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2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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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未受伤的人急速送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乡村医院，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药剂师立即为他输血。（《时代》，1937年9月6日）
艾登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事件：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不遵守文明时代普遍接受的法则。到8月底，休·纳希布尔·休格森爵士首途上海。他和他的同事们分乘两辆汽车，车上挂有英国国旗，汽车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大使受重伤。日本驻伦敦大使立即代表他的政府及他个人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他自己感到很尴尬。我对他说，他的话不能认作是正式道歉，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任何责任。中国大使也在同一天（8月27日）下午来访。他说，这次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当前远东正在蔓延的无法无天现象。这班年轻的日本空军人员是决不会停止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径的，他们追求的口号是“东方是亚洲人的”。
……最后，9月21日，日本政府在受到伦敦更大压力之后，才正式和公开表示深为遗憾，以及对于惩处有关人员一事作出的不甚令人满意的保证。事情虽然了结，但它说明日本政府已不能完全控制其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艾登回忆录》，第955页）
然而，来自西方列强的仅仅限于抗议而已。蒋介石最初企盼的外国直接干预，并没有如期发生。
英国的心理颇为微妙而复杂。尽管发生了大使被炸事件，但在南京沦陷之后，英国采取的是观望的外交政策。《时代》用颇为俏皮的笔调对此加以描述：
上周，远东最坏的政治消息，或许可算是英国政府已经让它在南京的大使，撤离到长江上距南京四百英里的汉口，目前那里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所在地。但忽然又命令大使跋涉六百二十五英里前往广州，再从那里乘船航行四百九十三英里抵达上海——日本占领了的城市。英国政府与日本商定，日本飞机将不轰炸车顶上画有巨大英国标记的火车，大使可以坐火车快速前往广州。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代表团，本周还留在汉口，即，与蒋委员长的中国政府呆在一起。英格兰的那些绅士们，心里在盘算是否承认最终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中国政府，譬如由日本扶植的傀儡形式的政府，这大概是一个必要的猜想。按照英国外交部的经验，外交的艺术就是远离任何局势紧张甚至危机四伏的地点，舒适地躲在上海水域的英国旗舰上，英国国王陛下的大使，将如同一只猫敏捷灵活，因为人类战争的缘故而跳向任何地方——包括英国。（《时代》，1937年11月13日）
美国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哪怕它的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它也仅仅限于抗议和索赔而已。
令中国人失望的世界。和中国感情深厚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回忆中认为，美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消极，错过了第一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1937年又错过了第二次：
对美国政府来说，第二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是在1937年12月。当时，日本飞机在南京附近的上空，有计划地轰炸、扫射，终于炸沉了长江中的美国海军炮艇“潘纳号（PANAY）”。然而，美国国务院居然采取了一种软弱而又优柔寡断的政策，反而促使日本对美国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玩弄一种忽紧忽松的手法，最终导致了四年后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310页）
在这种情形下，最感到失望的莫过于在国际场合进行外交努力的中国外交官。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此时正在布鲁塞尔出席国联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日本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态度也不积极，更谈不上坚决：
中国政府官员急切地希望罗斯福总统、张伯伦首相，能够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以采取反对日本的具体行动。但他们痛苦地看到张伯伦先生上周在伦敦对下议院发表的讲话：“集中一起参加此次（布鲁塞尔）会议，谈论有关经济制裁，施加压力和采取军事行动，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去是要实现和平。我们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扩大矛盾。”
假如这意味着张伯伦首相认为以制裁、压力、武力来反对日本，只是“扩大矛盾”，中国人就担心张伯伦先生肯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既然没有任何更强硬的——反而是采取更软弱的措施，甚至比“压力”更软弱。他们想证实越来越多的传言，说英王陛下的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更偏向于日本、意大利、德国，而不是中国、左翼西班牙和苏联。（《时代》，1937年11月1日）
