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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县城男青年纵欲堕落史:动物学 -作者:老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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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彻底的废人。我爱吃烧饼油条,爱喝拉面豆浆,只会写方块字只泡过中国妞,万一去了人生地不熟的瑞士,一切全完了,只能在他们钟表精确的滴答声中苟延残喘,你忍心看我生不如死吗?
  我看张小洁没说话,就又强调一遍:你了解我,对吧?
  有烟吗?张小洁套上一件毛衣,从被窝钻出半个身子。
  学会抽烟了?我打开灯,从床头摸出一盒“将军”,从烟盒里摸出一支,用嘴吸着了,递给张小洁。
  张小洁浅浅的抿一小口,趁我扭头放打火机的时候,猛地把燃着的烟按到我赤裸的肩膀上。
  我使劲压抑着才没让自己发出巨声惨叫。
  我操!你傻逼啊?
  我要你个王八蛋永远记着我!我要你一想起我,就疼……张小洁说不下去了,拉起被子蒙头大哭。
  七
  张小洁在我家只住了这一个晚上就走了,母亲怎么挽留都没有用。马小刚说好了要在这一天为张小洁接风,张小洁说什么也不愿意去,说她不想再认识我的朋友。我也没把张小洁这么快就走的消息告诉夏国强,而是在马路边随便拦了一辆“招手即停”,把张小洁送到车站,张小洁的行李箱还是很沉,我都不知道箱子里还放着什么,也没好意思多问。张小洁上了长途汽车,把车窗拉开,看着我一言不发,汽车缓缓启动时,她才开口轻轻的说了一句:王小明,永别了。
  如果这是一部战争电影的话,事实上,慷慨赴死的人是我。我站在原地看着张小洁乘坐的汽车发呆。这一次的感觉和上次送张小洁去机场的感觉完全不同,上次感觉送走的只是张小洁一个人,而这次觉得我也把我自己送走了,站在这里呆若木鸡的这个人只是我的一个躯壳,真正的我也在这辆车上,在张小洁沉甸甸的行李箱里,被张小洁从瑞士学来的魔法牢牢禁锢住了,连挣扎一下都无能为力。
  张小洁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都跟着我问这问哪,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我妈口头禅就是“你看人家张小洁”,百说不厌。
  你看人家张小洁,一直都不忘了学习,到瑞士还学习呢!
  你看人家张小洁,多懂事,你也到她家去看看!
  你看人家张小洁,给我买这个,给你爸买那个,你怎么也不给人家张小洁买点啥啊?
  你看人家张小洁……
  我心想我倒是还想看人家张小洁,可我还能看的见她吗?
  动物和动物是不一样的,有的动物天生就会飞,有的动物一辈子只能在地上蹦跶。在地上蹦跶的动物想吃在天上飞的动物的肉,这种想法已经被众多动物当成典故嘲笑几千年了,我再犯同样的错误,实在是大逆不道。何况,只是想吃肉而已,这是我本能的需要。天涯何处无臭肉?天鹅肉就比癞蛤蟆肉好吃吗?客观来说这些稀奇古怪的肉都不会太好吃,因为高级动物演变了这么多年,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饮食经验,知道什么肉好吃就养什么,猪、牛、羊、鸡、鸭、鱼是天下最极品的美味,只是到目前为止,高级动物们吃的都倒了胃口,就开始抱着猎奇的心理去尝试酸涩的山珍和咸苦的海味,不过是对胃口的自虐而已。做为一名还没有退化的高级动物,我的胃口只是一扇敞开的门,让任何对我身体有兴趣的动物长驱直入,如果它们嫌弃我的胃酸以及消化不良,随时都可以远走高飞。
  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我往张小洁家打了个电话,她妈接的,说张小洁已经走了,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她大学同学,她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雷锋。
  八
