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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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趟接机就像演戏，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我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梁国斌商量，对罗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在周、邓与罗谈话时，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与叶帅等人分在一个小组。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搞了“背靠背”。会上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关于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对“八·六海战”和“一一·一四海战”以后罗瑞卿、萧劲光的表现进行了“揭发”，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揭发。这次“批罗”，叶群最积极，会上发言，会下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会议揭发了罗瑞卿的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等。这些问题，今天已完全得到澄清，纯属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同志想为其辩护也无济于事，连罗本人都有口难辩。后来，他以死证明其清白，结果也只落得个“罪上加罪”。林彪之阴险、狠毒，就在于他很懂得抓对手的弱点，采用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恶劣手法上纲到反对毛主席、有个人野心这样一个最能引起毛主席憎恨的高度，又使人家不敢说话。实际上就是“借刀杀人”。所幸的是，毛主席这时对罗还留有余地，毛主席决定“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他让罗先回北京，到北京再说。　　　　　

　　实际上，罗瑞卿从到上海起就开始被隔离审查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考虑十分周全，安排一些与罗熟悉的同志如陶铸、李井泉等去看望他们夫妇（罗瑞卿同志的夫人是后来到上海的），还专门要我和谢志成以“东道主”名义请罗吃饭。总理和小平这种对同志关心、爱护的精神，同林彪、叶群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不良用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按照总理、小平的指示，利用会议间隙请罗瑞卿夫妇吃了一次饭，但是由于罗瑞卿夫妇心情不好，这顿饭吃得极为沉闷。我深深地感到，他心里有多少难言之隐和委屈啊。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罗同他、小平一起回京。罗不愿同时登机，提前了半小时登机。12月17日，罗瑞卿夫妇与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同机离开上海回北京，以后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审查处理。由于邓、彭对罗采取保的态度，尔后这也成为他们的“罪状”。　　　　　

　　罗大将军蒙难仅仅是个开始，随后而来的对老干部的折磨、迫害就更加残酷了。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1）　

　　由于各地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都在“编者按”里强调是“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这颗“重磅炸弹”并没有达到江青等人预先想要达到的效果。特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恼怒的有两件事：一是姚文发表之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北京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作了调查，申明吴晗同志历史清白，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联系；北京市委对上海市不打招呼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一个副市长提出抗议。二是吴晗同志迫于形势，发表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之外，还大量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社会各界对吴晗同志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社会舆论明显地向吴晗同志一边倾斜。周总理曾经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周总理的保护措施没能得到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竭力把对吴晗的批判升级。江青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与张、姚多次密谈，商量对策；回京后又同康生详细密谋。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打着批判胡适的幌子，把矛头指向吴晗、翦伯赞，与姚文实行“南北夹击”。　　　　　

　　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善于察颜观色、圆滑世故的“老夫子”陈伯达早已摸透了毛主席的心理和江青的意图，专门收集那些刺激毛主席的材料，添油加醋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批《海瑞罢官》受冷遇的情况。毛主席批准将《海瑞罢官》印成单行本。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考虑到姚文已登了报纸，再发行单行本销量不大，就只订了几千本，这也成了北京市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罪证”；彭真、邓拓、周扬等人或明或暗地为吴晗辩护，也被陈伯达乘机指责和攻击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些话果然奏效。毛主席异常生气地说：“在北京，我说话没人听了，所以才在上海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写批《海瑞罢官》时为什么没有点“罢官”这个要害呢？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吗？不是。张春桥对此曾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次小会上说：“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居心是何等的险恶！如今毛主席不仅同意批《海瑞罢官》了，而且还把它和政治问题牵扯到一起，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击那些把批《海瑞罢官》向学术讨论方向引的人了。因为学术问题整不倒人，政治问题却可以整死人；在学术上他们是“不学无术”，在政治上抡棍子他们却是“得心应手”。“借刀杀人”是一切阴谋家共同的手法。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2）　

　　天威难测。毛主席一锤定音，批不批《海瑞罢官》一下就是政治问题了。陈伯达为了讨好江青，博得她的欢心，立即把毛主席的谈话转告了江青。江青如获至宝，马上催田家英赶快把毛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与此同时，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赶到苏州，与林彪面晤，进行新的交易，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去“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江青要借助林彪的支持，攻北京那些“不听话”的人了。　　　　　

