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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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3）

　　7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希望他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表示暂时不回去，让刘、邓“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少奇、小平在返京路过上海时，我和曹荻秋同志怀着急迫忧虑而又期待的心情，向他们汇报了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对运动的看法。我们特别汇报了运动以来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上海工业生产受到的破坏和影响的情况——事故增多，产品质量下降，一些科研项目和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我们直率地表白了我们的忧虑，请他们给我们指示。少奇、小平同志也深为忧虑，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只是原则性地指示我们要按“五·一六通知”精神，领导好运动，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少奇同志还肯定和鼓励我们说：“贴市委的大字报少，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信的。”小平非常关心我的病情，反复嘱咐我要安心治病，最好到外地休养。可当时我怎能安心，又怎能安心到外地呢？　　　　　

　　根据少奇、小平同志的指示，上海市委于7月8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推动各项生产业务工作的巨大动力”，组织专门班子，形成上下一条线，在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下，负责抓生产、抓业务等四项措施，并于7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7月19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小平同志批转了我们的报告，对其中所提四条措施，要各地参照办理。上海市委在召开各区区委书记会议时，对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曾提出了一个大体计划，即7月底以前进一步深入揭发，8月开始逐步转入重点批判斗争，9月以后进入群众自我教育和整改阶段，同时还确定了财贸、街道办事处、医院等单位暂缓开展运动。这些措施使上海的局势趋向稳定。　　　　　

　　这些既开展运动又发展经济，既抓革命又促生产的措施，原本是天经地义的好事，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可是后来却成为我们贯彻“刘、邓路线”的一条重要“证据”和“罪行”。张春桥、姚文元和以后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等借此大做文章，每次批斗会都要追问我和曹荻秋向刘、邓汇报了什么，刘、邓有什么“黑指示”。　　　　　

　　7月中下旬，毛主席返回了北京。他老人家对刘少奇同志主持运动五十多天里的表现极为不满。一场表面看来已趋于平静的运动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波澜。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4）

　　一场暴风骤雨开始了。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公报肯定了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8月9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此后，上海也同全国一样，运动急剧升温。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市委于8月5日撤走了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以后，工交、基建、财贸等各系统所有工作组，包括“四清”工作队，都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全部撤离。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日晚全文广播《十六条》起，上海街头出现了通宵达旦、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他们手舞红旗，一路呼喊口号，情绪激昂。运动开始走向公开的、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同时，8月以后乱揪乱斗的行为蔓延开来，起初出现在大中专院校，继而迅速向各方面扩散，无法遏止。　　　　　

　　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　　　　　

　　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8月下旬，工业、交通、基建等各基层工厂和单位也普遍发生戴高帽、游街等情况。如8月24日一天，仅造船、冶金、电业三个系统的基层工厂，戴高帽游街的就有400多人。这股乱揪乱斗风还刮进了科研院所、机关，甚至里弄。　　　　　

　　这段时间，我仍在住院治疗和休息。当时处在激烈斗争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经常来医院或我休息的地方看我，商量如何把这场从未经历过的运动领导好。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领导的狂热群众运动会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我们千方百计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参照北京和其他地方的经验、做法来加强领导，力图把这场运动纳入我们的领导意图之内。可是，由于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许多方针、政策、做法很不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而另一方面却还得紧跟，我们实在是太为难了！我们都有无穷的忧虑，深感力不从心！我的病需要我全力配合医疗，可我怎么能不花力气去考虑当前局势呢？我的病需要静养，可我又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呢？　　　　　

　　8月22日，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曹荻秋联系上海实际阐释《十六条》精神，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不要党的领导；确定“牛鬼蛇神”要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查证核实后再作结论；针对群众中分化出多数派、少数派的问题，指出少数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论多数或少数，都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同学之间不要互扣“保皇”派的帽子，等等。8月25日，复旦大学1000多名“造反派”学生到上海戏剧学院串连，进行通宵达旦的辩论，导致多人昏倒。次日，曹荻秋亲自赶到复旦，参加那里学习《十六条》讲用会，谆谆劝导学生主要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不要参与其他单位的运动。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根本就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有的当场受到学生指责，有的后来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发展，局面越发不可收拾了。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

　　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给予热烈的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全国各地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一身军装，腰系皮带，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形象风靡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止，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利用，几次派出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鼓动“造反”。　　　　　