  传说春节是一头猛兽,每搁三百多天就骚扰一次安居乐业得高级动物们。在很久很久以前,为了免遭猛兽得骚扰,高级动物想出了很多办法,比如燃起火堆,把竹子放到火堆里,噼里啪啦地烧。火光和声音令猛兽感到恐惧,就丧失了进攻高级动物的胆量,一次次无功而返,就不来了。尽管如此,高级动物却遗留下来很多吓唬猛兽的习惯,就是所谓的年俗。正是由于这些年俗的存在,再次证明了高级动物的胆小脆弱。
  这一年春节,传说中的猛兽扑到我的心里,我能明显的感觉出他的张牙舞爪,它把我的五脏六腑撕成碎片,即使我吞下一串燃烧的鞭炮,也驱赶不走,它给我带来的是一场劫难。
  我呆在家里,陪父亲聊天,他原来所在的工厂倒闭了,所有的工人都盼望着自己能拿到每月三十几块钱的最低保障金。民政机关对拿保障金的要求十分苛刻,比如必须夫妻双方年龄都在五十以上,并且还没有办理退休手续;必须都没有工作,家里都是城市户口,不能有
  耕地;必须孩子也没工作,如果孩子在十八岁以上具备了劳动能力就要以有工作看待;家里的家用电器不能有太多,至少不能有空调和冰箱,否则就超出了可以领最低保障金的范围。父亲负责这些钱的发放,事实上他在按照要求执行的过程中,大致相符就可以了,因为真正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没等最低保障金拿到手,就像阿富汗难民那样饿死了。从父亲口中,得知还有那么多比我还惨的人近在眼前,我就没那么痛苦了。
  还有一件能够令人快乐起来的事,就是帮母亲做饭。我下厨比写作要有天赋,把生的食物通过搭配组合,再经过煎炒烹炸就成了一道味道鲜美的菜肴……我最擅长的菜是水煮鱼片:把一条活鱼杀好,弄干净,然后用锋利的刀片成片,再把油热好,先放进白菜炒熟,盛出来;再把鱼片倒在锅里,用水煮熟,再把鱼片倒在白菜上,最后,也就是最关键的一部,就是在锅里放两勺油,把麻椒、干辣椒和一些作料一起倒进滚烫的油里,用这些油浇到鱼片上。如果这只鱼有灵魂的话,它这时候一定很痛苦,我把痛苦转移到比我低级的动物身上了。
  以上两种办法对暂时摆脱痛苦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很快就没什么作用了。父亲厂里的下岗工人为了能拿到最低保障金,拿着伪劣饮料来送礼,他走后我从包装艳俗的纸箱子里取出一瓶,刚喝一口,马上就吐了,看来贫穷丝毫也锻炼不出人们美好的品德,相反,只能让性格更加狡诈。
  偶尔做做饭还可以,但实在是太麻烦了,就拿做水煮鱼片来说,要经过那么多繁杂的工序,有一次我险些把手指头剁下来,伤口愈合后也影响了我对麻将花色的敏感程度。
  经验告诉我,要想解决痛苦,还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女人。这种时候,新鲜的女人可以像一剂杜冷丁,即使是癌症晚期的人,也能暂时从痛苦中解脱。
  女人,县城里的女人。
  马小刚倒是经常在和我喝酒的时候提议去嫖娼。我犹豫再三还是没能破这个戒。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拉不开脸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县城里的妓女档次实在太低了,成员以临近县的少女为主,也包括一部分本地年轻的下岗职工,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姿色,也没有卖煎饼果子、炸油条的谋生技能,只得用自己带着汗臭味的身体去蹭来一点点铜臭。她们的价钱实在便宜,马小刚说有个什么乡,那里找一个妓女只需二十块钱,这么低廉的价格让那个乡闻名遐迩,大有经济腾飞之趋势。可不知道为了什么,马小刚兴高采烈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想起那个下岗职工送的饮料,一阵阵泛着恶心。
  尽管县城没有泉水,可我的七十二泉计划还要继续实施,我决定在县城干涸的土地上打几个泉眼。正好邮局发行了一套七十二泉的邮票,我买来放在枕边,努力地回忆着以前那些女人的名字,把每个名字写到一张邮票背面,有四五个,我怎么也想不起名字来了,好像是姓杨还是姓李?姓马还是姓牛?我也记不清楚她们的模样,那些人在我记忆中简直一塌糊涂。
  记忆是最靠不住的东西,信赖记忆的人终会遭到它的捉弄。
