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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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3）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4）
11月12日上午8点，张春桥在王洪文等人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王洪文在一旁帮腔。造反派见王洪文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话筒大骂：“王洪文滚他妈的蛋！”一通乱哄哄的吵闹之后，王洪文带着大部分造反队员返回上海。耿金章不服气，率领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
下午4点多，张春桥也返回上海。
市委为了团结造反队员，稳定局势，发了专门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
事情该平息了吧？不，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
11月13日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接受了谈判要求。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逐一进行了设想和研究，得出一致意见：
决不能承认由一小撮社会渣滓控制的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决不能承认这些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截第14次列车是革命行动。
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荻秋同志对张春桥一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风是早有警惕的，因此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同志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同志的肯定后，荻秋同志一边听电话，一边作了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同志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在电话中表示，要按陶铸同志指示和市委意见办。可是话音未落，一离开会场，他搞的完全是另一套了。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进行了谈判。张先吹嘘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吹嘘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陈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声称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在“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的要求下，张春桥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名，写上“同意”字样。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5）
“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是：
一、 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 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
三、 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 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 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这是完全无理的五项要求，是贼喊捉贼的五项要求，是充满强盗逻辑的五项要求，它与中央指示、与市委讨论的精神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参加了市委会并在会上同意了市委决定的张春桥，居然大笔一挥：“同意”。
签完名还不够，张春桥又登台对台下的造反队员讲了话。他说：“我完全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
张春桥就这样把他与上海市委的分歧，公开地赤裸裸地暴露给了造反派，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运动的领袖，却把市委领导一个个往炮口上推，他煽动说：“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
我是于当天晚上在西郊宾馆从曹荻秋、魏文伯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对张春桥的卑劣行径十分气愤。当场我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王力接的电话，他经常给陈伯达当翻译，因为很多人听不懂陈伯达的福建土话。我对王力讲，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做翻译。在电话中我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接着，我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陈伯达和王力被我问得无话可说。陈伯达只好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可是后来我的这些话却成了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们强烈感到有一种来自上边与下边的合力在向我们压来，我们有可能最终是顶不住的。我们只有市委班子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渡过难关。我们商量，不管外面压力多大，我们内部要统一，要顶住。但究竟前途会怎样，则是吉凶未卜了。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6）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无理的五项要求。在让荻秋同志签字时，荻秋同志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威胁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荻秋同志最后被迫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在谈判中，又大吹了一通陈伯达和他自己，他说：“伯达是一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陈伯达和我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接着又一次挑拨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从此以后，耿金章的二兵团也成了他的凶恶打手。
二兵团于18日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就这样在中央文革、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按照造反派的意愿结束了。
“工总司”胜利了。
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上海出现了大量各种名目的全市性造反组织。
上海的大乱从此开始了。
张春桥这个阴谋家在“安亭事件”中也是捞足了政治资本。
张春桥的政治牌一向打得费尽心机。上海的“文革”是他和江青一手策划导演，派聂元梓到上海煽动起来的。“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他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一开始心里也没有底。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棘手，稍有差池，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他和王洪文一样，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沪语，意即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连张春桥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宝押得那么准，从此他一步登天，一度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张春桥借口江青要文艺座谈会稿子，急着要赶回北京。去之前，他来西郊向我汇报，反映说市委常委围攻他，并讲要对群众运动慢慢来。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7）
这一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决不是什么文化的革命的运动，决不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教育干部或群众教育自己的运动，而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与上海市委、华东局、陶铸同志的意见截然相反，与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这激起了上海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晚，我、曹荻秋、魏文伯三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这种背叛党委另搞一套的无耻行径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我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我们的意见。陶铸同志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然而同样是这件事，却迅速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张春桥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事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可见，一直到11月16日晚上，中央领导对处理“安亭事件”还是两种意见。
可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针对“安亭事件”张春桥的处理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显然，毛主席在本不平衡的政治天平上，为中央文革加重了砝码。
天命难违，毛主席的指示无异于终审判决，中止了关于“安亭事件”的一切争论。王洪文、张春桥胜利了，上海市委却被推上了审判台。也许，这是对我上次在北京时“不识时务”，不听他们的“劝告”，不愿站出来的一个报复，对我“晓以厉害”。
从此，上海“文革”的局势如失去缰绳的烈马，急转直下，一系列动乱事件接连发生。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1）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有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进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清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