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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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是无限的，而这道路的终点是死亡，并非是能使他满意的艺术。
但饥饿艺术家追求的“永恒不灭”的艺术，指的不是一般艺术的高峰，而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峰”。就是说，他要的是独特的艺术。这一思想饥饿艺术家临死前与马戏团的管事的对话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我们也是赞赏的。”管事迁就地回答说。“但你们不应当赞赏。”饥饿艺术家说。“好，那我们就不赞赏”，管事说，“不过究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因为我只能挨饿，没有别的办法，”饥饿艺术家说。
“瞧，多怪啊！”管事说，“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别的办法呢？”“因为我，”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撮起嘴唇，直伸向管事的耳朵，象要去吻它似的，惟恐对方漏听了他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口胃的食物。”最后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也可以看作卡夫卡自己的心声的迸发。他象许许多多现代作家一样，对传统的审美习尚，流行的艺术方法感到厌烦，就象饥饿艺术家对于正常的饮食“一想到吃就要恶心”一样。他多么希望能创造出一种既符合他自己的审美要求，又能表达他的内心世界的理想的艺术，一如那位小说主人公渴望着一种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如果他的艺术能达到这一步，那么他是希望人们来赞赏的，可惜他孜孜以求，奋斗一生，终未如愿，他当然有愧于让人“赞赏”。那么他要把全部作品付之一炬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他认为，作为作家，他是个失败者。所以小说中有一种悲悼的音响，它的主人公不啻是作者的一幅自画像。
《女歌手约瑟芬或鼠从》可以说是《饥饿艺术家》的姐妹篇，女主人公也是一个怪异的形象，在那些“耗子民众”中演唱，她首先必须对付它们那表示不愿轻易顺从的“嘁嘁喳喳”的声音，对此她必须“竭力拔高她那小嗓门与之斗争”。这里譬喻的是现代艺术家的处境，在众多的竞争者中，你要取得胜利，必须使自己的艺术远远高出一般的水平，也就是说，作为歌唱家，她必须使自己的声音超过所有人的声音，因为“她要争得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为此，她象那位“饥饿艺术家”一样，使出浑身解数，把不利于歌唱的一切都舍弃了，以至“榨干”了所有的血肉。当他站在那里时，“这个纤弱的家伙，胸脯以下抖动尤其厉害，令人不禁要为她担心，仿佛她在使出浑身的劲儿来歌唱，仿佛她把无助于歌唱的一切都加以抛弃，而把每一分力，几乎把点滴的生机都使了出来，仿佛她被榨干了，被废弃了，唯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如此付出全副身心，忘机于歌唱时，好象一丝儿冷风吹过就能使她一命归天似的。”小说对女歌手的这番描写，不禁令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主人公表演结束时被迫让人抱出铁笼时的情景：“演出经理两手箍住饥饿艺术家的细腰，动作非常小心翼翼，以便让人感到他抱住的是一件极易损坏的物品；这时，经理很可能暗中将他微微一撼，以致饥饿艺术家的双腿和上身不由自主地摆荡起来；接着就把他交给那两位此时吓得脸色煞白的女士。于是饥饿艺术家只得听任一切摆布；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就好象它一滚到了那个地方，便莫名其妙地停止不动了；他的身体已经掏空；双膝出于自卫的本能互相夹得紧紧，但两脚擦着地面，好象那不是真实的地面，它们似乎在寻找真正可以着落地面……”这两位滑稽可怜又可敬可佩的艺术家，可谓一对孪生兄妹，虽性别、面貌有别，其精神主脉则一：两者都付出了全副身心而致力于艺术的追求，一个为了“达到最出色的艺术境界”而折磨得“瘦骨嶙峋”，以致“身体被掏空”；一个“为了争得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而落得“弱不禁风”，及至“血肉被榨干”。说到底，两者都为了追求“灵”的完美而不惜“肉”的毁灭。然而他们的事业心和牺牲精神并不为很多人所理解，所以女歌手“所力争的，只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永久地、打破一切先例地承认她的艺术。”然而，听众依然“寥寥无几”。于是她“大发脾气，使劲跺脚，破口大骂，完全不象个少女”。这同那位“饥饿艺术家”听到人家怀疑他的饥饿表演能力时引起的“简直象头野兽似”的“暴怒”又何其相似乃尔。两位艺术家那正直、清高的秉性也是一脉相通的：女① 见《卡夫卡短篇小说选》296 页，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 年版。
歌手既“不假充高尚，也不能迎合低级趣味”；那位“饥饿艺术家”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即艺术表现手段）宁愿饿死（即不做艺术家），决不降低（艺术）要求。
了解卡夫卡的身世和创作的人不难看出，卡夫卡与上述两篇小说的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和心态是相通的：卡夫卡把创作当作唯一的生活内容，因此把不利于创作的一切——社交、婚姻等等都加以排除，这与上述女歌手把无助于歌唱的一切都予以舍弃不是一致的吗？女歌手一生都“为摆脱劳动而进行斗争”，不正是卡夫卡一生都想摆脱保险公司的职业而不得的心声的回响吗？
