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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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20年间，西欧经济以及许多发展中地区经历了空前的工农业繁荣和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大陆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每年5％的旺盛增长率。在1938年之后的十年中，世界贸易总量一直停滞不前，但是，1948～1963年间，却增长了250％，而且前景乐观。到1957年，制成品的世界贸易总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初级产品——粮食和原材料的贸易量。
　　　　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欧洲共同市场贸易的增长。1953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占据了世界出口贸易的19％；到1960年，它们在相对量和绝对量上都超过了美国，占世界出口总量的26％，大约300亿美元。
　　　　西欧投资建设新的钢厂、公路、电力设施，以及为诸如汉堡、鹿特丹等大型港口城市改造现代化的港口，为西欧的经济繁荣和生产率增长奠定了基础。按照工业劳动生产力每人/时的产出量计算，20世纪50～60年代，西欧大陆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在7％的年增长率，比同一时期美国的增长率足足高出1。5倍。
　　　　在欧洲大陆工业和贸易急剧增长的过程中，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欧洲与发展中地区大力开展贸易合作，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比20世纪任何时候都快。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地区占世界制造业生产份额的增长，从1953年的6。5％达到1963年的几乎9％，十年中产出的相对额增长了50％，绝对量增长更多。
　　　　戴高乐于1958年再度执政，给处于经济增长中的欧洲大陆带来了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声音。戴高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英国的欧洲计划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他日益确信，美国战后的欧洲计划与英国的计划同样危险。自1958年上任以来，戴高乐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一系列交流，特别提出要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法国应当拥有核武器使用的“否决权”，但无果而终。1959年9月，戴高乐将军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法国的盟国，法国不会忘记美国的帮助。但她也没有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后，法国快要灭亡时，美国才来帮助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被打垮之后，美国才来帮助她……我像你一样明白，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它拥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政治体制、自己的民意、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恐惧和自己的过失。它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把自己和别人视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忠诚于联盟，但还是不能接受让法国与北约一体化的要求。
　　　　由于华盛顿对法国的提议置若罔闻，戴高乐开始建设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并宣布法国地中海海军舰队不再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指挥。1960年，法国在撒哈拉沙漠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为战后崛起的欧洲大陆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新的、独立的声音。
　　　　1958年再次执政后，戴高乐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向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发出邀请。1958年9月，戴高乐在他的私人休养地科隆贝双教堂与阿登纳进行了会面。这不仅是两个战时敌对国之间政治和解的开始，也是两位老练的政治家私人之间亲密友谊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约五年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到达顶峰。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和阿登纳签定了《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协定》，协定规定了两国国家元首之间紧密合作的程序，以及协调经济和工业政策的形式。
　　　　戴高乐－阿登纳协定对华盛顿和伦敦敲响了警钟。欧洲大陆，在戴高乐、阿登纳以及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领导下，在追求自主方面越来越独立，令某些人颇不舒服。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德协定签署那天，并不是没有引起伦敦的注意。法国政府宣布，她将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这是戴高乐总统对英国的动机深感不信任的结果。多年来，在建设强大而独立的欧洲大陆的问题上，戴高乐对英国始终不信任。
　　　　【英美联手对付欧洲的大构想】
　　　　在阿登纳领导下的联邦德国和夏尔·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表明，欧洲日益独立。1962年初，对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政府有影响力的政策派系明确提出了应付这一状况的办法。这群政策顾问，包括一直非常有影响力的约翰·麦克洛伊（他曾是杜鲁门政府1949～1952年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和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鲍伊。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反击方案（被称为“大西洋大构想”）来阻止法德建立强大而独立的欧洲。
　　　　对让·莫奈统一欧洲的设想，美国表面上激情洋溢、花言巧语地表示支持，但实质上，华盛顿的政策是希望新的共同市场对美国开放，并且要牢牢受控于由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华盛顿的计划还要求，同意英国成为六国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对于这一提议，戴高乐有充分理由坚决拒绝。
　　　　1963年1月戴高乐－阿登纳见面之前，在与英国协商之后，美国竭尽全力进行反对。肯尼迪政府的国务院毫不掩饰他们对法德协定的极端不快。美国驻波恩使馆接到指示对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艾瑞克·蒙迪的自由民主党的部分成员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施加最大压力。在西德联邦议会第一次正式审议法德协定的两天前，也就是1963年4月24日，戴高乐的坚决反对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被选举为阿登纳的继任者，他坦率承认是赞同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大西洋主义者。阿登纳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准法德协定，不料在最后一刻却毁在了英美利益集团手上。
　　　　此后，尽管批准了法德协定，但只相当于一纸空文。艾哈德总理领导的政府由于党派不合，鲜有政绩。1964年7月，当记者问戴高乐法德协定的进展情况时，他描绘了一幅法德关系的暗淡图像。在谈到他本人与阿登纳继任者的关系时，戴高乐不无苦涩地说，“你不能说德国和法国还没有就共同制定政策达成一致；你也不能就这一事实提出争议，即到目前为止，波恩还不相信，这一政策应该是欧洲人自己的，而且应当是独立的。”
　　　　到这个时候，神通广大的伦敦和华盛顿智囊团已经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不同于英美大西洋构想的、赞成欧洲大陆政策的强大集团构成的威胁。欧洲政治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战后“被占领的”德国，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像1914年以前一样，英国19世纪针对欧洲大陆最根本的“均势”政策再一次得到了维持。不过，这次英国“均势”政策的重新确立是通过美国国务院插手而实现的。现在是英美直接对付戴高乐的时候了。但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57年：美国的转折点】
　　　　为了给美国的工业出口和资本输出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市场，对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市场，华盛顿最初是鼓励的。但英美的某些派系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独立的欧洲大陆。从1957年底开始，当美国经历第一阶段严重的、持续的战后经济不景气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十分险恶了，工业停滞不前，失业增长，这次萧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不难预见，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1939～1943年战时工业形成时，对工业厂房和固定设备的大量投资曾经把美国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挽救出来，但投资早了几乎20年。到1957年，工厂、设备以及劳动力技术水平都需要更多的现代资源注入，以保持新的活力。到20世纪50年代末，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工业经济的话，美国需要向劳动力、教育体系以及科技基础再进行大量投资。但是，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不幸的是，当1957年萧条来临时，政策圈子里的人为华盛顿选择的方案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美国政策圈子曾经展开过内部讨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机构起草了各种政策方案。一个雄心勃勃的哈佛年轻教授亨利·基辛格这时候成了洛克菲勒集团的附庸。
