暴力。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时，狱中只有7个犯人，而且都是刑事犯。社会的大变革是不可能因为解放了这7个刑事犯一蹴而就的。它只是导火索而已。
“柏克的基本立论是在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活动之中形成的”。柏克出生于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是英国国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是英国国教徒，自幼受的是贵格会（Qu9ker9）的教育，他担任过国会议员汉密尔顿的秘书，后来本人也任国会议员。他博学善辩，坚持光荣革命原则和宗教热诚。也许正是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决定了他不喜欢急风暴雨式的法国大革命而钟爱于他终生所服膺的光荣革命，因而使他“缺乏某种必要的历史洞见，未能看到历史中更深一层的东西，于是就把历史的解释仅停留在个人的品质或德行的层次上。”
柏克见到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美丽的王后，他痛惜他们被处极刑。其实，法国国王及其美丽的王后乃是正在陨落的君主制的牺牲品。尽管路易十六在其执政年代采取了文化妥协的政策，对新观念的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立场及其政治理念是君主专制的。随着新观念和印刷品的广泛传播，老百姓对国王的形象司空见惯，国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尊贵地位逐渐减退，这些具体现象都预示了君主制的衰退，历史的转折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柏克不喜欢大革命，但它是既成的事实，继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帝国也存在了一段时间，拿破仑之后，法国又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过去的历史并没有死去，它永远不会死去。它永远都活在现在之中。”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拿破仑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将会对它们之后的法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继续发生作用，事实正是如此。我们今天更应该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宏观角度，来观照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对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尤其应该审视一下罩在其上的光环在我们思想观念上所留下的光影。
柏克并不想当理论家，他是个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家，他不屑于空论抽象的原则，而着重于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害关系及社会体制、人们的感情和愿望来思考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柏克可以说是开了十九世纪历史学派思维方式的先河。”不论什么主义，我们在思考问题时，都不能无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更不能无视人类长期积累的传统。传统是个文化问题，文化传统铸造人类的灵魂，人类的进步实际上是不断继承和发扬光大文化传统的过程，其中也包括文化传统的演变调节过程。“一个社会在精神上总需要有一种思想的凝聚力来加以维系”的，而这种思想凝聚力就存在于文化传统之中。人为地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是不可取的，以暴力砸烂文化传统更是行不通的。
读
弱者的历史虽然声音微弱却有着坚韧的话语姿态。失败者对自我历史的坚守无疑是对战胜者的一种无形挑战。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一部经典的弱者历史。在殖民主义制度下，拉丁美洲用白银和财富酿就了自己悲惨的命运。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可是，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殖民者用种种方式将掠夺合法化，并且千方百计将革命描述成一种罪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在霸权话语面前没有沉默，他们追问着富人的不义，抚摸着穷人的伤口。