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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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须作出改变了。
但是，在纽约银行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下，华盛顿拒绝按照它在1944年强加给同盟国的规则行事。纽约银行开始投资于国外新的资源，牟取更高利润。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政府都没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的投资外流，这就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危机的症结所在。
纽约的国际银行家并不急于做广告，因为他们并不依靠对美国未来进行投资来获得巨额利润。根据1967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总统报告，在1962～1965年间，美国公司在西欧投资的盈利水平都在12％～14％之间。而对美国工业进行同样投资的盈利水平还不到在西欧的一半！
银行业悄悄地游说华盛顿保持现行政策。它们继续在欧洲持有美元，而且不急于把利润运回美国，投资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它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威胁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症结所在。
当然，如果美国国会和白宫坚持，运用税收和信贷政策，以公正的收益率引导这些美元资金投资于美国工厂和设备、先进科技、交通运输设施，投资于改造日益陈旧的铁路系统使之现代化，投资于开发对美国工业出口潜力巨大的第三世界的市场，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些都是利好。对美国来说，这也许是更加明智的选择，但是，对某些神通广大的纽约银行来说，却并非如此。
在一段时期内，例如十年，如果一个国家以同样的技术水平生产同样数量的适销物品，但是发行的货币量却相当于以十年之初的价格计算的物品总价的两倍，“消费者”把这一结果称为巨大的物价膨胀。比如，买一片面包在1960年需要两美元，但在1950年买同样的面包仅仅需要一美元。由于美元的统治地位，当这一影响波及到全世界时，通货膨胀的隐藏时间会更长。但是，结果将更具破坏性。
在高参们问的参谋下，林登·约翰逊总统刚一就职就推翻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决定。约翰逊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偏僻小镇的政治家，对国际政治几乎不懂，更不要说货币政策。有人故意误导约翰逊总统，使他相信，在东南亚发起全面军事战争将会解决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许多问题，并且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美国依然是有办法的。
【发动越南战争】
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以来，人们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争起因的论著。但是，坦率地讲，尽管有各种荒唐的军事理由和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但美国国防工业和纽约金融业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怂恿华盛顿发动了这场战争，因为军事集结会给它们的利益提供一个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工业将发生重大转变，多数产业将会因生产军需品而复苏。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中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军事经济，针对共产主义威胁而采取冷战的借口，被用来证明花费千百亿美元的合理性。军费支出成了纽约金融业和石油业利润的支柱，石油业这个19世纪英帝国的应声虫，披上了20世纪反共的外衣。
越南战争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五角大楼的官员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主要顾问一起蓄意策划的。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注定毫无取胜的希望，只能解决经济中国防工业部门的长期发展问题。华盛顿推理认为，为了阻击所谓“共产主义”在越南的“邪恶侵犯”，美国选民应当可以接受巨大的战争成本，尽管美国财政将会因此而加大赤字，但国防工厂却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华盛顿可以通过国内巨大的支出赤字使美元膨胀，这样就可以强迫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吞下”美国的战争成本。只要美国拒绝降低美元与黄金的比价，欧洲就不得不以20年前的美元价格接受美元，承担战争费用。实际上，1944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恶化，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已经不能反映美元的真实价值。
约翰逊总统因为担心失去选票，拒绝提高税收，但是，为了给“大社会”计划〔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消除歧视和贫困，他自己把这一改革称为“大社会”（GreatSociety）计划。——译者〕和越战筹集巨额资金，只能印刷美元，发行长期国债，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每年平均在30亿美元左右。随着战争支出急剧上涨，1967年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90亿美元，1968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50亿美元。
这一期间，欧洲中央银行开始聚集大量的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这就是所谓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元在国外的聚集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华盛顿要求欧洲盟国、日本以及十国集团保留日益增长的美元储备，减少美国黄金储备的流失，而不许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调整美元对黄金的比值。
