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2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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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的胳膊都酸了，回来再说吧。”
“快到高潮了，你听我说完，马上就完了。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只能进去尿。我一进去服务生当然上来问我预订了没有，还好是个小伙子，我装作镇定地冲他摆摆手，然后压低嗓门问道，‘请问洗手间在哪儿？’他一愣，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他。他问我，先生，请问预订了没有？而我回答他，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像不像接头暗号？最起码我当时的口气很像。我跟着他往洗手间去的时候，能够觉到自己走路的样子都不正常了，两条腿……”
电话里传来了“嘟嘟”的忙音。我连着“喂”了几声，显然，王馨把电话挂了。正眉飞色舞讲述着的我就像欢快奔驰着的马儿猛地被勒住了缰绳，一下子无法从这一意外的事故中回过神来，整个人尚处于一种亢奋的叙述状态里。我真想像马儿一样仰着脖子嘶鸣两声，但最后我也只是摩挲着手中微微发热的手机，对自己说，算了，她早就不耐烦了，她能听你说这么久已经是个意外了，再把电话打过去，她非发怒不行。
可是，老刘怎么还不来，已经七点二十五了。这家伙搞什么名堂，有事迟到也应该打个电话。我立即调出老刘的号码打了过去。
老刘进来后一边用小毛巾擦手一边像一个日理万机但平易近人的大人物般问道，怎么，最近在减肥？我还沉浸在被王馨挂断电话的不快里，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就是觉得不痛快，心里憋屈。老刘递了一根烟过来。我说不抽了，有你这个烟鬼在，我还用自己抽。老刘嘿嘿地笑着自己点上了。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它的出现和离去同样地迅捷，因而难以捕捉，同时我的心脏痉挛般抽搐了一下。我有些紧张地环顾四周，没什么异常的。
老刘点完菜后又要了一盒烟，七星。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抽七星。他一贯表现得非常怀旧。他说自己认定了的东西一般不轻易改变。二十年前，他在日本待过几年，从此就只抽七星了。上个月我们在一起吃饭，有朋友还劝老刘，大家都在抵制日货，你也该换换烟了。老刘直摇头，说，算了吧，我们在座的谁也避免不了使用日货，就算你白天不用，晚上也会用，就算你今天不用这个星期不用，一个月里也总会用那么几次吧。抵制日货，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也有朋友私下里议论，认为老刘所谓的怀旧纯属做秀，是一个有钱人的故作姿态故弄玄虚。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只要看看老刘鼻子上那副可笑的从我们认识他那天起就戴着的黑框眼镜，以及他那个用了二十多年早已经惨不忍睹的老婆，我们就该相信他的怀旧是骨子里的。
刚吃了两口，老刘的电话就响了。他叹了口气，可我知道他其实并不讨厌被人打扰。我已经想好了，等房间里坐满四个人我就起身回家，不是受不了不断有新面孔加入进来，而是不能忍受自己阴沉着个脸坐在一桌欢声笑语的家伙中间。老刘拿起电话的同时，习惯性地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点上。我的心脏又一次很突兀地抽搐了一下，继而快速跳动起来。我惊愕地看着老刘慢慢把手里的那只日本产的朗声打火机放回桌上。它的边缘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我探过身去把它拿过来，然后打开，合上，再打开，再合上。
我到家时，王馨已经躺在床上了，手里拿着遥控器胡乱摁着，荧光屏闪烁不定的光亮照在她脸上。我一言不发地拿了睡衣直接进了卫生间。调水温的时候，王馨跟了进来，问我为什么不接她的电话。我冷冷地回答说，不接是因为不想一会儿再被你挂断。
“我挂断是有原因的，我急着上卫生间。”
“是吗？”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洗得非常仔细，多了很多不必要的程序。我知道洗完澡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去检查一下厨房的垃圾筒，二是把电话里没有讲完的事讲完。做这两件事对此刻的我来说都还需要积聚一些勇气。
刷完牙，我没有马上出去。我两手撑在脸池边缘，低头闭着眼，在心里模拟着走出卫生间后的情景。我径直走到厨房，打开垃圾筒盖，不对，进厨房后应该先把厨房门关上，然后再看垃圾筒，不出意外的话，里面应该会有几个七星烟头，接下来走回卧室，不等王馨开口就说，后来，等我尿完出来时，恰好看见和小弟在一起的那个人从餐厅那边过来，进了洗手间，不过她进的是女洗手间，我以为自己看错了，于是一直等到她出来，这次看清楚了，是个女的。
我想我会说得非常简短，口气是平淡的，好像是在说着一件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我只是想快点说完，然后上床，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地立即睡过去。
贾樟柯：电影改变人生
王 樽 贾樟柯
认识贾樟柯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众多中国影迷来说，贾樟柯的名字已不仅仅是一个导演的符号，他是新时期某种电影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的四部剧情长片展示了当代中国电影十分罕见的真实品质，他对当下社会的直面记录、对底层人物细腻而贴切的描绘，以及平静从容的叙事，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抚慰，还有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共鸣。
