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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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中立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在后来的美国参议院质询中，摩根本人受到指控，牟取暴利，并直接从与摩根的合伙人有利益关联的企业采购。到1917年，英国战争办公室已经通过摩根银行下了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摩根及其设在纽约的金融财团直接筹集的贷款，还没有包括在这里面。
　　　　1915年，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说服一筹莫展的威尔逊总统，为了维持美国的出口，美国私人贷款十分必要。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到1915年时，在1913年的基础上，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68％。到1917年美国参战支持英国前，协约国通过摩根银行、花旗银行和其他纽约的大投资机构募集了大约12。5亿美元，在当时这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私营金融机构来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调动，必须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有良好的关系。恰好，这个刚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头是摩根银行的前任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即便如此，这一业务的巨大风险也曾几次险些引来灭顶之灾。
　　　　1917年1月，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俄国最终撤出战争，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使得摩根及其纽约的金融财团产生了发起更大的宣传攻势和动用更多资源的动力。只有美国出兵才能扭转欧洲的败局，改变摩根及其欧洲代理客户们的困境，当这一点变得十分明确时，他们开始行动。英国秘密情报机关最高层和美国新闻界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美国新闻界认为，美国应当站在“正义”的一方加入欧洲战争，支持英国。摩根公司和英国的努力如果失败，那么他们将在1917年上半年就面临彻底的金融崩溃。
　　　　对摩根公司和伦敦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德国将军艾里克·鲁登多夫为盎格鲁－摩根利益集团避免了一场金融崩溃。1917年2月，德国宣布全面开展潜艇战，其意图是切断美国对协约国的石油供给。美国油船连续被击沉没，为摩根控制的美国新闻界大肆鼓吹结束中立立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1917年4月2日，当美国国会对德宣战时，纽约金融界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斯特朗的支持下，发起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金融运作。
　　　　在1913年12月23日，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没有被说服签署联邦储备法的话，美国是否会把如此巨大的资源投入到欧洲战争中就不好说了。1914年8月，如果没有这部新的法律，英国是否会策划如此大胆的计划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帝国，也很值得怀疑。就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摩根公司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对金融投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参与制定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这个利益集团，完全是由摩根家族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把纽约变成国际资本中心。
　　　　从此，纽约的银行家开始采用英帝国的财政风格。
　　　　1917年8月，美联储启动“自由债券”和其他债券的销售，为美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在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活动中，以个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美国国库券，是通过摩根和其他一些大型纽约投资机构发售的。这些债券的规模巨大，数目惊人，1919年6月30日达到了21478亿美元。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动用过如此巨额的资金。当然摩根公司从这笔生意中拿到的佣金也相当可观。
　　　　到1920年，针对这场为期四年的战争和全球性浩劫，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带着满意的口吻写道：“全世界的国债规模已经增加到2100亿美元，是过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类公债的规模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数目翻了无数倍。”拉蒙特还说，“发行如此巨额的债券，其影响在世界所有投资市场上都十分明显，但是尤以美国为甚。”
　　　　一旦摩根家族和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品尝到了作为世界金融领域领导者的好处，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将联合起来，不惜一切。
　　　　摩根家族主事的人，包括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他们在华尔街的密友伯纳德·巴鲁克等人，在凡尔赛和会的秘密会议上，便拟定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账单”。
　　　　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赔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专门为德国向协约国支付战争损害赔款设定准确的数额和方式。
