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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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得村庄管理精英和公共权力组织者，能够有效组织集体行动的最根本力量还在于村民。有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村庄集体行动才能推行。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首要动机是增进个人利益。村民提出这种目的并确信能够实现，首先意味着他对村庄未来的稳定预期，未来的村庄仍是他所期望的生存之地，自己的未来将建立在村庄的繁荣之上。二是他想在村庄内赢得自己的面子和地位。村民将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生活的意义维系在村内，村庄是他们想享有尊重和荣耀的最重要的场合，由此，他们才对自己准备长远生活的村庄提出期待、做出贡献。三是他确信自己和其他普通村民能够一起有效约束村庄精英谋取私利的劣行。这种确信来自村内发达的舆论评价系统，他关心公共事务的运作，敢于提出自己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和别的村民的评价汇集在一起，是村内谁也逃避不了的力量。管理精英是否称职、能否完成他的承诺，离不开村庄舆论的监控。村民的上面这三种意识是全体村民都拥有的，而且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因而构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即全体村民共享的对村庄未来的稳定预期，对村内人生价值实现的珍视和对村内舆论评价标准及其力量的确信，我们可以称为村庄共同意识。这种共同意识是村庄共同体构成的最重要要素，也是村庄共同体形成的最终标志。这是一个村庄共同体的魂魄，今天，我们看到这种魂魄在很多村庄中丧失，而这可能恰好是农村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
用边界、交往、组织、精英、财产和共同意识来概括村庄共同体的要素，其实也就蕴涵了怎样才能形成村庄共同体。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现代化运动以来，村庄所经历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村庄开始经历来自外界的剧烈冲击之时，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时期的村庄能够完整地拥有以上说的六个要素，只是某个时期拥有的要素要多一些，另外，不同地域的村庄享有的要素条件也不同。可以说，没有一个理想的村庄共同体模型的现实版本。正是因为有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村庄共同体构成要素的差异，也才有了我们总体上能够讲述的村庄共同体命运的变迁。
历史我们暂时不谈，目前转型期的村庄是不是一个稳定有力的共同体呢？目前称为村的已是人民公社时代行政村演变而来的村民群体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多数村民委员会包含不止一个自然村，村庄公共权力由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我们从影响村庄最大的几种力量来看村委会的村庄共同体现状。
对转型期村庄冲击很大的是村庄边界的开放。村庄的边界大多继承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的边界，但近年来，多种因素使村庄边界不断模糊或变动。一是城镇化使村庄与村庄、村庄与城市之间的自然边界日益接近，甚至相互交叉。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十几甚至二十几个村已连成一片，城市郊区则已逐渐和城市融为一体。二是各地为减少农民负担，推动经济发展，进行村庄合并，富村并穷村，大村并小村，或几个小村合成一个大村。前一种情况下，村庄自然边界虽不清晰了，但社会边界仍能保持一定，而后者则完全打乱了村庄边界。这都给村庄成员资格认定和权利分配带来了矛盾。一些城镇化的村庄由于有来自城市的强大经济优势和先进生活方式的吸引，已丧失对村民的向心力，村庄处在分裂和解体之中。那些合并了的村庄，由于村庄规模的增大，村庄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增大，原属不同村庄的村民在利益和文化上的矛盾加大了村庄进行整合形成新的共同体的难度。
胡适与两上世界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
■ 谢 泳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万维读者网“教育与学术”专栏上，有刘正山的文帖说“列举一些知名的华裔学者，算是一个排名”。
刘正山列出了六个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这六个人是目前人们知道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他们的排名是：
（1）刘大中（1914~1975），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惟一一位华裔学者。1955~197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曾参与众多重要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他去世之后，库兹涅兹（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专门撰写一篇长达16页的文章纪念他。
（2）蒋硕杰（1918~），先后在美国、台湾等地多所大学和单位工作。对台湾经济改革贡献极大。他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
（3）邹至庄（1929~），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是“邹氏测试”（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驱。1989年，美国的《教育经济学报》（JournM of EconomicEducmion）“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上，他名列第28位，是华裔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的。在199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俱乐部”评选的〃29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中，他是惟一上榜的华裔学者，排名第八。
（4）张五常（1935~）。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成就是不容忽略的。刘正山说：“我们应该看真正的权威人士对张五常学问的评论，而不应该只看国内几个尽管有点名气，但实际上毫无学术建树的人的评价。比如应该看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贝克尔等对张五常的评价……在经济学上，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的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中，有很多是仅在技术方面有贡献的，当然没法同张比。”
（5）黄有光（1942~），现在澳大利亚工作。贡献主要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与微观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包括俱乐部理论、资本论、消费者选择）。近年来，他又提出一种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的均衡经济分析方
（6）杨小凯，现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多所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据有关资料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尽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存在几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其意义不容忽视。