大约是1998年夏天，我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地下报告厅第一次看到贾樟柯的电影。那是深圳“缘影会”组织的一次观映活动，我去时电影已开始，确切地说放的是录像投影。小小的银幕上就见一个形容萎靡的小镇青年在街上荡来荡去，这就是电影江湖上名闻遐迩的《小武》。录像实在是粗糙，且时有断续，小小的报告厅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空调未开，燥热而憋闷。但那电影仍然令人惊讶和欣喜。一个名叫小武的戴着黑框眼镜的小偷，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大大的西装，身子似乎总在摇晃，头也总是歪斜着，这个枯燥无趣的人喜欢在澡堂里练习卡拉OK，还百无聊赖地陪三陪女压马路，最后他被警察抓住了，在押送他时，因为要回复传呼，警察就把小武顺手铐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观众在看电影，电影中的小偷在看围观的人们，围观的人们和小武以及电影观众在彼此打量中电影戛然而止。影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动声色的诠释如此的细致准确，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罕见甚至是空前的。在饱受那些粉饰现实矫揉造作的伪真诚电影的磨难之后，《小武》堪称非同凡响。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小武去看望生病的歌舞女梅梅，在梅梅的宿舍两人并肩坐在床上。小武让她唱歌，梅梅就为他唱起王菲的《天空》，当唱到“我的天空为什么总是阴着脸……”时，梅梅垂下头有些哽咽，唱不下去了。看到这里，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小武》让我想到意大利名导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同样是直面人生，同样关注底层，同样是极其从容、朴素的写实。但《小武》又绝对很中国，很乡土，甚至很残酷。
2000年的早春时节，我在北京采访首届独立映像节，在那个被迫草草结束的傍晚，主办者私下通知了部分记者去某个很隐蔽的放映场所，去看贾樟柯的第二部剧情长片《站台》，我因事没在通知现场，错过了难得的观看机会，据说那天的放映效果极差，片中人物全说一口山西话，而字幕却是法文，贾樟柯只得在现场充当同期声的普通话翻译，贾樟柯自己说他很后悔那次放映。我想自己失去那次看片也许是件好事，后来，我在深圳家中看了法国出版的该片DVD，应该说，这是我所见过最优秀的中国影片之一，它以一种暗喻的方式复活了一代人成长的迷惘。“站台”的意象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小县城的一群年轻的文工团员走穴的漂流青春，影片本身也颇似一个站台，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的站台。可以说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流行文化符号都一一在“站台”上展示。在像纪录片一样自然逼真的呈现里，让人不无怀念地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青春，有些酸涩，有些快乐，有些孤独，更多的是躁动、困惑、感伤和无奈。《站台》充分显示了贾樟柯作为电影大家的行云流水的从容和鞭辟入里的深刻。我在自己的电影随笔集《与电影一起私奔》里，专有一篇《长长的铁轨》表达了对该片的激赏。
和《站台》比起来，贾樟柯的第三部长片《任逍遥》没有让我体验到更大的惊喜，这部影片显得有些圆润。仍然是山西背景，仍然是以歌曲的名字来命名，两名十九岁的大同失业工人子弟在潦倒的生活状态下，试图用假炸药包抢劫银行而未遂的故事。影片通过两个少年，一个矿区野模特，一个大学落榜女孩，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等人的关系，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年轻一代内心的慌张和荒凉。说该片没有让我体验到更大的惊喜，是觉得内容稍嫌单薄。尽管如此，这部影片仍以对世态人心的传神描绘令人回味。
2004年1月，我第一次见到贾樟柯，是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参加他第四部长片《世界》开拍的新闻发布会。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小，面色有些苍白，谦和淡定，谈吐儒雅而口气坚决，就像江湖上那些常见的“人小鬼大”的“老大”一样。我惊讶于这个1970年出生的当代中国年轻的著名导演的沉稳与老练。同年7月，《世界》作为唯一一部入围的中国影片参赛第六十一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这中间我又几次与他在深圳进行晤谈。
《世界》放映后曾遭遇两极评论，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部极具天才的电影构思，贾樟柯已跃升到更高层面来认识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环境，将真实与虚拟的世界作了意味深长的观照和诠释，虽然该片的表现手法让习惯了好莱坞甜腻影像的观众尚嫌压抑，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所达到的深刻现实意义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有人说，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乡镇，我想这并非溢美之词，事实上，他不仅为我们展现了独特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乡镇（即使是以都市为背景的《世界》，也让我们看到大都市骨子里的乡镇气息），他更以对小地方小人物的准确把握，让我们窥见了全球背景下的大中国。观看他的影片，我每每惊叹于他对细节的捕捉，对道具的深入开发和运用，更重要的是他对世态人情平静而高超的体察，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匠心。他在表达上体现出的既不媚俗又不媚雅的大家风范，让我想到我最喜爱的另外两位东方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