　　　　尽管巴尔弗和某些英国政府官员认为，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债务赦免，体现战胜国的宽宏大量。但是，作为精明而又保守的银行家，摩根和他的朋友们，在享受和平带来的歌舞升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协约国欠下的巨额战争贷款。美国一宣布正式参战，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转手的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随着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渐渐地，美国政府已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新势力的有用工具。
　　　　【纽约银行家挑战伦敦金融城】
　　　　就在凡尔赛和谈的过程中，成立了一家专门协调英－美之间战略事务的新机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莱昂内尔·柯蒂斯是组建这一研究机构的倡议人。莱昂内尔·柯蒂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包括巴尔弗、米尔纳等人在内的秘密“圆桌”会议（也被称为“新帝国”圈子）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建议是1919年5月30日提出的，正是凡尔赛和谈期间，地点在马加斯饭店的一个私人聚会场所。菲利浦·克尔即洛锡安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和圆桌会议的其他成员参加了此次的重要聚会。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名义上的任务就是撰写凡尔赛和会的“官方”历史。这个皇家研究所接到的第一份捐赠就是由摩根集团的托马斯·拉蒙特捐献的2000英镑。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是这个机构第一个领工资的正式成员。
　　　　在凡尔赛，这些人还决定，为这家伦敦的研究所建立一个美国分支机构，为了掩盖与伦敦研究所的联系，他们把美国的分支机构命名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纽约理事会最初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于摩根集团，资金全部由摩根承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密切联系，在凡尔赛和会之后，美国的利益能够与英国的利益协调一致。但是，过了很多年，这一目的并未达到。
　　　　在20世纪20年代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英美在战争赔款条件、橡胶协议、海军协定、新的金本位平价，尤其是在对未开发的世界石油产区的控制等每一方面都锱铢必较，剑拔弩张，经历了这一艰难过程，英美对全球的联合共管才出现现在的局面，摩根集团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与伦敦的皇家研究所之间的政策协调才产生效果。
　　　　1922年，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凡尔赛和谈的关键人物，和谈协议第231条款（臭名昭著的德国“战争罪”条款）的主要起草人——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杂志《外交》上撰文阐述了摩根及其纽约银行家同仁们的思想。这一思想十分简单，即“有战争必然有损失。战争造成的损失通过债务来衡量。债务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内部的、赔款、盟国之间的……一般体现为债券或纸币”。
　　　　根据杜勒斯的计算，英国和其他同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总额是125亿美元，利率为5％。而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欠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33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1921年5月最终敲定的数字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只有六天时间决定是否接受上述条款；如果拒绝，协约国将对鲁尔工业区实施军事占领。在全球石油争夺起关键性作用的背景下，军事占领的问题很快将再次出现。
　　　　德国是凡尔赛和会的主要目标，在凡尔赛和会上，德国的所有殖民地都被瓜分了，因此，她也失去了宝贵的原材料资源。德国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25％的股份被剥夺，最终由英国转给了法国。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包括实施协议的机构——国际联盟，但是，以摩根集团和纽约的美联储为轴心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停止掌控战后的欧洲金融命脉的步伐。凡尔赛和会之后，1919～1929年10月年华尔街崩盘这段时期，德国的战争赔款，以及同盟国之间的“三角债”，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欠英国的钱，以及英国欠美国的钱，如雪上加霜，左右着世界金融和财政政策。这一时期整个国际金融金字塔，完全是由惩罚性战争债务的大厦支撑着。在债务问题上，摩根和纽约银行的新贵们拒绝妥协。
　　　　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国家的债务总规模十分巨大，以至每年国际金融体系处理债务的业务量甚至都超过了每年美国的外贸的业务量。纽约国际银行界将世界资本的流向调整到处理这一数额巨大的债务问题上。处理债务业务是以牺牲投资为代价的，这些投资对于满目战争疮痍的欧洲经济重建和现代化如久旱之甘霖。
　　　　由于欧洲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摩根公司取得到了竞争优势，纽约的信贷支配着一切。与其投资于美国的战后经济扩张，不如把钱贷给战后的欧洲利润要丰厚得多。以摩根和摩根集团成员本杰明·斯特朗领导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核心，纽约金融界不遗余力地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其结果是，美国的贷款如洪水般地涌入战后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在这些地方资本获得了比在美国本土多得多的风险收益，而伦敦和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国金融侵占他们的传统市场。
　　　　1924年，在银行业这一关键领域，英美之间的争斗达到了战后的白热化程度。当时，美国威胁，要进入英帝国的黄金和原材料中心，英国刚刚在二十年前通过血腥的希尔战争占领了这一地区。
