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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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因为这两年同江青打交道较多，深知她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就去看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同他过去比较熟悉，我认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会好一些。陈伯达当时也住在钓鱼台，他这个人平时最怕人叫他“老夫子”。我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所以一到他那里就指着房间里的摆设说：“伯达同志，外面都在破‘四旧’，你这个房子里摆的东西不尽是些‘四旧’吗？”“我这是借住的地方。这些东西是原来摆着接待客人的。”陈伯达连忙解释说。　　　　　

　　我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我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我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个态度？”我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1）

　　对我的话，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我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我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还说：“上一次开会（指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都知道。可他死不回头。”他们怕我“落后于形势”是假，实际上是想把我拉到“第一线”充当靶子；他们“拉”我是假，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彻底把我和上海市委、华东局一大批干部打倒，以便夺权。　　　　　

　　“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教训，“先拉后打”就是“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的惯用伎俩。拉不动就打，打了再拉，拉拉打打，打打拉拉，一些干部就是在这些卑劣的手法中被打倒，也有个别人被他们拉拉打打搞得晕头转向，甚至卖身投靠。马天水、王少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暴风骤雨在陈老总家的“最后一顿晚餐”　（1）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的心情都不好。不知陈老总是为了和他的老部下、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叙叙旧呢，还是预感到不幸的步步逼近而想话别，会议期间陈老总提出请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到他家里吃饭。张茜通知谢志成转告大家，被请的有我和谢志成、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同志。江华、杨尚奎请假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心情如此地压抑，能有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自然是很高兴的。傍晚，我们几个坐着红旗轿车，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京西宾馆。　　　　　

　　说“神秘”一点也不假。当时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红卫兵，这个要“火烧”，那个要“打倒”，我们车上这几个人，多是第一书记，是首先要被“火烧”、“打倒”的。要是恰巧让哪个红卫兵小分队碰到，正好一网打尽。所以陈老总格外小心，吩咐来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安全。陈老总就是这样一个时时想到别人的人。从京西宾馆到中南海，本来走笔直的长安街，要不了一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可是我们却穿大街、走小巷，车子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绕到中南海。　　　　　

　　陈毅和张茜早在等候了。张茜当着我们的面埋怨陈老总说：“真是的，请人来吃饭也不好好准备准备。”大家忙说：“要什么准备？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菜是四川菜，老总的家乡菜，又红又辣，还有酒喝。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心地问起我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我告诉他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这事令我感慨万端。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暴风骤雨在陈老总家的“最后一顿晚餐”　（2）　

　　我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我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我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他和我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大家屏气聆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就像当年听他下战斗命令一样。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　　　　　

　　没想到陈老总的话竟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都被陈老总不幸而言中。那次酒会确确实实成为我们和老总之间最后的一次聚会。分手之后，我们每个人便立即被卷入“文化革命”风暴的漩涡之中，沉沉浮浮，生生死死。当我从八年铁窗囚禁之中被放出，重新分配工作来到北京时，陈老总已逝世多年了！　　　　　

　　我和陈老总一生中有几次大的分手：一次在中央苏区突围时，我去粤北，他留赣南；一次是在江苏新四军根据地，我留苏北，他过长江；一次是在解放后的上海，他上任京都，我留任沪上。我们每一次分手，都期待着新的聚会，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每念及此，我总难免潸然泪下。　　　　　

　　陈老总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位为人民建立不朽功勋的开国元勋、我敬爱的师长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悲惨情景，我就心如刀绞，悲愤不已！为此我曾在报刊上写过很多篇怀念他的文章。　　　　

　


暴风骤雨安亭事件与王洪文其人

　　1966年年底，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几十年来我多少次乘着列车从它身边经过，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谁能想到它会在1966年年底的一天，突然成了一个政治舞台，居然在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了？　　　　

　　有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幕。　　　　

　　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讲到“安亭事件”，不能不先讲讲王洪文。　　　　

　　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党员，当过兵，打过仗，用那时的说法就是“根红苗正”。这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成了他个人野心膨胀的最好温床，而“根红苗正”又恰恰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有利条件。　　　　

　　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和导演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这就是后来臭名远扬的“工总司”。　　　　

　　工总司的头头们是经过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串连、煽动而聚集起来的。他们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这伙人于11月6日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交流经验会”，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煽动下，控诉上海市委“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显、曹荻秋要罢官”。王洪文发言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以免别人误解。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则感到不满足，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他说：“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上海的工人就都归我们管了。”造反派们推举谁当总司令时，王洪文又自我吹嘘地向大家介绍说，他当过兵、入党早，是厂里保卫科干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11月8日，在上海市区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1）

　　这个海报一上来就用“通令”的口气与上海市最高一级党委对话，可见“文化革命”一开始，各级党委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哪里谈得上什么领导、组织、教育群众？　　　　

　　8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来到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提出三项条件：　　　　

　　一、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　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　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头头们限令当天下午2点钟前答复。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勒令”进行了讨论，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同志打电话请示，得到陶铸同志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市委根据中央1966年9月14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曹荻秋和魏文伯白天开完会，晚上到西郊宾馆来看我。我那时身体还未完全复原，因城里太乱，找的人又多，所以一直在西郊养病。听了曹荻秋他们谈的情况，我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的工作。荻秋表示：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　　　　

　　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个宣言，杀气腾腾，一口一个“夺权”，把江青、张春桥一伙假“文化大革命”之手，妄图篡权篡位的罪恶阴谋大白于天下，把王洪文一伙靠造反起家的小兄弟们急不可耐要坐江山当皇帝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信号。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筹备组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同志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同志拒绝了。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于是，王洪文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言要“北上告状”。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2）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