　　　　这次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经济萧条的深层影响。工业和农业对获得低息的贷款、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投资的需要，被东海岸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忽视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银行已经联合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集团，正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寻找利益源泉。
　　　　讨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约翰·麦克洛伊。当麦克洛伊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谋士”为国家准备好政策选择方案后，麦克洛伊50年代末亲自从哈佛大学请来基辛格进行修改。麦克洛伊是华尔街的律师，当时任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石油巨头”的银行。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石油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纽约的银行家把整个世界市场当作自己的领地，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阿拉伯比得克萨斯州更具“战略意义”。正如我们能够预见的，这一差别将变得至关重要。
　　　　1957年后，通过国家电视台和新闻媒体，美国的政策辩论已经倾向于下曼哈顿地区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他们控制了当时刚刚出现的电视台，以纽约为中心，他们可以与麦克洛伊及其朋友们的大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还控制了《纽约时报》这样一些新闻媒体，对于纽约利益集团成功推进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完全相反的政策，这些都非常关键。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被大众称作自由主义的“东海岸权势集团”的利益集团。
　　　　【美国工业落入陷阱】
　　　　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爱荷华的农场主或者辛辛那提的技术熟练工对临头大祸毫无察觉。但是那时，纽约面向国际的银行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在美国的投资，转而投向国外的新市场。
　　　　亨利·福特曾经声明，他很乐意支付行业内最高的工资，出售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有政策影响力的组织已经忘记了福特的训导。他们过于迷恋商人们“贱买贵卖”的游戏规则，希望能赚快钱。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已经不对以下领域投资了：重建美国城市，培养更熟练的劳动力，建设更现代化的生产工厂，改善国民经济。相反，美元流出美国，流向了西欧、南美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去争夺这些地区价格便宜而且已经投产的工业公司。在福特汽车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末，会计师出身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接管了公司。
　　　　1957年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工业和银行开始追随“英国模式”的工业政策。在产品质量方面的系统欺骗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更喜欢把这一现象称为“货币主义”，但是，它本质上就是英国1846年后的“贱买贵卖”方法进入美国生产领域后的翻版。为手艺而自豪和追求工业进步开始让位于公司的财务“利润底线”——每隔三个月就要为公司股东计算的一个指标。
　　　　美国人只需要观察自己的家用汽车就可以看出问题了。1957年之后，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进，不使用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也不提高技术生产力，而是开始投机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牌汽车使用的钢材量只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说，结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剧增。国内钢铁业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巨大下降。美国钢厂1955年生产的钢材中有1900万吨用于汽车生产，但到了1958年已经降到1000万吨。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因素”逐步变成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害的了。
　　　　1958年，美国工人购买雪佛兰汽车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钱。麦迪逊林荫大道上华而不实的广告，采用巨大铬合金进行装饰，以掩盖事实真相。美国工业已经陷入系统自杀，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以弥补下降的利润。但是，就像一个从20层楼落下的醉汉，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是在享受自由飞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不到，20世纪60年代的“后工业”走向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的真正含义。
　　　　【启动美元战争】
　　　　以较低价格购买西欧的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因此，纽约的银行开始抛弃美国市场。由于战争，工业崩溃，欧洲当时正好需要大量的资金。结果，欧洲不得不支付非常高的利率，吸引当时唯一的“国际”货币——纽约大银行的美元。
　　　　大通曼哈顿、花旗等银行趁机在欧洲牟取暴利，对它们来说，投资欧洲的利润通常是投资市政债券用于重建美国的污水系统、桥梁或住宅的利润的两倍。问题是，华盛顿害怕疏远强大的纽约金融界，拒绝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资金逃离美国，到国外牟取高额利润去了。
　　　　到1957年初，二战以来美国资本输出第一次在数量上超过了资本输入。1957～1965年，美国每年对西欧的资本输出净值从不到2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470多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
　　　　但是，如果当时流出的只有美元，那问题还简单一些。问题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开始连续下降，有时甚至是急剧下降，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迅速崩溃，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纽约银行的声音，1957年经济萧条以后，大的石油公司以及大的美国公司正在转向美国之外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利润率。
　　　　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曾经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占绝对优势的美元，彻底变成了劣币。当西欧再次着手实现工业独立时，其生产率远远高于美国，到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就职以前，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1944年美国谈判代表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他们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条款，他们建立的这个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成员国都必须同意固定他们的货币价值。但是，其货币价值并不是直接相对于黄金固定，而是直接相对于美元固定，而美元相当于固定重量的黄金所具有的固定价值，即每盎司黄金35美元。
　　　　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经济大萧条时定的，一直沿用了下来。尽管爆发了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25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对黄金的比率一直没有改变。
　　　　只要美国能一直维持西方世界唯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就可以忽略。战后的十年间，欧洲的重建以及为了经济复苏购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都急需美元，美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当欧洲经济开始以超过美国的速度增长时，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须作出改变了。
　　　　但是，在纽约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