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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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数日后，于家欣被带去见镇上守军的军官。他对于挺客气，于遂请他帮忙脱身。军官说：“你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我不敢放人。但我可只将你转押上级，而把你的材料扣下销毁，或许有救。”在押送泰州途中，押送军官悄声告诉于家欣：“你写的东西已被销毁，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于家欣十分感激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军官，否则他难逃一死。同时他也感到：时下没有多少人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忠了。
当于家欣又被送往南京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看守所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已被查明身份的共产党人。这位名叫肖家富的中共党员，在一家旅馆被特务跟踪，旅馆的女招待把他藏了起来。特务们恼羞成怒，声称不交出“共党”，就枪毙所有女招待，肖家富遂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铁窗内，肖家富向于家欣讲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和美好的未来。当他被押往死牢时，他把自己的半筒牙膏送给了于家欣，叮嘱于要治好身上的疥疮。死亡在即，却仍然关怀着他人的冷暖，坚守自己的信念，使于家欣对共产党人顿生景仰之情。
由于于家欣一口咬定自己是想回山东老家，当局又没有他投奔共产党的证据，只得让他被具保领出，他的虎口历险，反而赢得“重庆”号上好友们的钦佩。不久，眭世达找到他，相约再次以“探亲”为名，投奔解放区。于家欣因有开小差前科，未被允准，眭世达只好孤身上路。
眭世达本欲过长江，先到安庆，可由于解放军已控制长江北岸，江面被国民党军封锁，民航交通中断，他在芜湖受阻。后他通过同学帮忙，登上“安东”号军舰，试图随舰赴安庆，但“安东”号到大通便原地待命。眭世达几经辗转，也抱着逃亡失败的遗憾，回到“重庆”号，他随即也被严加看管，不得离舰。
几次逃亡未遂，使于家欣、眭世达等像困在笼中的狮子，显得有些焦躁。这都被毕重远看在眼里，他悄悄接近眭世达，把话题引到开小差之事。不料一谈及此，眭世达竟劝毕重远赶快开小差，说：“我被看死，难以脱身了，你还不快回南京，那里马上就要解放了。”毕重远闻言灵机一动，接过话茬说：“一个人走，太便宜国民党蒋介石了，要走就连军舰一起开走！”
听到这句话，眭世达怦然心动，他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毕重远的手。而毕重远也从这一握手中，感到他又增加了一个可靠的起义同志。眭世达认为夺取军舰并非易事，担忧能否找到更多愿为反对国民党抛颅洒血的勇士。毕重远告诉他，已经有一些同志了，还需发展一些人。眭世达马上推荐于家欣，说他是个“敢上刀山的人”。
毕重远同意由眭世达去发展于家欣，并交代了单线联系的方式。随后，他把眭世达带到舰上的邮政室，告知这是秘密集合的地点。这个邮政室，是他的同学好友、军乐队队员程伯敏管理的，所以毕重远在这里活动非常方便。一个多月前，他就在此首先同陈鸿源一起酝酿了起义的事情。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他们在邮政室议论形势，毕重远故意以发牢骚的方式，将蒋氏政权暴虐腐朽的种种迹象数落了一遍，见陈鸿源亦有同感，随即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叹息说：“唉，我要有门路，也早开小差了，谁愿为国民党打内战！”毕重远乘机进言：“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出乎意料，陈鸿源竟随声附和说：“对，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过去”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6）
临近熄灯时分，他俩谈兴犹浓，便躲到高射炮座隐蔽处，继续交谈。毕重远将起义的初步设想和盘托出，陈鸿源激动地表示坚决跟着干。起义的话题像一团火，使他们忘却了江上凛冽的寒风。
此后的数日里，毕重远、陈鸿源又在邮政室就起义进行谋划，各自提出可发展的对象。毕重远开出了王颐桢、王元方等人名单，陈鸿源觉得王颐桢是个“书呆子”，怕他胆子小，不会加入起义行列。但毕重远认为：书生模样的王颐桢渴望进步，善于思考问题，曾热情洋溢地向自己描述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中工人罢工的情节，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还商定发展军舰上司令走廊值更兵吴绍京，他不仅有进步倾向，还有一只左轮手枪，这种轻武器在起义中是很用得着的。
一天，毕重远在岸上遇到王颐桢，上前搭话道：“听说军舰近期要开往台湾，你有何打算﹖”王悄声说：“我准备找几个人一起开小差，离开军舰。”“要走也不能弃舰而去，要把军舰一起开走，不然太便宜国民党了。”王颐桢先是一惊，继而约毕重远详谈。毕重远将起义设想告诉他后，他立刻同意参与行动。
就这样，毕重远、陈鸿源、王颐桢三人分头活动，又发展了六七个人。考虑到起义必须掌握武器，便又通过争取活动，把十来个受过军事训练、会使用武器的人吸收进来。就这样，秘密聚集到邮政室活动的人员，很快有近２０人了。
毕重远赴南京请求进一步指示／
中共围绕“重庆”号策反，展开多头活动，但互不相知
当毕重远感到起义的时机成熟，并聚集了一定的力量后，决定立即赴南京，向中共地下党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请求进一步明确指示。他以回家过年为由，请了５天假。
当时沪宁铁路一片混乱，火车站拥挤不堪，根本买不到车票。毕重远心急火燎，因为如此重大的起义，有党的部署和指示，就更有把握成功。他在同伴的帮助下，硬是从窗户爬进车厢。
好不容易颠簸到了南京，可地下党的新联络人胡玉民，当时正忙于迎接南京的解放，很长时间没去毕重远姐姐家这个联络点了。毕重远又去找原先的联络人李恭亮，而他却已前往北平清华大学就读。
奔波数日，却无法与组织接上关系，眼看假期结束，毕重远心中万分焦虑。继续在南京苦找吧，一方面局势非常紧张，沪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另一方面超假后，或许很难重返“重庆”号，这都会导致酝酿中的“重庆”号起义计划落空。想到“重庆”号是国民党最大、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现代化的军舰，其起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就怦然心动。既然组织上过去有过相机起义的指示，那就绝不能贻误战机。于是他匆匆赶回上海，如期到“重庆”号销假。