卡夫卡为创作而毁了健康，导致早亡，这同主人公身体“被掏空”、“被榨干”岂不是说法不同而已吗？最后，卡夫卡生前在友人的百般劝诱下才发表了少量然而十分优秀的小说，晚年更起了焚稿之念，这说明他要“争得放在最高处的桂冠”而自己觉得没有达到，因而对自己的作家地位来个彻底否定，这跟饥饿艺术家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饮食而宁愿饿死（即不当艺术家）岂不是同出一辙的吗？……千千万万的读者当然不会赞成卡夫卡的自我否定，因为他们在肯定和赞赏卡夫卡的极端严肃的创作态度的同时，也责备他对自己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的要求。艺术境界的高度是无限的，而任何个人创造艺术的能力则是有限的。事实上他的“声音”已经高出一般同时代人所能发出的“音高”，只不过他自己听不出罢了。如果说在他生前，他的审美特征还没有渗入多数人的意识，那么现在这种意识已经普遍觉醒了：他贡献给二十世纪的不仅是“独特的艺术”，而且是“持久”的艺术，它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正如著名学者瓦尔特·索克尔所指出：“弗兰茨·卡夫卡……的艺术构成表现主义献给世界的最独特的礼物。”①“弱”的天才与“韧”的英雄卡夫卡自己说过，他带着“与生俱来”的“人类普遍弱点”来到世间，把“世界的消极面”统统“摄入于一身”；他还写过这样的自白：他的“手杖”上的铭语与巴尔扎克的正好相反，“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有的人根据卡夫卡的这类剖白，得出结论认为：象卡夫卡这类“颓废派”作家确实没有传统作家所具有的那种意志力量。持这种看法的读者不是本来对所谓的“颓废派”即现代主义者有偏见，就是对现代主义者的本质或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不了解（他们恰恰在这里蹈入了认识卡夫卡的误区）。如果按这样的皮相之见来认识卡夫卡，岂不说明全世界都被卡夫卡愚弄了！殊不知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正是由于他在这种“弱”的外部特征的掩盖下所独具的那种不寻常的禀秉，即他经常在文字中或同友人的言谈中强调的：“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续不断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①这才是卡夫卡的本质所在。事实上，正是这种潜伏在内心的“韧”的战斗精神，才使卡夫卡完成了他自己确立的作家的使命。
因此若要真正认识卡夫卡的本质，必须透过卡夫卡那特有的悖谬思维和言论，窥视一下他的内心世界，那个凝聚了他生命的所有强光，从而导致他外部世界的软弱的内心世界。他自己说，这是个“庞大的世界”，不把它“解放”出来，它就会“撕裂”。这“庞大的世界”便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东西”
所支撑的精神富源。这是他从外部世界洞见并摄入到内心的生活真实，一种在常人的眼光看来极为奇异的真实，向世人提示或表达他的慧眼所独见的这种真实，成为他避免内心“撕裂”、获得自身“解放”的唯一途径，也是他的“巨大幸福”之所在。这一愿望，决定了卡夫卡的作家的命运。但与其说卡夫卡想要作家这个头衔，毋宁说他要的是写作这一可能。在这里，卡夫卡的个人愿望客观上与时代的文学使命融为一体了。
十九世纪中叶和后叶，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受到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全面和彻底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揭承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严重动摇了资产阶级几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西文知识界的一些敏感人士从另一个方向也察觉到传统价值偶像的倒塌，他们甚至认为几千年来人类所建立起来的文明都是虚假的。尼采率先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惊人呼声，并提出“一切价值重估”的主张。但这样的卓见，当时不是很多人都有的，卡夫卡则是少数较早领悟到尼采思想的一个。他所看到的那个“奇异”
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了“上帝”的世界，一个超越了基督教善恶观念的世界。
但无论尼采还是卡夫卡，他们都不知道用什么去填补“上帝死后”留下的价值观念的真空，尼采只相信少数人的“强力意志”，用以抗衡世界的沉沦。
卡夫卡也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用一种内在的“不可摧毁的东西”来顶住“上帝死后”的可怖现实。
那么卡夫卡这“不可摧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解放”的他那个庞大的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就是他以内心“好斗”姿态去对付那扭曲人性的生存环境的不妥协精神。你看，他为此目的简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苦行① 见笔者与黎奇合译的《卡夫卡书信日记选》120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1。
主义者；他最大限度地约束外出旅游和社交活动；他渴望爱情和婚姻，但为了不陷入小家庭的“有限世界”，从而妨碍写作，他最后不得不把结婚的念头彻底放弃；他原来有个健康的身体，但业余时间的高度利用和因此而造成的长期失眠，他“让自己的健康给毁了”，结果只以 41 岁的天年而辞世！他悔恨吗？不！与其为了活着而停止写作，宁可放弃“一个健康而有用的男子的生之欢乐”。他的这一切牺牲，都不是为了要获得一顶“作家”的桂冠。
否则，他每发表一篇作品，也就用不着都要经过友人勃罗德的“强求硬讨”