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投资美国政府的长期国库券获得利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因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实际上使用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资金来弥补。据说美国的未来主义者赫尔曼·卡恩得知这些赤字财政是怎么被弥补时，对他的一个朋友惊叫道：“我们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我们比大英帝国做得巧妙多了。”但是，到底谁做得更巧妙，这个时候还不那么明显。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伦敦城正准备回收境外的这些美元。
很明显，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拟定时的1944年比，1964年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但是，美国的政策圈子拒绝倾听欧洲的主张，特别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劝告。他们认为，美元贬值会削弱纽约银行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无所不能”的力量。华盛顿已经重蹈了1914年之前英国的覆辙，英国当年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起初，当纽约银行家刚开始在美国筹集资金，到西欧或拉丁美洲进行投机时，肯尼迪总统曾试图鼓励复兴美国的科技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建立国家航空和宇航局，鼓励投资新科技。1962年，美国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找到自己走出危机的出路。
但是，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被暗杀。当时参与调查该案件的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也在调查过程中被暗杀。几年后大家坚持认为，暗杀是中央情报局操纵的，得到了某些犯罪集团成员包括卡洛斯·马塞罗的帮助。在被暗杀的几天前，肯尼迪总统与退役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进行了谈话，据肯尼迪的一位密友兼顾问阿瑟·施莱辛格证实，肯尼迪决定改变政策，当时他正在考虑要撤出越南。
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为了建立自己的美国政策模式，这位年轻的总统当时正在调整各种战略重点。其中，在一个个关键问题上，他与控制着东海岸自由派权势组织的强大金融和政治利益集团意见不一。
1961年5月，在那次致命的达拉斯迪莱广场汽车巡游两年多前，肯尼迪总统去巴黎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在《希望的回忆录》（Memoirs of Hope）一书中，戴高乐对这位美国总统进行了生动的个人评价。肯尼迪向戴高乐表达了美国的观点，美国支持吴庭艳在南越的专制统治，并且以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为掩护，安置美国远征军。肯尼迪跟戴高乐说，有必要建造一个壁垒，阻止苏联向印度支那的扩张。“我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回答，而是告诉总统说他选错了道路，”戴高乐写道。
“你会发现，”戴高乐告诉肯尼迪，“干涉这个地区会引来无休止的纠缠”，戴高乐继续详细阐述他的理由。“肯尼迪倾听我说，”戴高乐得出了他的印象：“肯尼迪离开了巴黎，我是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他的年龄和他的雄心壮志都会激起巨大的希望。在我看来，他像雄鹰一样搏击长空。”而回到华盛顿的肯尼迪在6月6日“致美国人民的报告”中讲，他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对于未来的英明顾问，对于他参与创造的那段历史，他无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领路人……我对这个人再信任不过了。”
法国总统和年轻的美国总统之间建立起的这种信任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全面改变，对此英美世界的某些强大利益集团看起来并不抱多大热情。林登·约翰逊于1963年11月22日成为总统，从来没有人指责他激起了类似的希望。作为总统，约翰逊从来不敢违抗强大的华尔街的利益集团。1963年11月22日，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分水岭，明显的证据是林顿·约翰逊总统开始在越南大规模集结军队。根据各种非正式渠道传闻，包括罗杰·希尔曼的渠道，在被杀之前，肯尼迪已经下决心逐步结束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某些调查员指出，当时麦克乔治·邦迪就在场。
林登·约翰逊很快把越南从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咨询对象”上升到全面的军事冲突，向这场自取失败的东南亚战争中投入了千百亿美元和50万军队。战争使华尔街债券市场变得异常繁忙，为创纪录的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同时，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美国公司从亚洲战争中不断赢利。美国持续的经济停滞曾使政客约翰逊担心，但是战争支出带来了繁荣，问题好像解决了。因此，在1964年大选中，他击败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压倒性的重大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十分惊人的。
【垮掉的一代美国人】
面对日益加剧的城市凋敝问题，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8月20日签署了《机会平等法》。签署法律时，总统以他典型的虚张声势的方式吹嘘道：“今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伟大的民族有能力并且也愿意作出消除贫穷的承诺。”他所谓的“向贫穷开战”和“约翰逊大社会计划”基本没有消除贫穷，而是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赤字增长和金融掠夺提供了新的借口，实际上这一赤字是靠欧洲美元盈余支持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数百万美国青年成群结队地涌向大学，其实是“隐性失业”的表现形式，大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不到400万上升到1975年的几乎1000万。这为华尔街另外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国家担保公债用于大学建设提供了借口。用于工业经济扩张的投资开始转向“后工业”或者“服务经济”，这与英国在19世纪末走向衰亡的道路类似。社会安全和福利开销增加，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部分处于永久性的失业状态。