张伯伦刚刚就任英国首相，后来他以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主义”而著称。可以说，他的“绥靖主义”其实早在此时对待中日战争的态度中就初见端倪了。
未能争取到国联诸国特别是西方强国的直接干预，顾维钧失望而悲愤，他为世界缺乏远见而忧虑重重。
我在1937年11月23日会议上的演说中，暗示了隐藏于缺乏远见和能力，不能以实际和有效方式来处理中、日问题的危险性。我是这样结束演说的：
“主席先生，国际和平也像一国的国内和平一样，如要持久，就得保卫。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这类行动还必须及时进行，因为如果因犹疑而耽误得太久，那么，肆虐于远东的暴力和动乱，不久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96697页）
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回声。他的忧虑和预测却不幸被言中。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开始改变后，中国期待已久的来自西方强国的支持才姗姗来迟。
七 输赢之赌
一年过去了。又到了评选年度封面人物的时候。这一次，《时代》挑选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对于《时代》的读者，蒋、宋已经不是陌生的面孔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两人曾联袂成为封面人物。不同的是，此次当选的是193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
为什么选择他们？《时代》说，“两次当选过年度人物（1932年和1934年）的罗斯福总统，肯定不会成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因为，1937年是他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成为醒目的、标志性人物。”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劳工领袖刘易斯、英国新女王、英国新当选首相张伯伦，都没有太大的轰动新闻。西班牙战争也在激烈进行中，虽有佛朗哥将军这样的人物，但谈不上显赫，于是，《时代》把选择转向了远东：
在1937年世界上引人关注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与日本在陆、海、空开战，而日本是自机器时代以来总是征服他国的唯一的非白种人民族 上周，在遥远的中立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伟大的亚洲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在瑞典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构成一个警告，更是一个最后的信号，即白种人的负担将由一个更愿意承担的日本接过去。白种人在远东的统治即将结束。”
在1937年，如果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本人创造了如赫定所认为的现实，那么这位日本人就肯定能当选为年度人物。但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日本领袖，能够控制日本内心的野心欲望。更大程度上，它像一座蚁山，在冲动驱使下去征服另一座蚁山，日本就这样走向了战争。既无拿破仑，也无俾斯麦引导他们。日本的天皇和老年政治家，日本本土的陆军、海军的将领，内阁，驻扎在中国的陆军和海军的将领，全是互相竞争的对手集团。
然而，正是当日本没有卓越的领袖率领来进行她的巨大冒险时，冒险的受害者中国却有了最有才干的领袖。整个1937年，中国人一直接受着一个卓越的领袖和他的著名妻子的领导，其间并非没有光荣之举。在这对夫妇的领导下，长期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人——其中千百万人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词——已经逐渐具备了民族意识。
……每位关心要闻的读者都知道，在1937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在上海被卡住了十三个星期之久，它的时间表第一次被中国的战争机器粉碎了。现代世界看到了中国不辜负战争机器这一名称。蒋委员长被迫使用他的战争机器，至少两年前当它刚刚形成时，他的手被激进的爱国者逼迫。同时，他也被狡诈的日本人所逼迫，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1937年打败中国，就将永远无法打败之。如今，蒋委员长夫妇一直不承认中国已战败，他们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们将持久作战，用游击战拖垮、消耗、最终打败日本。如果蒋委员长真的赢得战争，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巨人。能否获得这样的胜利尚难预料。但在此期间，他和蒋夫人已经使他们本人成为了1937年的夫妇年度人物。（《时代》，1938年1月3日）
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战役，以上海、南京一带相继沦陷而结束，尽管如此，《时代》还是选择了蒋、宋成为1937年度封面人物，这或许可以说是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时成为个人大赢家的一个标志和说明。
蒋、宋成为个人大赢家的背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壮烈。当然，这与《时代》的主人卢斯与中国的感情深厚也有着密切关系。与许多西方人不同，这位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后代，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它有广袤的土地，它的人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加之，1932年他重返中国时，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任感，佩服蒋介石的能力。南京虽然沦陷，但日本战初所宣称的“三个月打败中国”的预言，却没有变为现实。在很多人对中国抗战前景感到悲观，气氛一片低迷时，他的《时代》却对中国充满信心，仍能乐观地预测未来：
