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2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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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生关注中国的卢斯来说，《生活》创刊适逢其时。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在1936年底、1937年初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与卢斯的经历相似，赛珍珠也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家喻户晓。1937年1月18日，《生活》杂志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不过，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文学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几年来一直行踪不定、神秘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　
　　《生活》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九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几个月前他刚完成在陕北“匪区”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杂志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在当时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报酬。卢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各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个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了。这是多年来处在劣势的毛泽东和中共首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演变，这都是历史性的亮相。　
　　卢斯也是赢家。他和他的杂志，有幸站在了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以他的职业敏感和魄力，介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变革中。　
　　斯诺更是大赢家。　
　　斯诺三十年代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后来成名的中国记者、作家萧乾是他的学生。萧乾先生曾告诉我，斯诺当年喜欢赛马，喜欢一赌输赢的快感，曾在一次赛马中大赢过。无疑，斯诺天生具有冒险精神，他大学毕业后决定来到中国就是来进行一番远东冒险。热衷于赛马当然只是日常生活的插曲，真正的冒险是在事业中。　
　　1936年10月，斯诺完成了三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回到北平，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毛泽东和他的长谈。斯诺夫人海伦把斯诺带回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的照相馆里洗印，其中就有《生活》发表的那些照片。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斯诺顿时成为全世界的记者明星，他的一生功名也由此奠定。　
　　二十世纪有不少外国记者来中国冒险，而斯诺的陕北之行，堪称最成功的、最具历史震撼意义的一次冒险。　
　　记者职业注定与冒险联系在一起。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借助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中国，用猎犬般的嗅觉，感应着这片动荡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笔的分量不同，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也不尽相同，甚至分属不同阵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现场上重要的目击者。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时，是澳大利亚人、《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发出独家新闻，让欧洲人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危机；还是这位莫理循，在担任袁世凯顾问期间，想办法将日本试图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内容透露给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使端纳发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1927年，在广州、上海、武汉的一个个重要历史场面中，总是少不了外国记者的身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希恩、瑞娜……他们目睹了中国大革命的悲剧，目睹了蒋介石、汪精卫、宋庆龄、鲍罗廷、陈独秀等一个个风云人物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三十年代初，在宋庆龄、鲁迅周围，汇聚着史沫特莱、斯诺、海伦·斯诺、伊罗生等外国记者，是他们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白色恐怖；史沫特莱经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她，还有贝特兰，把发生在西安的一切，向全世界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外国记者以他们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　
　　在众多外国记者中，斯诺更深地介入到了中国的政治之中，而且延续时间最长。从结识鲁迅开始翻译左翼作家的作品，到参与发起“一二九运动”；从陕北冒险写出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到六十年代初重访中国，写出后来被认为因受到“蒙蔽”而“片面”报道现状的文章；从在“文革”期间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到向美国政府传递毛泽东发出的希望中美和解的信息……　
　　介入如此之深，乃至斯诺夫人海伦在回忆1935年他们参与策划“一二九运动”时，曾非常自豪地说：我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斯诺夫妇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了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巨大的存在。他们只顾自己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中国历史事件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点上，斯诺仍然可以说是一位大赢家。　
　　　
　　二　蒋经国终于回来了　
　　　
　　走进1937年，西安事变带来的局势变化，中苏关系进一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加快解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趋势，把一个年轻人又一次推到了人们视野之中，他就是蒋介石的儿子、滞留苏联多年未归的蒋经国。　
　　蒋经国1925年被送到苏联留学时只有十五岁。从离国到1937年4月回国，十二年间，在中苏关系上，在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对弈中，蒋经国一直是一颗重要的棋子，随着时局演变而被挪动，其间的奥妙与作用，耐人寻味。　
　　据我的不完全阅读，截止1937年回国，《时代》先后三次报道过蒋经国，每次都与中国局势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次是在1927年。当时，蒋介石开始“清党”，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决裂，这使正在莫斯科留学的蒋经国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十七岁的他，面临着重大历史选择。他选择了与父亲的决裂，经塔斯社向世界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四处发表言辞激烈而严厉的演讲。1927年4月25日出版的《时代》，曾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的这次反应。与蒋经国同时面临与父亲决裂选择的还有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当冯玉祥决定与蒋介石结盟时，他也正在莫斯科留学。与蒋经国一样，年轻的冯洪国同样发表谴责父亲的公开信。　