　　“八·一八”大会以后，上海红卫兵组织一哄而起，最多时达530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组织松散。9月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了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份开始出现几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市委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为了加强领导，控制混乱局面，先后帮助成立起“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以使红卫兵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活动，并一度得到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拥护。然而，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刮起，两个“总部”难以发挥作用，11月以后相继被冲垮。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林彪在“八·一八”大会上的讲话再次煽动破“四旧”。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得到林彪、江青、陈伯达的支持和鼓励。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从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　　　　　

　　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事物都成上海南京路上，红卫兵拆除“公私合营永安公司”的招牌，另立新店名。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永安公司、王开照相馆、邵万生南货店等南京路上名店、老店招牌被砸。几条商店集中的马路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橱窗和特色广告都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红旗和标语所取代。高档商品禁止出售，千店一面。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教堂均遭冲砸，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被捣毁，闸北区宋教仁的坟墓被铲平。不少资本家的住房被抢占，私人开业被禁止。这些行动严重违背了我党的一贯政策，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感情。8月24日，市委书记处作了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冲击外侨，不要在上海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把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大世界”改名为“东方红”。马路上脱鞋子、剪裤管，不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文件等十条规定，口头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宣传贯彻，但也未能奏效。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2）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江青在1966年7月28日一次会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下旬，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竟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中共中央8月22日还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切造成了没有集中的“大民主”，受鼓动利用的红卫兵们到处乱揪乱斗。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单抄家、搜人，有的被当场批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破“四旧”中，有些单位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人也借红卫兵之名参与了抄家及驱赶回乡等活动，林彪、江青一伙更把抄家作为他们迫害干部群众，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1966年10月9日凌晨，叶群指使专人扮成红卫兵，搜查了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的家。这是江青为掩饰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恶历史勾结叶群一手导演的。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3）

　　继破“四旧”之后，所谓“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点遍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活动又风靡而起。几百万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数以亿计的资金，而且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上海市委于9月7日曾成立领导小组，试图使红卫兵有组织地进行串连。上海是个名城，又是交通的枢纽，大规模的串连确实使城市不堪重负。我当时要市委向中央反映，希望过了国庆节后，应停止华东六省一市的串连活动。然而，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冲击下，不仅大中学生，有的地方连小学生，机关、工厂职工也汇入大串连队伍。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部分工人、农民的卷入更给生产带来影响。中央劝阻的紧急通知和干部的劝说工作，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形势下已起不了作用，红卫兵行动根本不受约束。9月中旬以后，串连学生上火车人数由每日5千多上升到万人以上。后来发展到上海站上不了车的就跑到市郊车站爬车，拦截客、货车，导致伤亡事故、中断铁路运输事件不断发生。上海分局正点率降到18％，铁路运输背上沉重包袱，大大影响生产运输和社会秩序。到10月底，外地来沪串连师生共有40多万，各级党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接待站解决红卫兵的吃饭、住宿等问题，腾出大专院校、机关办公用房供他们休息。以北京红卫兵为主体的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沪并留沪不走，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加剧了上海的动荡。　　　　　

　　受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以“传播革命造反经验”为己任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后，对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满意”。8月30日，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在文化广场欢迎北京来沪学生，北京红卫兵中途强行冲上了主席台，指责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说上海市委是右的、保守的，市委“十条”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等等。北京学生的观点在他们串连所到之处受到了上海大多数工人、学生的反驳。此时，周总理来电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北京的学生。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4）

　　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延安西路33号），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以后，北京学生又连续发起了几次冲击市委机关事件。市委机关门外过路群众自发聚集起来，与北京学生辩论。9月4日上午，冲市委的北京学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设立了广播台，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他们在少数上海红卫兵和工厂造反派的助威下，不顾大多数群众的劝阻，一次次冲砸市委办公大楼，并与维护大楼秩序的工人发生扭打。为避免上海群众同北京学生发生更大对立、冲突，曹荻秋一再接见北京学生，强调北京、上海学生要团结，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9月6日，市委写了《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文章，要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中张贴，表示要“引火烧身”。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在北京红卫兵带来的新冲击下，9月以后，上海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发生冲击各区委机关事件共200多起，参加者达7000多人。有的冲进区委机关到处乱闯，寻找主要负责人，纠缠不放；有的则静坐、绝食，甚至殴打机关工作人员。10月份以后，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被迫进入“地下游击”状态，领导骨干分成一、二、三线。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年底党政机构彻底瘫痪。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大楼内到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涂写的大字报和标语。1966年10月，毛主席主持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