1966年，国家航天局的航天计划支出费用达到60亿美元的高峰，以后每年，约翰逊都大量削减。美国大学的科技动力开始停滞，随即下降。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关系”或者通过信神拜佛寻找工作。大学教育曾经是“美国梦”的中心，但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因为标准被刻意降低了。
作为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对交通运输、电力电气设备、供水系统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正在逐步恶化。纽约的银行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不再关心工业产品的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投资建设公路和桥梁并把产品推向市场呢？
20世纪60年代，为了兜售事实上不投资于美国经济的政策，英美智囊机构着眼于长远，认为必须改变美国传统的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
越南战争、麻醉药品解禁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和提摩太·李雷的性“花癲派”（flowerpower）反文化观念，这就是一部分英美自由派权势集团提倡的事情。在一个绝密的、代号为MKUltra的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中，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使用迷幻剂和其他改变情绪的药物进行试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项目引发了大家所知的嬉皮士运动，有时也被称作“新世纪思维”或者“宝瓶座时代”。当时的英雄是摇滚和麻醉药品的倡导者，例如滚石乐队和吉姆·莫里森以及作家和麻醉药瘾君子肯·克西。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进步，迅速成为数千万美国青年的信仰。
当约翰逊政府信奉华尔街的“后工业”政策时，政府减少了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年轻新锐的精英层，他们满脑子个人享乐和对国家目标冷嘲热讽，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从哈佛、普林斯顿和其他一些所谓精英大学开始。哈佛大学教授提摩太·李雷曾用影响巨大的十二字真言描述他们，即“敞开心灵，追随感受，摒弃主流”。
为了改造美国公企业和工业的思想，管理人员也接受一种被称为“T群组会议”或者“灵敏度训练”的新式培训，这种培训由国家培训实验室的外聘心理学家提供。这么做的结果是使智力变得迟钝，并为人们接受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人们沉缅于增加对彼此缺点的了解和感受上，这样他们才不会看到国家正失去其目的性。
1968年，当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即将赢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胜利、对某些利益集团构成威胁时，在洛杉矶他被一个“独行杀手”暗杀了。就在同一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斐斯的汽车旅馆外也遭暗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金被杀时的战略背境。他到孟斐斯是为了支持这个城市黑人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推动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南方工人成立工会。在紧随1957年经济萧条之后的“工厂外迁”时期，美国南部的“廉价劳动力”是工业生产的又一个天堂。当时，工会控制了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和纽约等工业中心，只要把工会阻止在“新南部”大门之外，南部的廉价劳动力就将持续存在。
当大工厂跑到南部没有工会的廉价劳动力地区或者迁到发展中国家时，贫民窟、吸毒成瘾和失业就在北方工业城市就像瘟疫一样滋生蔓延。华尔街不投资于美国成熟工业区的政策开始显示出了真正的效果。为了抢到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北方城市中熟练的白种蓝领工人不得不与不熟练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进行竞争。在纽瓦克、波士顿、费城以及奥克兰这样的美国工业城市，像汤姆·海顿这种由政府支持的暴乱分子蓄意制造骚乱。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以削弱北方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的力量。这些国内暴乱分子由福特基金会的“次贫地区计划”提供支持，这也是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开战”的典型例子。
约翰逊总统发动的“向贫穷开战”运动由政府提供资金，旨在利用由英美权势集团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冲破阻力，在美国推行新的工资削减政策。美国金融集团正准备把19世纪英国的殖民式掠夺强加于美国，操纵“种族战争”将是他们的武器。
刚刚建立的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削弱了传统美国劳工的政治声音和城市选区机制的影响力。仅在十年前，白种蓝领产业工人还被尊称为美国工业活力的源泉，现在突然被强大的自由派媒体贴上了“反动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标签。随着势力强大的银行实行不投资政策，这些工人眼睁睁地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崩溃，充满了恐惧和困惑。
哈佛大学的院长麦克乔治·邦迪，作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参与筹划了越南战争。到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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