孪生女-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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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反对，因为这是陷证人于罪并剥夺她宪法权利的企图。”
格拉米斯并不等法庭裁决就走到钉在法庭内黑板上的图前。
“等一等，巴洛小姐”，奥尔沃德法官说，“你听懂了这个问题吗？”
“当然听懂了。”
“你愿意把你的名字写在这张图上吗？”
“我愿意。”
“你是否意识到你这样做就是以本案证人的身份经过宣誓给出一份证词，而在本案送交高级法院审理时你很可能会成为本案的共同被告？”
“我不在乎在哪里审判，”格拉米斯说，“在13号早晨的任何时间我都不曾靠近那个房间。我一直睡到10点钟才出了房间在走廊与穆里尔·吉尔曼说话，至少在9点半以前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后来我穿好衣服，吃了早饭就离开了家，我不曾去过工作间附近的地方。”
“好吧，”奥尔沃德法官说，“法庭很满意你已被告知你的宪法权利。法庭并不特别喜欢运用这种方法，但我仍很高兴没有反对它的法律。然而，我还要对证人说明，即使她不使用拒绝自陷罪责的宪法权利，法庭仍倾向于支持反对意见，虽然这不是证人的态度。如果你愿意，请过去签上你的名字。”
格拉米斯在图上写上名字，她的手很稳定。
伯格幸灾乐祸地说：“你已经在图上写了名字，图上已经标明‘被告的工作间’，按比例画成一个矩形，外面有一个较大的长方框，写着‘车库、暗室、工作间’。对不对？”
“对。”
“你不难在这张图上为自己定位和为这些房间定位，是吧？”
“没有困难。”
“当你说你不曾进入那个房间时，你是指沃克斯曼道6231号楼房后面平房南部被告的那个木工间，那座平房包括南面的木工间、相邻的你母亲南希的暗室和北面可容3辆车的车库。对不对？”
“对。”
“请提问。”伯格得意洋洋地对梅森说。
“没有问题。”梅森道。
“传你的下一个证人。”奥尔沃德法官宣布。
“传拉梅·C·科克太太。”伯格道。
证人室的门打开，一位40多岁非常丰满、满面笑容的妇女走进来。她边走边让臀部和肩部尽情地扭动。她举起右手宣誓后，走上证人席。
“科克太太，你住在哪里？”伯格问。
“沃克斯曼道6227号。”
“你家在被告卡特·吉尔曼家的哪一面？”
“在他家的正南。”
“在你家和吉尔曼家之间有别的房子吗？”
“没有，先生。”
“有车道吗？”
“没有，先生。在两栋房子中间有一道篱笆。吉尔曼家的车道在北面，我家的车道在南面。”
“请问你是否记得本月13日8点到8点半之间发生的事？”
“我记得。”
“那时你在做什么？”
“我在我家的早餐角里坐着。”
“早餐角在哪里？”
“在我那栋楼的西北角。”
“从你家的窗口向北看，可以看见什么？”
“可以看见我家庭院的一部分，吉尔曼家后院的一部分，吉尔曼家房子后面的一部分；就是吉尔曼家楼房背后回廊的门，还可以看见吉尔曼家车库、工作间和暗室的那栋平房。”
“你对那栋房子熟悉吗？”
“我几乎每天都看见它。”
“你和格拉米斯·巴洛熟悉吗？”
“熟悉。”
“你认识她多久了？”
“自从我住到沃克斯曼道以后就认识。”
“那有多长时间？”
“大约两年。”
“你和格拉米斯·巴洛说过话吗？”
“许多次。”
“在本月13日早晨8点至8点半之间你看见过格拉米斯·巴洛吗？”
“我反对，请法庭原谅，”梅森道，“理由是这个问题是诱导性和暗示性的，而且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它还是起诉人怀疑自己的证人格拉米斯·巴洛的表现。”
“我们并未想怀疑任何人，”伯格道，“我们只想为本案确认一些事实。”
“我倒想问格拉米斯·巴洛在本案中出现与被告卡特·吉尔曼有罪或无罪有什么可能的联系？”梅森道。
“我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伯格厉声说，“维拉·马特尔接受了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直接影响到格拉米斯·巴洛。我们不知道这桩交易的确切性质，但是我们可以证明，至少根据推理可以认为，格拉米斯·巴洛在13号早晨与维拉·马特尔会了面，被告当时坐在他家的餐厅里，目睹了这次会面，急忙找个借口去了工作间，想和维拉·马特尔谈判；当被告到了工作间而格拉米斯也在那里时，被告扼杀了维拉·马特尔，把她的尸体装入汽车行李箱，匆忙地离开家，扔下那份早饭不管。被告找到维拉·马特尔的汽车后，在格拉米斯这个同谋的帮助下，将马特尔的汽车开到处理尸体的地方。被告企图制造马特尔因车祸而死的假象。”
“那么你认为卡特·吉尔曼和格拉米斯·巴洛二人都应对维拉·马特尔的死亡负责了？格拉米斯·巴洛至少是他的帮凶了？”
“这对我的看法是一种正确的陈述。”伯格厉声说。
