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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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江青后来在讲批《海瑞罢官》经过时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所说的“保密”，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活动，她所说的“担了很大风险”，一方面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只是勉强同意批《海瑞罢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权”提前解除；另一方面是他们做贼心虚，生怕北京市委会揭穿他们的阴谋。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断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主席没有看过，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了。


溪云初起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给《文汇报》来信来稿，数量达一万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来信来稿对姚文提出不同意见，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特别是对姚文元牵强附会地把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责剧本是“大毒草”的霸道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江青秘密交代，要“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战场”。张春桥对文汇报社领导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他还要文汇报社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会前说好这是内部座谈，听听意见，不算账，尽管放。许多知名人士不知是计，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对姚文元文章及其打“棍子”、戴“帽子”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结束时却宣布要把每个人的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大家纷纷惊呼“上当”！张春桥把这称为“引蛇出洞”，并指令报社把所有“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整理分类，凡不同意姚文观点的，都被列入“右派言论”，成为日后批判打击的对象。“文革”中这些人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迫害。　　　　　

　　姚文发表后的十几天，除华东地区各省报和其他少数省报转载外，全国许多中央报刊和省市报都反应冷淡，特别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纸也未转载。这使江青、张春桥等人大为恼火。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市委负责宣传的领导向上海摸底，由于江青、张春桥不让市委领导人把事情的背景向各地打招呼，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结果他们吃了“闭门羹”。当时我对江青、张春桥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对上海直接点名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感到惊愕、不解和气愤。　　　　　

　　与此同时，江青也大发牢骚，通过张春桥向我转达对北京等地不转载姚文的不满。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我，处在左右为难之中，因为当时毛主席就在上海，这些情况他当然知道。他不发话，我怎么表态？更使我不安的是，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本来可以指示北京市委如何如何做，可是他却要上海出单行本，看北京发行不发行。由于江青严令对北京市委封锁消息，北京市委不知就里，坚决抵制发行。于是，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顶牛”情况。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很多同志并不清楚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其实，我当时也不了解江青千方百计批《海瑞罢官》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更料想不到江青一伙竟会把批判吴晗作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突破口，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使中央被动、北京被动，影响党内的团结。我心想，又要保密、不许打招呼，又要人家转载，这不是有意促使矛盾激化、促使毛主席生气吗？　　　　　

　　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为维护党性原则和党内团结，我违背了江青的意图。罗瑞卿在中央分管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管警卫工作，彼此工作来往很多，相互很信任。在11月25日见到罗瑞卿时，我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以及我的忧虑，并基于对他的信任与他商量说：“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清晨，我到锦江饭店南楼为总理送行，总理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总理一见到我便热情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说完，他又深情地望着我说：“感谢你，丕显同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自己为维护中央的团结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即使江青怪罪我，我也问心无愧。我想，总理知道了情况，一切都好办了，这样就不会再“顶牛”了。　　　　　

　　据罗瑞卿女儿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回忆，罗瑞卿得知我告诉他的消息后，专门找了一份姚文元的文章。11月26日下午他见到毛主席时还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找了一份，还没看。”毛主席笑了笑，未说什么。这天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发牢骚：“北京报纸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把这些情况打电话告诉彭真，并对彭真说，他已打电话要《解放军报》转载，他还向彭真同志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应尽快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19天之后，即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该文，各自加了“编者按”；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也加了“编者按”；12月2日，《光明日报》把《人民日报》连姚文带“编者按”来了个一字不动的大搬家。不同的版面安排和“编者按”反映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态度。《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要求其读者“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北京日报》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实际上是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参与和修改下写出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此时，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大姐因事也来到上海。我和曾志大姐很熟悉，1957年在中央高级党校一起学习时，我们都分在研究班第二期。她见我不善针线活，经常一面帮助我，一面笑我手笨，还说：都是过去小谢太好了。我也回敬她说，我就不信老陶会干这些。陶铸同志当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曾志大姐这次来沪住在兴国宾馆，她也问起《海瑞罢官》的事，我便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告诉了她，她立即打电话给陶铸。　　　　　

　　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揭发出来的事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春桥和邓拓其实是老相识。在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任副总编辑的张春桥有一次写了一篇“寻章摘句”学马列的文章被邓拓扣发。为此，张写了一封告状信给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的干涉，张春桥告邓之事未遂，张春桥对此却一直耿耿于怀。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否则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并故意说成是“学术之争”来迷惑邓拓。姚文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即1965年底，彭真到上海时曾“会见”张春桥，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张春桥故意掩饰真相，施放烟雾，把此事说成“学术讨论”，还拿出一份“讨论”《海瑞罢官》的计划给彭看，使彭真上当。彭真称赞了这个计划，还说事情搞完了以后，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　　　　

　


溪云初起“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主席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次组织上的“外科手术”，为清除对立面、“绊脚石”，他们向“彭、罗、陆、杨”开了第一刀。　　　　　

　　罗瑞卿同志建国后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他对革命的忠诚是大家公认的，也很受毛主席器重。有一则轶闻说，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毛主席对罗瑞卿的亲昵和器重溢于言表。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称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来主管。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主席赞扬，林彪内心十分嫉妒，感到罗对他个人是很大的威胁；加之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有些事情难免让林彪不愉快。我和罗瑞卿同志很熟悉，他在中央分工负责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工负责警卫工作，彼此工作配合得很好。平心而论，罗瑞卿同志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原则性很强的好同志，同时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对罗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等缺点的批评和教导。老谋深算的林彪就是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曾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向林彪“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曾“揭发”罗要夺林彪的“权”等等问题，但刘亚楼这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讲，是“死无对证”。　　　　

　　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主席会见朗诺后，曾说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罗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作了报告。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毛主席却非常认真。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罗瑞卿到苏州看了林彪后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主席这时重提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弦外之音是很明显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他肯定了“三面红旗”，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事后，毛还问罗：“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主席要罗瑞卿转告林彪的这些话，意思很明显，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站出来支持他。当然，林彪要整罗瑞卿，毛主席也就不会不支持了。　　　　　

　　但罗瑞卿没有听出毛主席的弦外之音。就在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林彪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叶群后来自己告诉我们，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后来，毛主席就很快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要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一次既神秘又紧张的会议，从12月8日开至15日。在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许多同志到了上海根本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连刘少奇都跑去询问别人开会的内容。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到了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既不是政治局会议，又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是军委会议，所以只能称为“紧急会议”。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到上海开会。毛主席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主席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总理和邓总书记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我和我爱人谢志成以“东道主”身份去接。毛主席同意了。我当时考虑，这次会议极不寻常，万一罗瑞卿问我开什么会，怎么回答呀？于是便请示小平同志。小平说：“你先不要告诉他开什么会，就说总理和我在住地等着他，到那里会和他谈。”　　　　　

　　12月11日，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头也蒙着一层阴影。我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时，吴法宪也去了机场。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便问我：“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我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同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一路上我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以及工业生产的情况。我和罗瑞卿很有感情，过去见面都很亲切、随便。那天我们一改往昔那种谈话方式，这更引起了他的疑虑。从机场到市区的路显得特别长，我也感到非常别扭。　　　　　

　　这次罗瑞卿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来上海都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我只好说：“这次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下车时我才很尴尬地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我把满腹狐疑的罗瑞卿送进会客室，便转身到里屋，对面色凝重的周恩来、邓小平说：“总理、小平同志，人已接到了，我告退了。”总理、小平点了点头。　　　　　

　　这一趟接机就像演戏，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我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