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9-"高考"在美国 (最新增补本)-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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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科基础、理科基础在考试难度上减负，将全部采用选择题。
5。 英语口语考试提前至4月份进行，减轻考生在备考上的负担。
……
（来源：广东省教育厅）
本册为媒体宣传，仅供参考
上篇：中国高考变革一席谈从吃蟹的勇气到吃蟹的智慧（一）
从吃蟹的勇气到吃蟹的智慧
——我看复旦的“一面定终身”
黄全愈
当我听说复旦要第一个“吃螃蟹”，很感兴奋！如果北大不改，再过几年，复旦的毕业生，恐怕很快就要压过北大的风头。
然而，要我评价复旦的自主招生，又很感为难，怕“站着说话不嫌腰痛”——不得不对改革中的新生事物说东道西。好在这个新生事物在战战兢兢中经受了人们苛刻的挑剔，因而我也可以在“指点江山”时不必背沉重的十字架。
许多人拿高考的“一考定终身”来责难复旦的“一面定终身”，说复旦是“五十步笑百步”。
其实，生活中有不少“一面定终身”的事。例如，所谓“一见钟情”，并不是“一见”就“钟情”的，早在生活中的数不胜数的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中已千万次地锤炼了择爱标准。这就是说，之所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因为有“众里寻她千百度”作了坚实的铺垫。无来由的“一见钟情”恐怕是很少的。因此，我以为复旦的“一面定终身”，不仅有第一个吃蟹的勇气，也有第一个吃蟹的智慧。
无论是面试，还是笔试，都只是检测的方式和手段，关键是我们通过这种或那种检测手段来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并且通过这种对人才的选拔，向社会、向大众传达一个什么信息。比如说，你选拔的是高分高能的一流学生，而不是高分低能的一流考生，那么，你就用你的选材标准向社会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大家都应该培养高分高能的一流学生。也就是说，看一个高招模式是不是合理的，首先要看它的选材标准是什么？然后，再看这种模式的检测手段是否能筛选出所设定的人才。简言之，什么是我们的选材标准？用什么方式或手段来选择我们认定的人才。
中国高考“认分不认人”，在于以得高分的考生为人才，在于以笔试为检测人才的手段。正是高考的谬误导致了今天“全民皆考”的应试教育。
如果说，复旦“吃蟹”的勇气表现在针对现今高考的弊端设计了“一面定终身”的自主招生的方式的话，我更欣赏复旦“一面定终身” 的“吃蟹”智慧。
可以说，面试这种“面对面的双向交流”比笔试那种“面对纸的单向交流”更合理，更科学。因为，教授、专家们可以根据他们心目中“众里寻她千百度”的人才标准来选人才。经过五个教授和专家“面对面”地选拔出来的人才，远比隔山买牛式的“面对纸”地录取学生要科学、合理得多！毋庸讳言，尽管有过五关（没有斩六将）——过五个不同的专家、教授的面试和筛选，其中仍然难免有人为的偏爱和喜好。但是，总比笔试以某些一成不变的、现成的标准答案来筛选人才更能识别、甄别各种类型的、有性格、 有特点的多姿多彩的人才。同时，我们也可以反问：笔试就没有人为的偏见和喜好吗？标准答案本身可能就代表着某种偏见或喜好，何况作文一类的批改，同样有个人的偏见和喜好。为什么我们能容忍笔试中改卷者的偏见和喜好，就不能容忍面试中教授或专家的喜好呢？更何况笔试中的改卷者是“深藏不露”的，是可以不负责任的，而面试中的评判者必须坦然地面对面地承担责任。
从学术层面上说，面试的要求更苛刻。笔试需要读和写，面试需要听和说。美国天赋教育的“童子功”之一是培养孩子的“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的能力和习惯。一个是对书面的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另一个是对口语的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但是，“批判性阅读”的反应时间相对较长，而“批判性聆听”的反应时间很短。因此，要求更苛刻。
中国的母语教育不重视培养“听”的能力，更不要说培养“批判性聆听”了。在中国，哪一个中小学校长在给报告人作开场白时，号召孩子们要“批判性聆听”嘉宾的报告？！只有到了成年阶段，才可能被允许“批判性聆听”。殊不知，“批判性聆听”也是一种需要从小培养的能力，强调的是不盲从，把独立分析和理性思考作为思维的“过滤网”，去吸取说话者的精华。也就是说，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又要虚心地吸收对方的精华，然后去“悟”出自己的思想。
经过“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心里有了好的主意，还要有能力“倒”出来。因此，书面和口头的“有效表达”能力，更是美国天赋教育的重点培养目标。国内的教育比较重视培养“写”的能力，忽视培养“说”的能力。中国人说“这人能写”，多半是称赞；如果说“这人能说”，多半是鄙夷。好像能写就是人才，能说就是歪才。翻一翻我们的汉语词典，关于口语表达能力的描述，多是贬义的。什么“巧舌如簧”、“三寸不烂之舌”、“摇唇鼓舌”、“口沫横飞”、“甜言蜜语”……“以讷言为荣，以善言为耻”，不知逻辑根据在哪里？