“阁下，”梅森说，“这种讯问的不道德性质已经很明显了。起诉方正在力图利用本法庭作为他们陷人入罪的工具；预审一旦结束，他就会立即指控这个人为本案的共同被告。我们坚持这是法律上无效的、无关的和无意义的，不论格拉米斯·巴洛当时是否在那栋房子内，除非地方检察官能首先证明维拉·马特尔当时在那里，被告当时在那里，谋杀发生在当时当地。”
“我们打算凭借推理证明。”伯格道。
“在提出正当理由以前，对于格拉米斯·巴洛行动的问题是法律上无效、元关和无意义的，”梅森道，“至少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它只能解释为企图怀疑格拉米斯·巴洛的诚实，而格拉米斯是起诉方自己的证人。他们不能怀疑自己的证人。他们受到她的证词的约束。这是传讯一个潜在被告出庭并在她未和律师商议前就强迫她回答问题使起诉方不得不付出的罚金。”
奥尔沃德法官道：“我倾向于同意被告方，伯格先生。在这个时间，在任何程度上，格拉米斯·巴洛的行动似乎都不可能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产生影响，除非你首先证明维拉·马特尔当时在那间屋里。”
伯格脸红了。“我感到法庭是在惩罚我，因为我与阁下在传讯格拉米斯·巴洛这名证人的手段方面意见分歧。”
“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方式去感觉，”奥尔沃德法官说，“我尽力保护司法审判的基本利益。不久前我曾告诉过你，你显然在预审期间就制造了一个对被告的有初步证据的案件。你坚持继续下去是为现在暴露的企图做准备，你的企图是使一个共同被告陷入这样的处境——也在被告知她将成为本案共同被告之前宣誓做出陈述。”
伯格道：“好吧，我被迫接受法庭的裁决，但在我这样做之前，我还要奠定更广泛的基础。科克太太，当时你是一个人在早餐角的吗？”
“不是，先生。我女儿马德林和我在一起。”
“马德林多大年纪？”
“19岁。”
“和格拉米斯差不多？”
“小一岁。”
“据你看你女儿马德林和格拉米斯·巴洛是否友好？”
“她们作为邻居是很友好。她们的约会不同，她们活动的社会圈子不同，但她们是和睦的邻居。”
“据你看她们的友爱关系有多久了？”
“约两年吧。”
“当时马德林和你都在早餐角？”
“是。”
“你们是怎样做的？”
“我们坐在桌旁看着窗外。”
“你们两个人都坐在同一边吗？”
“是的。其实那不是一张桌子，倒象个柜台，是酒吧兼桌子，可以叫餐吧，可以在上面吃饭。它面朝北放着，朝着后院。”
“你女儿和你脸朝着同一方向吗？”
“是的，先生。她坐在我旁边。”
“你是否对你女儿提起过你当时看到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奥尔沃德法官看了梅森一眼：“被告方有反对意见吗？”
“不反对。”梅森道。
奥尔沃德法官道：“我感到起诉方有权为他的证词打基础，但这未免离题太远了。被告不受证人和她女儿之间任何谈话的约束。”
“被告方没有反对意见，”梅森道，“事实上，我们欢迎这种局面，因为一旦起诉方通过揭示这次谈话而打开门户，我们就有权通过提问将其全部揭示出来。”
奥尔沃德法官微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可以回答问题。”
“等一等，等一等，”伯格急忙说道，“我……经过考虑，阁下，撤回这个问题。”
“好吧。”奥尔沃德法官道。
“我并不想改变我的要求，”伯格说，“我要求证人向法庭说出，13号早上她在早餐角面对被告的工作间时看见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同样的反对意见。”梅森道。
“同样的裁决，”奥尔沃德法官说，“现在反对意见是得到支持的。”
伯格企图掩饰他的愤怒。他说：“我可以商量一会儿吗，阁下？”走过去与爱德华多·迪林耳语了一阵。
迪林似乎非常坚持一种意见，谈了一阵后伯格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我暂时撤下这个证人，请法庭原谅，我是为了打下更好的基础，让我要他回答的问题与本案有关。”
“很好，”奥尔沃德法官说，“我要再次指出，检察官先生，你提出了一个已有初步证据的案件，这个案件调查越深入，途径开辟得越多，越可能使其复杂性得到发展。”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请法庭原谅。”伯格说。
“我希望你明白，”奥尔沃德法官冷冷地说。“法庭愿声明，卡特·吉尔曼是本案的被告。但是你最后传讯几个证人的目的是要把格拉米斯·巴洛牵连进本案，而她并非被告。法庭感到，如果传讯证人的目的是牵连格拉米斯·巴洛，她应该是被告，她应该有律师，她的律师应该对证人进行提问。”
“我理解法庭的立场，”伯格道，“但我更肯定我的想法。”
“现在传格伦·博蒙特·麦科伊。”
证人室门开了，麦科伊是个50多岁微有些驼背的高个子，有点故意吊儿郎当地走向证人席，举手宣誓，然后坐在证人席上。
“你住在哪里，麦科伊先生？”迪林问，这时伯格坐到桌旁，匆忙地在一叠大页书写纸上做着记录。
“内华达。”
“本月13日你住在哪里？”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
