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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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批斗之后，1月8日下午，我到锦江饭店九楼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刹经济主义歪风的会。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处境：一边要接受批斗，否则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一边还要组织生产，否则出了事又说你以生产压革命，真是左右为难。有时只好上午接受批斗，下午组织生产；有时只能是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组织生产。不管造反派怎么“撤”我们的“职”，在中央没宣布前，我还是上海市的领导，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得负责上海的工作。这个会是由几个造反组织带头发起的。造反派里面聪明一点的人也明白经济主义歪风不能再刮下去，否则他们自己的前程会随上海的经济崩溃一块儿完蛋。会上决定起草《紧急通告》，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有“红革会”、“工总司”、“三兵团”等造反组织。我代表上海市委在上面签了字。
《紧急通告》发出后，张春桥又一次感到恼怒，他把徐景贤叫去训斥：“刚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怎么又来了一个《紧急通告》？谁让你们去开会的？谁让陈丕显去起草这种通告的？”
张春桥又命令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想从我嘴里搞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报上登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都是表示支持的。《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在锦江饭店，我和各个造反组织及有关各局负责人研究，由造反派提出意见，我签字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搞出来的。”
《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后，毛主席又大加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委托陈伯达起草了给上海的贺电。贺电起草后，主席又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讨论通过贺电。
贺电是拍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2）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以实际行动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这封信的最后署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
主席的批示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总理电话、毛主席两次批示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是信任我的，是不想打倒我的；而要置我于死地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但是当毛主席的指示和他们的政治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本质上也是反毛主席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在全国转发，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但因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我签字同意的，这显然和他们要打倒我的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因此，他们照样发难，照样反毛主席。
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一个《紧急通告》，在中央、在主席那里作出了如此迅速、如此强烈的反映，这是张春桥万万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对这两份文件，当初张春桥不但没有插手，没有支持，甚至还反对过；在文件上签字同意的，恰恰是我陈丕显。这对张春桥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打倒陈丕显、夺上海市委的权实在是太不利了！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可是不一般，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是决不肯轻易就认输的。他那一套阴谋功夫真可谓炉火纯青。假可以变真，真可以变假，转眼功夫，他就变不利为有利，把两个通告的功劳算到他头上去了。
他先是利用报纸。
他召见了《文汇报》造反派，无中生有地厚着脸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
张春桥如此说，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在北京时”就曾讲过，比文件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既如此，这份功劳就自然该算在他身上。张春桥的话经报纸一登，马上大街小巷不胫而走，从上到下都知道，是谁在参与、指导两个通告的诞生；而陈丕显，不过是个被造反派握在手里的橡皮图章而已。
心肠之黑，脸皮之厚，诡计之多，言语之毒，天下莫过此君者。
出来工作后，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期望，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局势稳住，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我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挽救动乱的局势，更不可能给我自己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一场更险恶的暴风雨马上就袭来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3）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挽回被动局面，为了夺取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密谋策划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和曹荻秋及其他上海市委、市人委以及部局领导都被揪到台上批斗。
那天的人民广场，大约有几十万人，声势浩大，锣鼓喧天。群众一遍一遍地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热烈庆贺中央来电！”
“打倒陈丕显！”
“打倒曹荻秋！”
“砸烂上海市委！”
看着“热烈庆贺中央来电”这条标语，我心中不由哑然失笑：中央来电是祝贺《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可是，作为这两个文件出台参与者、签发者的我，却被造反派揪在批斗台上。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个时候，造反派们在口号上对我和曹荻秋已经不分什么“火烧”、“打倒”了，统统都是“打倒”、“砸烂”。