上篇：中国高考变革一席谈从吃蟹的勇气到吃蟹的智慧（二）
复旦的面试，不但对人才提出新的要求，而且要求更高。笔试可以选择先做哪题后做哪题，面试则必须问什么答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然，面试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检测手段。比如，对特别拔尖者或特别低劣者，人们较容易作判断，但对那些虽然优秀但又没有优秀到可以一锤定音程度的学生，要对他们的面试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必须借助录像和录音，由终审小组作出最后决定。尽管复旦的面试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这种“申请资格测试→提交申请材料→教授面试”的录取手段和方式，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认分不认人”的高考选材模式，至少在现阶段可以弱化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和推行新课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毫无疑问，复旦的高招改革是进步的！但也有人要我算一笔 账：十几年前，北大招一个学生就得1 000多元，按这个标准，现在北大招2 000多个学生就得200多万元的经费。因此，成本太高，无法承担。
这是反对者的“成本说”。我倒想用“代价说”跟他们算一算高考的代价：中国所有的高中都用整整一年来准备高考，每年都有数百万到上千万的高三生以及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高中老师要耗在整整一年的备考上，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年复一年地浸泡在重重复复的题海中的复读生，这个成本有多高？代价有多大？这本糊涂账，有人算过吗？如果我们再往深里算，高考把一代代的孩子训练成考试机器，严重影响了全国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个代价又算得清楚吗？听说，这次复旦自主招生的成本不低，但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值！
也有人用我在《“高考”在美国》里说的“美国高招面试的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反对复旦的“一面定终身”。
一般来说，美国只有顶尖大学才有面试，而且多是委托当地的校友会搞面试。我没有听说过有谁因为面试被录取，倒是听说有人因为面试的问题没有被录取。这就是我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高中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可信度很高，而且很全面、详细，大学可以从阅读申请材料中就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基本不需要通过面试去证实什么信息，因此是“成事不足”。当然，如果在面试中申请者被发现有什么不良的表现，将可能是“败事有余”。复旦的情况不同，一方面是申请材料的可信度相对偏低，另一方面申请材料也没有详细、全面到足以让审核人员能根据申请材料就作出决定的地步，所以不得不用面试作为最后决定的手段。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美国一流大学对其海外申请者的面试非常重视？就是因为海外申请者的可信度偏低，学校无法仅仅根据申请材料就作出决定，因此面试的分量有时甚至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
为了面试的公平和公正，尽管复旦采取随机抽五个教授的方式，但仍然解决不了外人的疑虑重重。我认为，针对人们的疑虑，复旦还可以组建“公证监督团”——借鉴美国陪审团的组建方式，根据随机抽调、利害回避、资格审查等程序，组成由一定比例的上级纪委代表、媒体代表、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监督小组只负责公正与否的监督，不参与录取与否的资格判定。
有人还用我在《“高考”在美国》里概括的“用多种检测手段来检测教学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用考试甚至用分数一种手段来检测教学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来反诘复旦的“一面定终身”。把复旦的录取方式说成“一面定终身”不免有些夸张。复旦的实际录取程序和方式是“申请资格测试→提交申请材料→教授面试”。这是一种既认分又认人的选材标准，考分并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因此是一种进步，是对“认分不认人”的传统高招方式和高考选 材标准的改良。什么时候，复旦能够把“申请资格测试→提交申请材料→教授面试”变成“高考成绩＋申请材料（包括高中三年的成绩和综合素质）＋教授面试”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考改革，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当然，这个新“三合一”的各部分的考量比重，可以逐步变化，直到各部分的比例足以影响和推动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开展