了。对他来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研究生活、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的手段。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他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满意过，不仅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写完，甚至晚年想把他所有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莫非是他那“洞察圣灵的能力”（斯宾德语）与他的艺术表现手段之间的矛盾形成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我们可以从许多迹象去追索他的这一毁稿奇念的内心秘密，特别是他晚年写的那两篇自况性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更能让人听到他心声的回响。如果我们没有忽略卡夫卡自己宣称的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晚年的这两篇小说，尤其是他死前的最后那篇《女歌手约瑟芬》中的许多描写，都是作者自己的“内心独白”。两位主人公那种对艺术舍死忘生的追求，以及为保持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艺术宗旨的一贯性，“既不假充高尚，也不迎合低级趣味”的态度，与卡夫卡那种“不可摧毁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无论是作者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又是它的殉难者。
至于卡夫卡的孤独处境，这是必然的。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是个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危机四伏的时代。但是，一种时代危机的最先征光，就像“上帝死了”的最初信息那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及时探悉到的。当卡夫卡在“上帝死了”的启示下，大着胆子去掀开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厚幔，用他那“洞祭圣灵”的“第三只眼”看到触目惊心的“异化”现象时，他恐惧地惊叫着、报道着，然而众人却依旧安然鼾睡，他的喊叫只能是“空谷足音”了，就像当年鲁迅借用爱罗先珂的活慨叹“沙漠似的寂寞”那样。由于卡夫卡缺乏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虽然同情劳动群众，却看不到他们正在觉醒。于是，他在超验的领域思考得越深，就发现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的距离越大，从而越陷入悖论的逻辑圈而难以自拔，感到“写东西越来越恐惧”，“每句话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就变成矛，反过来对着说话的人”。对于那些不具备科学世界观的西文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时期还是“上帝死后”留下的真空时期。传统理性的覆盖层裂缝了，他们洞见了异常现象即所谓人类自下而上了的“异化”处境，于是惊异、恐惧、惶惑，但不能解释它的奥秘。西方世界的这一时代特点决定了卡夫卡同许多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命运：揭示现象，而不能解释它，或者说只提出问题，而不能解答问题。只是卡夫卡是以“不可摧毁的”不屈服态度来对待这令他惊讶和痛苦的“异化”现实的，因而他的存在更带悲剧性，容易令人想到古代神话中的西绪弗斯的形象。实际上，卡夫卡既是现代西方世界“异化”现实的揭示者，又是“异化”现实的牺牲者。
是的，他的“揭示”导致了他的“牺牲”，然而正由于他以坚韧不拔的“不可摧毁的”牺牲精神坚持了“揭示”，就使他的“揭示”更加入木三分，震撼人心。卡夫卡所揭示的主题也正是二十世纪的西方人所普遍关切的问题；他通过奇特的形象语言来传递的令人战栗的危机信息，与西方哲学家们用逻辑语言所表达的忧虑是合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的作品不啻是一声凄厉的呐喊，这呐喊正如他的《地洞》末尾所描写的那样，是宣告危险临近的警钟，又是标志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信号；这呐喊不只是卡夫卡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固此它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弱变强，由近及远，跨疆越界，在各处震荡着，即使是不同世界观的人听了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卡夫卡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作为公司雇员，他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啊！何况即使无产阶级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痕迹”一下就会消失的，在这些地方，卡夫卡的声音未必没有震聋发聩作用。
二十世纪是欧洲人的审美意识发生质的飞跃的世纪，从“表现论”出发的“非亚理士多德美学”逐渐占了上风。在西方小说创作领域，卡夫卡是这种新的审美信息的较早的探悉者和执著的而且是成功的传达者，然而，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在这种新的审美意识普遍觉醒之前，在这种审美方式成为普遍的风尚之前，他肯定要经历一段孤独时期的。卡夫卡是这样，爱尔兰的意识流大师乔埃斯也是这样。这方面的知音并不是绝对没有，他的终身挚友马克思·勃罗德便是一个，他早在 1916 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