　　1965年这一段时间，林彪、叶群常住在苏州、上海一带，江青也以搞“现代戏”为名，往返于京沪。此时，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起来。1965年3月，江青为讨好林彪、叶群，专门为他们演出《红灯记》。她事先反复交代：“林总和我生一样的病，怕风，场子里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这样还不放心，林彪来之前，她先到现场检查。她百般挑剔，这不行，那要换，对林彪极尽讨好之意，害得工作人员苦不堪言。在平素的接触中，我们看到的江青是个阴冷、傲慢、目空一切的人，没想到为了接触林彪，她却显得如此热情，如此殷勤。我当时也百思不得其解；直至后来，看到林彪、江青在“文革”中的进一步勾结，才明白江青此次如此重视接触林彪的本意。　　　　　

　　更有甚者，在排演《智取威虎山》时，江青还通过张春桥对上海京剧院说：“这个戏要树林总，你们不要小看了一出戏，它的意义很大，现在搞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打一场政治仗。”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江青很懂得争取军队支持的重要性，她早就想介入人民解放军。江青想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罗瑞卿参加，但罗没有搭理她；她要罗发给她一套军装，罗说发军装可以，但不能发领章、帽徽，不能有军籍。江青是一个心地狭窄又阴险的人，而罗瑞卿却是个秉性刚直的人，他对江青一直不以为然，江青对这个不识时务的罗瑞卿早就异常痛恨。如今林彪把罗瑞卿这个“眼中钉”拔掉了，江青的“心头恨”也解了。这次，当江青向林彪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林彪立即同意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江青到苏州与林彪晤面的第二天——1966年1月22日，林彪即向总政下达了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在文艺工作方面她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3）　

　　2月2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林彪指令总政政治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不是会议正式成员、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也天天出入锦江饭店，参加所谓的“座谈”。　　　　　

　　这个座谈会按照江青提议的“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召开，其实是江青一个人大放厥词，别人记录而已。会议期间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出，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由张春桥修改记录完成会议纪要初稿。张春桥那几天对上海的同志说，他好几夜没睡觉，就是搞这个文件，累得要死。这篇纪要毛主席审阅修改了三遍，最后由陈伯达成文。　　　　　

　　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林彪，林彪为了讨好江青，作了肉麻的批示：“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他还吹捧会议纪要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中央批发全党。“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3月22日，林彪将纪要送中央军委，4月10日由中央批发全党。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由来。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它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我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黑线专政”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扩大到其他领域，为全国大动乱、大造反、大夺权推波助澜，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江青后来在谈到这个座谈会时说，这个座谈会和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从这也可以看出，这个座谈会和纪要，实际上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从理论上、舆论上为发动“文革”先行做的准备。　　　　

　


溪云初起二次充当“信使”，“二月提纲”挨批　

　　1966年2月10日，彭真同志从武汉飞到上海，他把一份材料交我转江青。我第二次充当了“信使”。　　　　　

　　彭真同志对我说：这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给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北京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专门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过的，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他说：“你和曹荻秋同志可以先看看，然后交给江青同志。”我提出是否让华东局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也看看，彭真表示同意。我们三个人认真地看了，觉得这个文件写得很好。这个汇报提纲要求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它贯彻和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当时的学术讨论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之为“二月提纲”。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7月起草“九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关锋等人根据康生、江青的秘密旨意写文章，开始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朝恶性方向发展，彭真召集会议，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个会上，彭真强调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根据调查，证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和直接联系，不是政治问题。对此，除了心怀叵测的康生不动声色不表态外，其他几人都赞同彭真的意见。会后，中央宣传部的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汇报提纲》；2月5日，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决定由彭真同志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公布。　　　　　

　　2月7日，《二月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在武汉视察工作的毛主席；2月8日，彭真带领包括康生在内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到武汉，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听了这话，毛主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谦虚”地插话：“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主席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明明是老奸巨猾的康生1964年向毛主席进的谗言，这时他却加以否认，其目的就是要窥测方向，伺机而动。这和他后来“揭发”《二月提纲》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