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利润后面包含着奴役，财富后面浸润着鲜血，占领后面是不尽的耻辱。富人的舒适安逸与穷人牲口般的生活无时不刻地在向人们暗示着胜利者的狂妄与得意。加莱亚诺并没有遵循着胜利者的竞争逻辑来考察弱者的命运，在他看来，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掠夺者的存在，“只是我们失败了，他们才获胜”。在这里，他所竭力强调的是一种失败者的尊严。弱者并没有因为身处弱势而失去一切。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信仰、理想和梦。“丛林规则”并不能取消弱者生存的理由。
所谓的国际分工在让富国赢利的同时，也把穷国抛入了贫困的深渊。特权制度排斥着弱者，弱者的选择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默默地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弱者用超乎寻常的忍耐维持着这种给自己带来无穷损害的秩序，直至他们意识到从给其造成不幸的人那里产生出路是不可能的。“贫困并非是命中注定的，不发达也不是上帝的黑色旨意”，这样的宣言自拉丁美洲被掠夺以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弱者的记忆里有许多不平等的原始事实来说服他放弃批判，抑或告别革命，但是，一旦这个说服的过程不能自圆其说，就会催动弱者的终极追问。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弱者，肯定是人类自身出了问题。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在《我降生那天》一诗中写道：“我降生那天／上帝病了”，“光明得了痨病，黑暗却发胖……”拉丁美洲的灾难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已经开始了，“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充满危险的处女地激起了指挥官、绅士贵族们和那些衣衫褴褛的、被驱使去夺取诱人的战利晶的士兵们的贪婪之心。”印第安人的灾难在征服者的火枪扫射、利剑乱砍和瘟疫扩散中滋生蔓延着，势不可当。他们像苍蝇般成群地死去，幸存者成了备受蹂躏的奴隶。杀戮无处不在，连神圣的太阳庙也血流成河。西班牙人对印加人说：“这些财富不属于你们，上帝将它留给远方来客。”这种强盗逻辑在武力的威胁之下，变得不可动摇。拉丁美洲被剥夺的不仅是市场和白银，更重要的是自由和尊严。拉丁美洲人不能够接受自我生存就这么被强权摧毁和否定的事实。“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在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攫取之中，拉丁美洲的灵魂也被出卖了。在合法性严重不足的权力的使用和利益的分配过程中，拉丁美洲成了牺牲品。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一本具有反叛色彩的书籍，它一方面控诉罪恶，一方面又竭力追溯不平等秩序的逻辑安排。拉丁美洲的贫困是殖民经济发达的需要。“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受奴役者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合作的结果就是给殖民者带来巨大财富，给拉丁美洲带来极度贫困。受奴役者永远地被排斥在受益者之外。“镶嵌在有钱的、骑士盾牌上的任何一颗钻石的价钱，都比一个印第安人当苦力一生所挣的钱还要多，但是骑士带着钻石跑了。”加莱亚诺平静地叙述着这些残酷的事实，貌似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潜藏着一种清醒和理性。被逼到尽头的受奴役者往往会以“吾与汝偕亡”来表达心中的悲愤，加莱亚诺却主张在洒下鲜血和热泪的同时，保持一种超绝的智慧。《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虽然读起来痛快淋漓，却没有停留在诗和散文的层面上，这本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价值。作者很清楚地计算出被奴役的代价，洞察掠夺者到底带走了什么。它发现了更深一层的真相，即虚伪的法律、美化的罪恶、僭越的权力。矿山的毒气和工厂的机器吞噬着大量印第安人的生命，新大陆向外输出着财富，而留给自己的却是驱散不尽的苦难。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经济学原理来证明的。为殖民者代言的知识分子声称印第安人的处境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罪孽和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企图用“文明的冲突”来掩盖赤裸裸的利益抢夺。胜利者编造出各种神圣的理由来驱使利用印第安人，并且将他们判定为异教徒来随意处罚。这种骗局虽然显而易见，但是在杀戮的威胁下，却得以延续，直到英雄扛起解放的大旗。