  电视机里每天都在放着各个地方的春节晚会,主持人一再说“辞旧迎新”,这是句实话,我已经辞了旧,再不迎新,就把自己荒废了。
  这一天,我看到县电视台也办了一台春节晚会,主持人是个女的,在屏幕上看起来大约有三十来岁。在县电视台上镜和在严卫东过去在的省电视台上镜不同,同样是在屏幕上显得有三十来岁的人,如果是在省台,真实年龄可能是四十来岁;但如果是县台,可能仅仅二十出头,这是当代中国电视的魅力之一。县台晚会上的这名女主持人,通过糟糕的化妆、低劣的摄影和简陋的灯光,五官被表现得非常浑浊,看不出具体好坏来;不过身材在屏幕上还是相当不错,曲线流畅优美,并且普通话说的还过得去,完全没有我们这里的口音,基本算是纯正流利了。她主持的这台晚会,节目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县台所有的晚会演员阵容几乎都只有这几个人:两个唱民歌的是过去县剧团的老生,嗓子都还不错,有时候还会拿把二胡给自己伴奏,就算一些比较高的声部也能红着脸喊上去,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两位唱歌的时候表情还如当初唱戏一样夸张,肌肉痉挛、眉毛飞舞,眼睛里时常噙着泪,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控诉旧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两个唱通俗的在县里一个最大的酒店上班,每天中午都在这家酒店一展歌喉,给食客助兴,歌喉展毕,就下台给食客端盘子上菜;还有几个跳舞的女孩是从地区艺校请来的,只要县里哪家商场搞促销活动,她们一定会出现,兔子一样蹦跳在商场门口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能够算上有新面孔出现的只有儿童电子琴合奏,也是县城一家私立幼儿园的传统节目,表演的曲子无非诸如《世上只有妈妈好》一类,但小演员每年都换,所以每年也都只能弹奏《世上只有妈妈好》,孩子们的指挥比较固定,是这家幼儿园的校长,四十多岁,说话捏着嗓子,模仿童声,发出很奇怪的声音,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看她指挥,看她节奏错乱的摇头晃脑和一脸天真的表情,实在令人捧腹。
  我曾在大二那年暑假在县台实习了一个月,说是实习,其实什么事也没有,经常钻到制作室里和那几个平日做节目剪辑的年轻人一起看三级片。那几个年轻人里有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叫朱光辉,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因为父母都是广播局职工,他就比较顺利的安排到电视台来。朱光辉借三级片的路子很广,制作室几乎每天都有新片上映,大家把门反锁,看的精神振奋,偶尔还会有一两部毛片,相对三级片来说,毛片虽然更加直接刺激,全都是真刀真枪,但并不是太受欢迎,可能是少了很多悬念吧,就是再糟糕的情节也能给三级片增加不
  少引人入胜之处。另外,我还觉得聚众看毛片实在是一件有悖人道主义的事,三级片就不同了,有很多可以议论的话题,很多令人期待的兴奋循序渐进,更适合群看。没有录像带可看的时候,我就找台里几个女主持人贫嘴,和她们都混的很熟,只因我当时还比较洁身自好,白白错过了许多勾搭成奸的机会。这么多年过去,那些女主持人大多结婚生子离开荧屏了,和领导关系密切的便退居幕后,成为某个垃圾节目的制片人;和领导关系没那么密切的,也退居二线,到广告部锻炼成一名素质强悍的业务员。都说电视台的主持人是吃青春饭的,越小的电视台这晚青春饭就吃的越快,县电视台主持人的青春饭就是嘴边粘着的一颗米粒,舔上两舔就没了,根本连饭也算不上。我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机里这个声调高昂的女主持人,画面是远景的时候,她也模糊成台标下方的一颗米粒。
  晚会在虚假的热闹气氛中结束了,上滚的字幕中,发现女主持人的名字叫米如雪。
  九