“你的职业？”
“赌场发牌员。”
“你认识格拉米斯·巴洛吗？”
“我见过她。”
“你见过她几次？”
“一下子记不起来，有几次吧。”
“你在哪里见过她？”
“我工作的地方。”
“本月13日晚间你见过她吗？”
“见过。”
“在哪儿？”
“等一等，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希望插入一个反对意见，因为这一切都是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的。”
“我建议继续问下去。”迪林道。
“这还不够，”梅森道，“你们正企图将格拉米斯·巴洛作为卡特·吉尔曼的同案犯一起审判。我是卡特·吉尔曼的律师，我并不代表格拉米斯·巴洛，我也没有准备问那些提供的证词可能把格拉米斯·巴洛牵连进这次罪行的证人。我认为她有权得到自己的律师。”
“我也这样认为。”奥尔沃德法官说。
“等一等，”伯格站起来嚷道。“在法庭裁决这次反对意见以前，我要说明，起诉方认为，卡特·吉尔曼杀了维拉·马特尔，他把马特尔的钥匙做了泥模，用泥模做了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格拉米斯·巴洛，在13号晚上格拉米斯怀着某种目的去了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用被告给她的钥匙迸了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去找寻某些罪证文件。
“谁的罪证？”奥尔沃德法官问。
“格拉米斯·巴洛和卡特·吉尔曼两个人的罪证。”伯格道。
“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认为这是地方检察官最异想天开的推测了。如果格拉米斯·巴洛为了获得一份证明她有罪的文件而进了那间办公室，那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件。”
“不只是用卡特·吉尔曼给她的钥匙打开了这间办公室，”伯格道。“而且为了证明他们有共同目的和合作，我们还可以证明在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里发现被告卡特·吉尔曼的指纹到处都是，并且这间办公室和洛杉矶的办公室都被人翻得乱七八糟，那个人把文件从文件柜里拿出来扔得满地都是，显然是疯狂地搜寻某个文件。”
奥尔沃德法官显然被伯格的话打动了。
“检察官是否可以证明指纹是何时留下的？”梅森问道。“你能证明这些指纹不是在维拉·马特尔死前留下的吗？”
“时间并不重要。”伯格厉声说。
奥尔沃德法官吹了口气，慢慢点了点头。“在一间公共办公室，检察官先生，在向公众开放的办公室，公众是受到邀请而来的，指纹不一定就是罪证，除非能够证明指纹是在公众不在的时候留下的或与某种罪行有直接联系。”
“那么，这个人已被证明是将他杀害的人的尸体用他的汽车运走的呢？”伯格抗议道。
奥尔沃德法官皱了皱眉：“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先生们，”他说。“我曾经对地方检察官使用的方法感到不满，但是鉴于他最后的陈述和这个证人可能提供的证词，我开始看出他的全盘计划，可能符合容许的公诉人战略。”
“我仍坚持那是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的，”梅森道，“直到地方检察官首先证明得自被告的钥匙和格拉米斯·巴洛寻找的文件是共同罪证。”
“我倾向于认为，鉴于现在证据发展的情况，”奥尔沃德法官道，“这样证明犯罪动机是允许的。但是，我要对起诉方说，就象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起诉方已经造成了一个有初步证据的案件。如果他想继续证明许多细节，如动机等，他将为被告方证明那些事实创造机会。
“我还要指出，如果那些将成为高级法院中本案组成部分的事实在此刻进入本案，如果以后被告能够利用其中任何一件事实推翻起诉方的推测，那就会削弱起诉方的案件。
“企图证明太多的事实而在其中一部分上失败，可能象企图证明的事实太少同样致命。”
“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伯格道。“我要在法庭面前获得这一事实。我要让这些证人出庭作证。我要获得他们对本案的证词。我愿意试试看，是否本案的诸多因素中有什么会使我丢脸的。”
“好吧，”奥尔沃德法官说，“但是，我希望你先说明你期望这个证人证明什么。”
“我们期望证明这个证人认识格拉米斯·巴洛，他在拉斯维加斯多次见过她，他能肯定地指认格拉米斯·巴洛是他见过的那个偷偷摸摸走出维拉·马特尔办公室的年轻女人。
“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并不设在写字楼，而是在一家赌场的楼上。楼上的房间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