看到这个排名，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想。这六位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我比较熟悉刘大中、蒋硕杰和杨小凯的经历。他们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离开了中国大陆，台湾的经济起飞，刘大中和蒋硕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台湾的税制改革就是刘大中设计的。要知道，在这个排名中最前面的两个经济学家，当年都是清华的少壮教授。清华现在不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如果他们两位可算是清华人的话，那半个多世纪前，清华就是世界一流了，因为有刘大中和蒋硕杰。那时，他们一个34岁，一个只有30岁。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吴景超从官场退出来，重回清华社会学系执教。他参预了《新路》杂志的工作。当时较能集中反映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我去年曾在《万象》杂志上，专门介绍过这本杂志的主要情况。刘大中当时是这本杂志的经济专栏编辑。蒋硕杰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今后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那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好感，但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他们却敏锐地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但对于苏联缺少个人自由的现实也做了保留。
吴景超在《论经济自由》一文中就说过：“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正如资本主义或任何主义，一旦采用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必然丧失。汉姆教授（C．Halm）曾说过：‘一方面照着计划生产，一方面不许消费自由，是不可能的。计划与自由选择，不可能并存。’在战争的时候可以牺牲经济自由。但在太平的时候，就不应当了。”
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一文中，吴景超说：“我个人假如有一种偏见，那就是在价值系统中，我同样的重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会主义可以使我们经济平等，而计划经济则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一同运用，我们才可以兼平等与自由而有之。计划经济限制人民的自由，并非一种猜想，而是客观的事实。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管它奉行什么主义，都难免侵犯人民的自由，因此损伤了它的福利。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要集中控制，必然要把生产因素的支配权，托付于少数人之手。这少数人假如是大公无私的，假如都如蓝道尔（C．Landauer）所说：‘在其决定生产晶的数量之先，要先解决几十万个方程式，其结果也不见得胜过价格机构下所表现的成绩。万一少数人别有用心，滥用其权力，逞其私意来支配生产因素，则其对于人民大众所产生的祸害，真是不可胜言。人类不要轻易放弃自由，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制度，其保护人民消费自由的能力，胜过价格机构。所以我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姻，而愿意他与价格机构百年偕老。”
1949年前，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真正做过深入研究的，就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过去总是批评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其实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清华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胡适在1948年就对刘大中和蒋硕杰的经济学才华特别看重。胡适对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对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来说，他非常敏锐地看出了世界的大势，在他那一代学者中，胡适是比较早地认同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
1948年10月下旬，当国民政府的金元券政策失败以后，胡适当时就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推荐了清华的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据蒋硕杰后来回忆，他当时在《新路》周刊上写了一篇《讨论金元券的善后》的文章，胡适非常欣赏。过了不久，胡适就给蒋硕杰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说要带他去看看翁文灏，同时胡适还约了刘大中。这次见面，蒋硕杰和刘大中对翁文灏的印象都不好，认为他太悲观了。他们很失望。但过了一两天，刘大中和蒋硕杰同时收到了蒋介石的请柬，原来是蒋要设宴招待北平教育界的领袖们。蒋硕杰说：“胡先生却借此机会将我们两人名字也推荐上去了。胡先生此举是有用意的，原来那晚席间，胡先生就直接向蒋总统陈述经济问题对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荐吴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大中和我三人随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讨稳定金元券的方案。总统立表采纳，就转身问翁先生意见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赞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054页）
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最后都没有去南京。因为翁文灏不积极，因为当时蒋硕杰的感觉是“我也深信他本人并没有意思接受我们作顾问”。蒋硕杰后来说，胡适要吴景超陪刘大中和他同去南京，是因为他们两人当时都很年轻，阅历不多，去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恐怕会晕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所以要一位年事较长、有政治经验的人做向导。因为吴景超抗战期间曾在翁文灏手下做过经济部的参事。吴景超对翁文灏很不满意，说翁文灏很难服侍，此时去南京一定毫无用处。吴景超说服了刘大中，蒋硕杰和胡适商量后，也决定不去了。蒋硕杰晚年回忆他在大陆时曾被政府征召的这一次机遇，还充满温情，虽然这并没有成为事实。
胡适半个多世纪前对两个青年经济学家的赏识，寄托了他一生的理想，联想到他此前一年向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建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第一流物理学家以加强中国的国防工业。胡适开出的名单有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胡宁、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其胸怀之开阔、眼光之远大和知人之深刻，后来的中国大学校长，无人能与他相比。
林语堂剪报赠鲁迅
■ 赵丽霞
提起《语丝》，人们自然会感念那些著名的撰稿人：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联想到他们与“现代评论派”的激烈的论战。《语丝》时期，鲁迅和林语堂是很亲密的。他们共同战斗。虽然，林语堂主张在中国“努力鼓励”“费厄泼赖”精神，鲁迅不但不同意，还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但他们俩的友情依然很好。林语堂还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的漫画给予增援。当鲁迅在北京生活遇到困难时，林语堂邀请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授。中间尽管道不相同，产生隔膜，鲁迅晚年还是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1934年8月13日 致曹聚仁）
有一件事到今天好像还没有人说出来，就是《语丝》时期林语堂曾经将一张剪报赠给鲁迅，在这张报纸左侧空白处写道：
鲁迅兄，这篇文章太好了。但我愿
意牺牲寄给你，因为平常你不看晨报，
我家里可就永远没有这宝贝了。语堂。
鲁迅显然看重“这宝贝”，他珍藏了起来；现在就保存在鲁迅博物馆。这张剪报是徐志摩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登在1926年1月13日的《晨报副刊》。林语堂不但写了上面的一段话，又有多处批注，语言生动诙谐，极富煽动性，一定是鼓动鲁迅回击“现代评论派”的吧？林语堂为什么送这份剪报给鲁迅？为什么鼓动鲁迅回击？这就要提到两种刊物：《语丝》、《现代评论》。
《语丝》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1930年3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现代评论》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7年移至上海，1928年12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闲话》是《现代评论》的一个专栏，主笔陈西滢。陈的闲话，并非以闲散的笔调写闲散的题目，而多是时评、书评、作家评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