　　在“封面中国”专栏之四《硝烟里，这一曲起承转合》一文中，我曾写到过这两个年轻人在1927年大革命中的小插曲。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蒋、冯两家还有另外一层特殊关系。即，在1926年，蒋经国与冯洪国的妹妹冯弗能一见钟情。美国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陶涵（JayTaylor）在《蒋经国传》中写道：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1926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十六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十五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和哥哥冯洪国在5月间抵达莫斯科）。　
　　蒋经国和冯弗能旋即决定成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程序，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算成婚。当年（1926年）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指出，妮芝达诺娃（冯弗能的苏联名字）是“伊利札洛夫”（蒋经国）之妻。我们猜想他们也分配到一间夫妻档的新宿舍。……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收藏最完备的中文报纸。（《蒋经国传》，第4142页）　
　　蒋经国与冯弗能的婚姻，很快就被历史风暴吹得粉碎。《蒋经国传》写道：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莫斯科所有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苏联档案里有一份蒋经国在7月间写下的自白书，宣称他要和冯弗能终止夫妇关系。他指控说，国民党利用她来监视经国，影响他的政治思想。（《蒋经国传》，第50页）　
　　在1928年托洛斯基被流放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托派被清洗后，冯洪国、冯弗能兄妹退出托派，启程回国，和父亲冯玉祥和好。蒋经国却留在了苏联。显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深信，在未来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蒋经国还有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价值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斯大林的判断没有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经国开始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出现了。1931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间接提到了蒋经国，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11月28日又写道：“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此后不久，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导致他下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蒋经国传》的作者则认为，“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系”。（参见《蒋经国传》）　
　　蒋介石下野后又一次回到奉化，住进雪窦山上为他修建的小楼“妙高台”。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里曾这样写道：“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苏联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经国依然没有回来。　
　　1936年1月，蒋经国第二次在《时代》上出现。报道称，蒋经国1935年底在苏联又一次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此时，蒋经国二十五岁，离开故国已经十一年。　
　　上周，正在列宁格勒学习革命的委员长的儿子（蒋与被抛弃的非基督徒的妻子所生）蒋经国先生一他正在这里努力学习革命——发表谈话：　
　　“母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羞耻！”他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发表的致母亲的公开信中说。　
　　“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母亲，我的父亲是全中国人民的　
敌人，也是他的儿子不共戴天的敌人。我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时代》，1936年1月24日）　
　　蒋经国此次引起关注，正是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共产国际1935年6月召开大会，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这一背景下，中苏外交关系开始和解，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也在暗中悄悄进行。于是，留在苏联的蒋经国被推到了前台。他后来回忆，当时是在苏联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召见他，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王明将已经代为草拟好的《给母亲的信》交给他，他开始没有同意签字：　
　　他在次日去见国家安全部首脑雅哥达。这个抓了数十万人，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情报机关头子，不仅拨空接见蒋经国，还同情他，要求王明销毁这封信。蒋经国自己草拟一封信，信中不提希望回国，但是加了一句话“试图表达出思家之情”，这句话是：“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据蒋经国的说法，王明接受这一封信，可是却把原先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通过《真理报》公布全文。鉴于斯大林对蒋经国的重视——雅哥达不寻常的注意，王明代撰信稿事件，即是一个证据——很可能是斯大林本身认为，刺激一下蒋介石记住与唯一的儿子关系不睦，可能对苏联有某些战术上的好处。（《蒋经国传》，第72页）　
　　根据上面的叙述，《时代》所摘要报道的蒋经国公开信，应是王明代拟的一份，而非蒋经国自己草拟的。　
　　一年之后，蒋经国的归国之旅成了可能。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从前来谈判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那里，第一次获悉蒋经国即将回国的消息：　
　　12月16日，周恩来抵达西安，见到蒋介石。……周恩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预备接受他的领导，为示友好，担保经国可以由苏联回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蒋经国传》，第77页）　
　　几个月后，1937年4月19日，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进黄浦江。蒋经国站在甲板上，凝望变得陌生的上海。十二年过去。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回来。”　
　　1938年1月，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被选为1937年的《时代》年度封面人物之时，蒋经国的归国故事出现在《时代》上。《时代》回顾说：　
　　西安事变随后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件是蒋的军队停止了与红军的作战，蒋的儿子蒋经国也高兴地带着苏联共产党的妻子从莫斯科归来。　
　　“欢迎，儿子！”委员长高兴地说。然后，指着荚龄又说，“来，你应该见见你的新母亲。”　
　　“父亲，我尊重你，但我要回到我的母亲、你的妻子那里去！”（《时代》，1938年1月3日）　
　　归国仅仅一个星期，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