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已经逃离的事情是本周的一个军事机密。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发动一场抗日的游击战争，就像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o）将军抗击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Coolidge）的军队。对蒋这样一位资源雄厚的人来说，战争并非没有希望。日本不是美国，它的资源已经严重消耗，可以相信，这一战争长期继续打下去，将使她的经济崩溃。中国也不是尼加拉瓜，她幅员广阔，任何入侵者都必须有漫长的但又易受攻击的供给线。众所周知，她的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不可能消耗殆尽。她的最大弱点在于过去一直缺乏士气，如果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将他们的意志变为中国的意志——该意志被说成“任何牺牲都不会白白付出”——中国的前途是美好的。
本周，一位合众社记者“在长江流域某地”与蒋、宋夫妇在一起，他证实年度夫人因患流行感冒而卧病在床。他引用了年度先生的话：“请告诉美国，充分信任我们，战局已经发生变化，胜利最终属于我们！”（《时代》，1938年1月3日）
中、日之间的输赢尚在悬念中。
战争初起时，在布鲁塞尔，两个西方外交官曾为中国和日本谁将是最终的赢家打过赌。他们一位是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首席代表戴维斯的副手亨培克（StanleyHombeek），一位是法国驻国联代表拉加德（1agarde）。
亨培克是个中国通，早年曾在中国杭州任教，又担任过近十年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拉加德是法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而言，顾维钧说亨培克对中国局势的了解要比美国或法国的国防部高明。亨培克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不会放弃抵抗；拉加德则认为，中国的抵抗在1937年年底就将结束。他们为此打赌：
谈及中国的军事形势，亨培克说，拉加德曾和他谈过此事，给他的印象是，中国坚持不了多久。按拉加德的说法，中国的抵抗年底以前就要结束。因此，依拉加德看，会议对支持中国的抵抗立场起不了什么作用。亨培克则说，中国一定会继续抵抗。他和拉加德打赌：六个月以后不论情况如何不利，中国都不会停止抵抗。拉加德同意和他打赌。亨培克问我的意见，我说和他的看法一致，中国全国一致拥护抵抗日本侵略，决心坚持战斗到底。
亨培克说，他并不习惯于打赌。不过，这次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要和拉加德赌个输赢。他说，平常人们只按表面统计数字来判断局势能不能坚持下去，而忽略了心理因素。而中国人抵抗的精神很强烈，而且准备付出牺牲。他说，即使在华盛顿，军事权威也只会根据有关部队、大炮、坦克、飞机等数字来判断形势变化，而不考虑部队的精神和士气的因素。（《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11页）这场打赌，亨培克成了赢家。
完稿于2006年1月9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杨克林、曹红编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陆束屏汇辑编译，红旗出版社，1999年
《艾登回忆录》，武雄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中华书局，1983年
抄家的经历
晓 剑
1966年8月8日，天气炎热，我和同班的五个男生和四个女生共十人，身穿老式黄布军装，腰扎两寸宽的武装带，佩戴“红卫兵”袖章，乘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附中来到位于东城区的西总布胡同，实施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十四周岁，小的还只有十三岁，在今天尚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范畴。但我们绝没有需要被谁保护的任何概念，反而洋溢着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冲动。
所谓抄家，和今天对贪官污吏家产的查封、对刑事犯罪分子窝点的搜查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证，有时还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装协助，而在1966年则无需任何手续，只要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人，武装协助的是我们自己的拳头和皮带。
抄家行动是当时“破四旧”的组成部分。所谓“四旧”，乃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也，由于并没有人对“四旧”定出严格的标准，因而对“四旧”的评判完全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来定夺，譬如不准女性烫头发、男人留背头，譬如制止女性穿裙子、男人穿瘦腿裤，譬如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譬如敲下颐和园佛香阁上的小佛头、砸碎前门大街上全聚德的金字招牌，都是“破四旧”的内容，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关于红卫兵的诞生及其背景，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记述和研讨，尽管离客观、真实还有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