  县城里的年比大城市的年要漫长好多,直到过了农历二月二,和年有关的事物才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我年前回到县城的时候手里有不到五千块钱,除了给父母很少一点,一个年下来连吃带抽已所剩无几。老跟着父母混吃混喝实在不好意思,我打算把口袋里仅存的几百块去商店,给家里买只微波炉,电视里唱的:“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至少也要做点小贡献吧。
  这一天我骑自行车来到街上,虽说到处都在说“春回大地”,天还是很冷。链条都仿佛被冻僵了,艰涩的拉动着自行车车轮一圈圈的旋转。我不在县城的这些年,县城有些微微变化:大街正在改造,到处都在拆迁,严寒并没有冷却他们热火朝天的干劲,大街上到处都是拉砖土的卡车飞砂走石,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像是去赶着做一件类似毁尸灭迹的事情。
  百货大楼已经很旧了。在我童年的时候,这里生意好的仿佛所有的东西都不要钱,楼外面“百货大楼”四个字闪烁着金光,我当时都有一个错觉,以为这四个字是用纯金打造而成,后来父亲花了很大耐心才纠正了我这一遐想。现在映入我眼前的“百货大楼”四个字锈迹斑斑,“货”字还掉了个单人旁,门口冷冷清清。只有两个买凉皮和白激馍的小摊,盛蜡肉的砂锅微微冒着热气,证实这里并非人烟全无。
  我把自行车停好,让卖白激馍的小贩帮我看着,然后进了百货大楼。里面光线昏暗,甚至有些阴森,玻璃做的柜台反射着冷光。我问卖家用电器的营业员有没有微波炉,营业员说:卖完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卖完了还是他们根本没有进过,我想也没有再问的必要,谁知道营业员却反问我一句:电饭煲行吗?
  为了表示对卖白激馍的小贩帮我看车的感谢,我买了一个,一手拿着,一手攥着车把,一边吃着一边蹬自行车。白激馍里的油很多,有几滴滴到我的裤子上,滴上就滴上吧,我的衣服已经足够脏了。
  从对面骑摩托过来的一个人是我初中同班的女同学,当时朱光辉很喜欢她,可她似乎不喜欢朱光辉,也不喜欢我,这么没有眼光的人后来果然没考上高中,她家里还不如朱光辉家里有背景,据说初中毕业后她还追过朱光辉,但那时候朱光辉却又不喜欢她了,应付着暧昧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和她分手了,受到打击后这名女同学很快就嫁人了,并且还嫁了个比朱光辉家背景要好的多的人家,实在是可喜可贺。但我考虑到过这么多年再向她表达祝贺实在是晚了些,就赶紧把脸转到另一边,她摩托车前面那个小孩一定是她孩子,都这么大了,别说是会打酱油,如果学电子琴的话,都能会弹《世上只有妈妈好》了。这不过是我的猜测,除了猜测我又能干点什么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孩子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又看到一个小学同学,和我一样匆忙地蹬着自行车,不一样的是后架上捆着一个童椅,他大概是赶着去幼儿园接孩子吧。
  快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人背影有些熟悉,尽管她的头发有些枯黄,但是穿着打扮要超出县城的时尚标准。我想喊她的名字,但看到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怕从我嘴里脱口而出的这个名字会让别人对她产生怀疑,就生生咽了下去。
  真是她的话,我把她叫住,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猛蹬了几下自行车,“嗖”地从她身旁穿过,当那种奇怪的香水味在冰冷的空气中消失,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疑问:难道,她也回来了吗?
  十
  也许是因为没买上微波炉,兜里的几百块钱竟压得我内心有点沉重。晚上我给夏国强、马小刚打电话,约他们出来喝酒。
  这场酒一直喝到很晚,到酒店打烊,三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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