经过慎重考虑我特意穿上了军装。我想你们肆意妄为，这可以“油炸”，那可以“火烧”，我穿着军装，你们总不好拳头棒子往身上乱砸吧？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密谋策划要开大会批斗我们的前一两天，便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和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做好准备。说实在，那几夜我想得很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认真回顾了参加革命几十年来的历史，觉得自己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严格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可以说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深信党和人民会公正评价我。至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我将会实事求是地作检查，并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然而，一想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伙人，我心里就没有底了。因为这帮家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尤其是张春桥，那是个极为阴险的家伙，很难想象他会干出什么名堂来。为此，我作了充分思想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无所畏惧。
12日早晨，我起床后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穿上平时难得一穿的崭新的军装。因为尽管造反派们锣鼓口号震天响，但并没有中央正式文件或有谁通知我，说我的职务被免了。我仍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经过慎重考虑我特意穿上了军装，我想你们肆意妄为，这可以“油炸”，那可以“火烧”，解放军总还是钢铁长城吧。穿着军装，你们总不好拳头棒子往身上乱砸吧？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4）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向家人告别。为了让爱人和孩子减轻思想负担，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此时尽管我故作平静，但我爱人和孩子心里都明白，此去凶多吉少，他们个个眼里饱含泪花。当我说声“再见”时，他们一齐拥了上来。我那小女儿一把抱住我喊了声“爸爸”便泣不成声。面对这些生离死别的情景，我心中一阵酸楚。结婚以来，我和妻儿有过多少次的分别啊，每一次分别虽然都是难舍难分，但以往的分别都带着革命的豪情，憧憬着下一次的见面，可是这一次分别却充满着悲壮与凄凉，不知何时可以重逢！谢志成拉住我的手，无限深情地对我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我点点头，悄悄地对她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我嘱咐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说完转身就走了。
谁也没想到，此一去，我便身陷囹圄，一别妻儿竟达八年。
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我的造反派对我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大概他也考虑到了穿着军装，走资派威风就扫不下来的问题。
我强硬地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我的强硬态度使他们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我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我穿着。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5）
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
张春桥和姚文元神气十足坐在主席台中央。这是他们在幕后紧锣密鼓阴谋策划了几个月好不容易大功告成的一天。望着张春桥——这个昔日的部下，今日中国不可一世的人物，我心中感慨万端！
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在上海滩闯荡，二十多岁开始混迹于上海文坛。他工于心计、苦心经营，一颗早晚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对他早年在上海的活动和表现我是知道一些的，正如党内多数高级干部对蓝苹早年在上海的活动和表现都略知一二一样。既是过去的事情，又都有过结论，过去的也就过去了。
我对张春桥的认识，最早是从我任市委代理第一书记、他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时开始的。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这是“文革”前我对张春桥的印象。他品质中的这种劣根性在“文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升华”。阴一套阳一套，心黑手狠皮厚，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柯庆施的提携下，他的地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到成为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这一套确实为他个人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一个靠谎言、阴谋混日子的野心家，早晚会被党和人民所识破的！
当时，面对那种混乱的局面，我心中不禁担心，党内生活还能恢复正常吗？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会上讲了话。这两个人嘴大气粗，猖狂得很，一口一个“毛主席”如何如何，这话意思很明显，无非是告诉人们，他们是有“背景”的，而且背景是如何了不得。把他们当年的讲话稿翻出来看一遍，那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虚张声势和夺权之后的洋洋得意，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即使令人肉麻的虚伪的谦虚也掩盖不住。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6）
张春桥说：“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对《海瑞罢官》这出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挡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我明白张春桥这话的意思，他是指市委“文革”初期在提到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说过，批《海瑞罢官》是从上海先搞起来的，上海市委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态度上是正确的。张春桥连这种提法也不能容忍，不但大功小劳都得一起算到他头上，而且反过来还要咬人一口，骂市委领导人“可耻”。事实上，最可耻的正是他张春桥！
张春桥接下去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他对上海有很高的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的最沉重的打击……”
当时，张春桥得意洋洋地在台上指手画脚，我和曹荻秋像个罪人，低头站在台上听审，但我并无半点心虚。张春桥对《急告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是什么态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就在两天前，他还叫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探听虚实，这才不过几十个小时，他整个嘴脸就如此大变。对这件事，对一年多来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我们清楚，他也清楚，此刻真正心虚的应该是他。我相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阴谋和阴谋家迟早有一天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张春桥、姚文元讲完话后，王洪文上台，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7）
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造反队员突然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