与贾樟柯相约的这次访谈最初是在2005年的6月，但因他临时去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参加电影节或商谈合作事宜而几次未能践约，中间他还穿梭在北京和四川数月，拍摄完成了他的第五部剧情长片《三峡好人》。2005年12月11日的中午十一点，我们才终于在深圳的海景酒店坐下来。这天他是凌晨三点从香港赶到深圳，下午六点他将飞赴上海，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谈话时间。在酒店向阳的客房里，贾樟柯靠着床沿坐在地毯上，我坐在窗前的摇椅里，冬日的暖阳洒在他的脸上，随着窗纱的飘动斑斑驳驳变幻，桌上有茶和咖啡，但贾樟柯没有喝，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他说不吃，吃了会犯困。在差不多四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只是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
沉迷电影学会打架
王樽：我注意到，在你选择的“我所喜欢的十部影片”里，多是比较老的艺术片，它们的美学特点比较一致，对你的影响应是成为电影人之后，而不是青少年成长时期的贾樟柯，它们和你最早的电影启蒙应该是不同的。
贾樟柯：是有所不同。我最早接触到拍电影的概念，其实是一部我没有看过的电影，那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这部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父亲当时看过那个电影，而且他还看过那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大概是五十年代，我父亲那时还是个中学生，摄制组就在我们老家拍。总有电影到我们老家去拍。因为马烽算是半个汾阳人，他那时很多写作的背景都是以汾阳为主。所以他的很多作品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后来的《扑不 灭的火焰》、《泪痕》这些都是在汾阳拍的。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岁，1977、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记得父亲总是下班特别晚，晚上总要开一些批斗会、清查会，后来说抓“三种人”。我当时很小，不知道这背后还有政治、社会的动荡，我记得我父亲回来得再晚，我们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饭，所以总等我父亲，等他回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总讲这个事。我猜我父亲也是想当导演的，他总讲他骑自行车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电影的情况。他非常兴奋，那时候夜里总停电，借着炉火，我可以看到他脸上兴奋的光彩。
王樽：你父亲当时多大岁数？做什么工作？
贾樟柯：大概四十岁左右，在中学里教语文。他给我讲述拍电影的场面，让我首先对这个职业非常尊敬，因为我觉得我父亲都那么尊敬拍电影的，所以我也特别的尊敬。直到现在，我做了这个职业之后，隐隐约约的，总记得父亲谈起这个职业的样子。
王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曾名噪一时，又是表现你家乡的生活，你一直都没有看过？
贾樟柯：没有看过，但想象过。基本上就跟当时看到其他任何一部电影一样，人们都整齐划一，都有理想，都愿意牺牲，总之就是好人好事。
王樽：那时候，书基本没得读，娱乐更是空白，可怜的几部电影就是逃避现实的最好选择。你最早完整看过的电影是哪部？印象最深的是哪类电影？
贾樟柯：最早的电影记忆是《平原游击队》，里面李向阳手执双枪、骑着马冲过村庄的情景。但印象最深，且对我的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是香港的商业电影。
那时正值青春期，我特别爱看电影，基本上从初一到高三，六年时间里，大约是从1984年开始，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录像厅里。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汾阳开始有录像厅，里面有录像机。那个县城非常小，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我们都要骑自行车经过长途汽车站，只要看到长途汽车站有南方打扮的人，一般是江浙、温州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山西还没有流行男人爆炸的那种鬈发，南方人是那样打扮，拎一个黑皮箱，从车站里面出来，一看我就知道有新片子来了，他们有地下的交易渠道，我想应该是走私进来的，黑箱子里面装着录像带。到了晚上去录像馆的时候，果然就看到了新片子，这样的状态整整持续了六年。
王樽：那时的中国电影也处在复兴勃发时期，为何很少去电影院呢？
贾樟柯：录像厅里面的银幕世界太吸引人，电影院就不行，因为录像厅里面首先有很多动作片、港台片。
整整六年都看这种电影，后来我跟余力为聊天，我说我比你看过的港产片多多了，他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些港产片。关于“少林寺”不下一百部，关于“吕四娘”不下一百部，关于“马永桢”不下一百部。六年的录像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