上篇：中国高考变革一席谈“学什么，考什么”vs。“考什么，学什么”
我同在中国身经百“颤”的留学生们讨论过中美考试比较的问题。他们基本的感觉是，尽管有语言问题和文化障碍，但比起中国学校的考试，美国学校的考试虽然很多但不算太难。
为什么呢？
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说国内的考试过于强调死记硬背，有人说国内的考试考很多无实际意义的东西，有人说国内的考试是考老师的讲义和课堂笔记，还有人说国内的考试无从准备……
大家的议论使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经过研究和分析比较，我总结了自己的看法，也基本获得留学生们的同意。
这里有一个考试为教学服务还是教学为考试服务的问题。
美国学校的情况是学什么，考什么。课程在先，考试在后。教学是主动的，学生也是主动的；教学引领着考试，考试是被动的，考试自始至终为教学服务。你只要学会了该学的东西，考试就掌握在你手上。
国内学校的状况是考什么，学什么。考试在先，课程在后。教学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考试引领着教学，教学服从于考试。要命的是，中考、高考要考些什么都无从知道，于是，负责“学什么”的教学自始至终忙忙碌碌地围着虚拟的考试转……这样一来，学生能不累吗？考试能不难吗？
当教育变成教学生怎样应付考试时，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我写这一章时，正好是2003年中国高考的第一天。有朋友的孩子参加高考，我去电话慰问。据说，今年的作文题有些“怪”——超出许多猜题高手的预料。朋友无可奈何地说：“孩子在复习时，练笔练了无数题目，就是没练过什么感知和认知的题。学校的老师都没押中题。作文题没押中，数学题也没押中。孩子能考成什么样，只能看他自己的运气了……”
放下电话，我心里不住地想着朋友提到的两个词“押题”和“练笔”。这两个词把中国的高考和教学的关系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高考要考什么无人知道，于是，学校就“押题”，于是，学生就根据老师的“押题”去“练笔”。本来，考什么学什么就已经违背教育规律，这样一来，连学什么都抓瞎了，全都得看“押题”，教育加上了“赌”的色彩。
很多重点中学师资力量很强，而能“押题”就是最强的强项。钻到题海里摸爬滚打，凭着中国老师的勤奋、智慧和钻研，摸到出题规律，也并非做不到。有一次，我听某地教委一猜题专家津津乐道地介绍“押题”经验，本来就听得我直冒冷汗，她还把我2000年“猜”中作文题和他们的经验相提并论。旁边一位老师说：这就是“教得好”不如“摸得透”，“摸得透”不如“押得准”。
中国的教育有病了。
一方面，各级教委和学校集中许多力量进行“押题”工作；另一方面，学生花大量的时间“练笔”。
中国学生的勤奋在“练笔”中表现得最充分。据某“高考状元”介绍，为了准备高考，他做完了250本习题集。即使每本习题集只有100页，250页×100＝25000页。一年365天，三年平均起来，这位状元郎每天要做23页的习题。即便做一页习题只用10分钟，光是额外的习题每天就需三四个小时。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多么令人敬佩的毅力，又多么令人心痛的浪费。姑且不论做250本习题集的可行性，就算只有100本，把一个青少年的才智浪费在意义不大的重复练习上，能不让人心疼吗？
靠“押题”与“练笔”来对付的考试，当然会很难。押对题的几率可能会比赢乐透奖高一些，但只有知道考什么，才能学好什么，这本身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退一步说，即使“押中题”，教育本身也“跑了题”。
中国的高考被称为“鬼门关”。身经百“颤”的人会觉得美国学校的考试不是太难。为什么？因为美国学校的考试是学什么，考什么。有的放矢，比起大海捞针，当然容易多了。
美国的高中阶段，大考、中考、小考一个接着一个。高二时学校安排考一次PSAT，高三又安排考一次PSAT。至于正式的“高 考”——SAT，每年可以考七次。考不考，考多少次，什么时候考，全由个人决定。由于SAT只考英语和数学两部分内容，因此，许多一流大学还要求申请者参加至少三门SATII 的单项考试，如写作、物理、化学、生物、拉丁语等。一般说来，写作是要求考的科目，剩下的，可以任选。
为了鼓励冒尖，同时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高中不但开设有快班、慢班、荣誉班，还专门开设有上大学课程的AP班或IB班。每年5月份都举行各科目的AP全国统一考试，成绩优秀者，一流大学承认所修课程的学分；成绩及格者，一般的大学承认所修课程的学分。矿矿在上高三时，修了四门AP课程，高四又修了五门AP课程。这种AP课程，不但有全国统考，而且课程本身也隔三差五地大测验小考试……
许多人误以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不要高分，甚至不要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