为了别人的发展，拉丁美洲耗尽了一切。“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作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这种悖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不幸大抵在此。蔗糖是屠刀，帝国是杀手。不发达国家帮助殖民国家完成资本积累之后，陷入不可救药的贫困之中。从表面上看，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在起作用，实际上，这种规则和尺度只掌握在掠夺者手中。廉价的劳动力和被霸占的资源在给别人带来亨通财运的同时，给拉丁美洲造成了厄运：“土地像劳动者一样枯竭耗尽，土壤的腐植层已完全丧失，劳动者精疲力竭。”虽然向嗜血之徒发出正义的诉求注定是徒劳的，但是，弱者的呐喊和诅咒并非无足轻重，民族情感和愤怒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阿根廷诗人说：“穷人的道理，敲不响的木钟”。沉默的叠加是喑哑，但是，沉默者的眼睛里却跳动着仇恨的火焰。穷国掏钱给富庶的买主来同自己竞争，这种不公平的游戏能够玩多久？一只走得慢而又没有调准的钟表，向前走着的表针只能演示日益加大的差距。拉丁美洲的反抗最终走上了自觉，他们不信仰那些装扮成由上帝指定以自由的名义来播种贫困的美国的谎言，星条旗下的拉丁美洲一体化不过是各自仆役地位的一体化。别人设计的好梦永远不会在自己的梦乡中开花。等待强权者赐予幸福是愚蠢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撕破了胜利者的谎言，敲碎了一段粉饰的历史。受侮辱和受侵害者的觉醒总是从看清真相开始的。闭上眼睛，跪下膝盖，对于单个的奴隶来说，不过是一种惯性而已，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放弃对历史的解读，无疑是一种自我毁灭。正如加莱亚诺所说：“历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18．00元）
萨克雷写
“两年前，我和孩子们在瑞士伯尔尼乡野漫步。我独自撇开她们，走进一个小树林。不一会儿走出来，告诉她们这部小说是怎样产生的。”这是萨克雷在《纽克默一家》的后记里写的小说产生过程。W．J．为“人人丛书〃1936年版写的前言开头也引了这段话。1853年5月1日，萨克雷结束初次赴美演讲回到英国。同年夏天，他带着两个女儿出国，脑子里正琢磨一部新作品。在瑞士的伯尔尼灵感突发；7月初在巴登动笔。其后，在欧洲几个地方萨克雷都在陆续写作，最后几页是1855年6月在巴黎完成的。3个月后，萨克雷二度赴美。小说的第一部分发表于1853年10月，最后一部分发表于1855年8月。封面的包装一如《名利场》和《潘登尼斯》，用的是明黄纸，顶端大字印着“萨克雷先生新作品，每月分载；接下来是书的全标题“纽克默一家——一个最受人尊敬的家庭的回忆录”。编者署名是“潘登尼斯老爷”。小说的子标题都配有类似童话的插图，牛呀蛙呀狐狸和乌鸦之类。萨克雷本想自己来画插图的，一两幅作完（此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费城一个收藏家手里）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多伊尔轻而易举地画了我想画的东西，我倒画不出了。”一个叫爱尔·克劳的人写过一本《跟萨克雷在美国》，里面说插图作者跟萨克雷也有不和谐的时候。这也没什么奇怪。小说最后一部分发表完后，曾以两卷的形式出过单行本。萨克雷为此得了4000英镑稿费。记住，那是150年前的4000英镑。1854年秋，《纽克默一家》还在连载时，萨克雷曾申请不列颠驻华盛顿使团秘书职位。克莱伦顿勋爵告诉他，此位置已被占据。
1854年12月12日，萨克雷参加母校恰特豪斯学校的校庆晚宴，晚宴后他对邻座说：“我要把这些写进我的小说。”在《纽克默一家》第75章，大家真的读到这个场景。W。J。评论说，虽然萨克雷把他旧小说中的人物揉进这部新小说，但主要人物都是新塑造的。小说里自传的成分不少。萨克雷写《纽克默一家》时重读了《堂吉诃德》，主人公因此有堂吉诃德之风。评论家以为《纽克默一家》是萨克雷最好的作品之一，萨克雷自己却怀疑有没有那么好。他担心自己在艺术上没有创新。大散文家纽曼读了一两章后说语言风格不错。1856年的《牛津剑桥杂志》（OXFORD AND CAMBRIDGEMAGAZINE）发表了一篇据说很有趣的评论“论《纽克默一家》”。据说还是一位爵爷写的，称这部小说是萨克雷最伟大的作品。萨克雷死后不久，他的朋友爱德华·费兹杰拉德写道：“我连读《纽克默一家》数夜，像是听见作者在书中连连诉说；像是30年前在夏洛特街他来我楼上的房间，嘴里唱着小曲……”五天后，他又写道：“啊，《纽克默一家》优秀极了。”诗人丁尼生说《纽克默一家》和《亨利·爱思蒙》与《潘登尼斯》一样成熟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