　　　　1924年下半年，南非政府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金融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克姆勒任主席，专门就是否置英国于不顾而重返国际金本位制提供咨询。
　　　　直到1924年，英国仍深陷战争的灾难不能重返金本位，如果重返金本位，英国经济会遭受严重挫折，因为那时仍然有近150万英国人失业。
　　　　克姆勒告诉南非人，他们应与纽约银行建立直接的金融联系，绕开对伦敦的传统依赖。伦敦城的金融家们心知肚明，这样一来，就会为美国从经济上占领英国用军事力量取得的地区打开大门，获得了南非，就获得了世界黄金供给的主导权，进而获得世界信贷的主导权。伦敦迅速行动起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然而战争的伤痕远未痊癒。
　　　　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美国退守新孤立主义（这一直引起很大争议），英国因此坐收渔利。当时美国国会转变了态度，不支持英国的国际联盟的想法，尽管威尔逊总统支持。经过凡尔赛和会的充分协商之后，世界新秩序的绝大多数特征已经形成。由于美国退到幕后，英国得以在欧洲、非洲和中东横冲直闯，建立起自己长期的关键性霸权。
　　　　但是，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强大的美国银行业和石油利益集团绝不会甘当孤立主义者。英国要么击溃这个威胁，要么有效地将其纳入一个新的大西洋联盟。
　　　　【英国为石油霸权而战】
　　　　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就很快认识到，他们的英国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战争分赃之外。通过英国秘密拥有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英国政府实际控制着新近划分的中东边界和战后的欧洲市场。
　　　　1920年4月，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召开了协约国最高理事会部长会议，拟定了对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进行瓜分的细节。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亚历山大·米勒兰达成了圣雷莫协议，英国人让出了在美索不达米亚25％的石油开采份额，而法国则同意，在新的国际联盟保护下，美索不达米亚由英国托管。
　　　　而英国给法国的份额是从德国人那里抢来的，这些份额曾经是德意志银行在以前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25％的股份，是凡尔赛和会战利品的一部分。
　　　　对剩下的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75％石油的开采权，通过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仍然牢牢控制在英国政府手中。法国政府成立了新的国家支持的公司——法兰西石油公司（CFP）。第二年，在法国工业家欧内斯特·梅西的领导下，法兰西石油公司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了许多新的利益。
　　　　亨利·德特丁爵士，是领导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英国人，同时也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信赖的间谍，承诺法国可以拥有毗邻法属叙利亚的一部分石油开采权，作为交换，英国牢牢控制了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未开发的巨量石油储备。
　　　　圣雷莫协议本身就是约翰·卡德曼爵士的杰作，那时，他是帝国石油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后来是英国政府所属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领导人。卡德曼和德特丁两人私下就定下了圣雷莫协议的条款。
　　　　毫不奇怪，英国的国家石油霸权地位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根据圣雷莫石油协议，英国给予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采出的石油总量的25％。作为交换，法国慷慨地授权英国石油公司在法属叙利亚至地中海石油港口之间铺设石油管道。
　　　　石油管道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业务都可以免除法国征税。卡德曼计算过，由于法国缺乏实质性的石油生产能力，英国必然会在整个中东的日益增长的石油财富中形成实际上的垄断。圣雷莫协议还包括一项条款，英国可以排除任何外国公司在其领地内进行开采。
　　　　此外，圣雷莫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对罗马尼亚和苏联的石油关系上，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
　　　　这一协议的影响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经济上遭受的打击大大超过了英国，圣雷莫协议似乎是伦敦获得的一个意外收获，它确保了法国对英国全球石油版图的支持，这一全球版图是以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为中心的。
　　　　【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阿拉伯局】
　　　　1921年3月，在开罗，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召集了大约40名研究近东问题的一流专家，讨论对这一地区新获得的版图进行最终政治分割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几乎囊括了所有一流的英国阿拉伯问题专家，有丘吉尔的亲密朋友劳伦斯、珀西·考克斯爵士、格特鲁德·贝尔等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英国殖民部中东局，取代1916年成立的阿拉伯局。根据在开罗拟定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被重新命名为伊拉克，由麦加的哈斯米·侯赛因·阿里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因统治。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永久驻扎伊拉克，伊拉克政府被置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官员的有效控制之下。
　　　　1921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正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参与中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