此后不久，眭世达发展了于家欣，他是负责掌管航海雷达的，能为航行提供各种数据，并可监视整个航行情况，这样一个关键部位有起义人员，对行动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由他掌管的２１８雷达室，处在一个较偏僻的位置，四周有很厚的装甲钢板，工作间里面还有两间居室，外面的大铁门一锁，室内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于是毕重远决定将起义策划和指挥的中枢，从邮政室迁至此。
从军舰上各个关键部位均需有人，从保障起义成功出发，毕重远认为轮机部门很重要，而且应有较多人参与。在王元方、刘懋忠两人同意参加起义后，他觉得还应设法将轮机兵张启钰吸收进来。他比毕重远等人年长十来岁，人称张大哥，颇有人缘，时常公开发泄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毕重远主动接近他，先是以“我的老家在天津，已经为中共解放”试探，继而透露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问他敢不敢参与。当张启钰表示不怕牺牲，愿意参加起义后，毕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划起义，参与者要严守纪律，不可再公开发牢骚。
张启钰利用“大哥”威信，又发展了一些水兵。这样一来，轮机、枪帆、通讯、雷达、航海等主要部门，均有人员参与起义。毕重远将这些人召集起来，组成２７人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形成起义骨干力量。
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中的毕重远，并不知道在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亦通过其他渠道，围绕“重庆”号策反，使之不能为国民党进行内战所用，展开了种种活动。
在“重庆”号上，有一位轮机技工，名叫张兴昌，他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１９４８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这年底，“重庆”号在东北参与内战返回上海后，张兴昌将舰上水兵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向中共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了解，做好群众工作。”但身为普通技工，在策反舰上官兵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启发能够接触到的水兵的觉悟。
“重庆”号雷达少尉莫传香、枪炮少尉曾福祥、轮机少尉蒋树德等，亦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政经济举措失当心生愤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与同时赴英的军官王淇闲聊发牢骚时，流露了投奔中共、夺取军舰的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党员王毅刚听到，随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指示下属各级组织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积极开展统战和在国民党军中策反起义活动。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可以利用“重庆”号下层军官的反蒋情绪，策动起义。书记陈修良亲赴上海，与王淇等人接触摸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经费，购买房子和武器，以便集合议事和武装起义。陈修良认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后为了便于联络，中共南京市委将此线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副主任王锡珍与王淇等人接触时，莫传香、曾福祥已调离“重庆”号，只剩王继挺、蒋树德等人。他们强调“起义条件非常成熟，要中共派几个干部上舰领导，提供手枪１０支，美金１００００余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夺取武器是关键，打入司令走廊／
有左轮枪和冲锋枪，不知有没有子弹／
最初的方案：在航行中起义
在庞大的现代化军舰上实施起义，控制住舰上的主要部位，制服可能遇到的反抗，应付难以预料的种种不测，关键是要掌握舰上的全部轻武器。毕重远曾以后甲板清洁班长的身份，进行过查看，得知全舰的轻武器，都锁在司令走廊的橱柜内和枪架上。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7）
司令走廊，是军舰停泊时的指挥中心，舰长、副舰长和军需长等舰上的首脑人物，都集中住在司令走廊周围。正因为这是个要害部位，所以昼夜２４小时，有官兵５人轮班值勤。副长、协长或枪炮长，不时来督促检查，非值更人员，一般严禁靠近此处。
如何获得这批武器，以保障起义的成功呢﹖毕重远思索再三：强行夺取，司令走廊警戒严密，不易攻入。而且舰橱中虽有枪支，可有没有弹药却不清楚，如果没有弹药，则枪支无异于烧火棍，强行夺枪的行动只会贻误战机。因此最可靠的方式是智取，设法打入司令走廊，担任舰橱的值更人员，先摸清情况，在起义时不惊动任何人，就掌握武器。
当这一认识形成，毕重远便开始在值更的水兵中物色争取对象，但经反复观察思考后，决定放弃这种做法。因为摸清和掌握武器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将使起义功败垂成，必须慎之又慎，只能由自己亲自操作。
司令走廊的值更人员，必须是舱面的枪炮兵或帆缆兵，毕重远恰好符合条件。由于士兵出走，轮值的人员少，轮值间隔的周期很短，司令走廊值更责任重，要求严，很辛苦，有些值更的水兵希望卸掉这份差使，这给打入司令走廊提供了机会。
果然，担任司令走廊舰橱值更的吴德周，听好友毕重远说愿替换他，十分高兴。毕重远担心自己主动要求值更会引起怀疑，就鼓动由吴德周提议调换，恰好负责安排值更的副舰长办公室军士长汤博文，与毕重远的关系也相当不错，随即同意他俩调换。
毕重远在值更的第一个夜晚，就弄清了搁置枪弹柜橱的钥匙放在何处。他首先打开了搁枪的柜橱，经清点确知有３０多支左轮手枪、１２支冲锋枪，足够起义时用了。几天后，他又打开了子弹柜，看见里面装满了子弹时，他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舰上武器的情况摸清后，传来军舰将前往青岛执行任务的风声。毕重远认为：如果军舰果真开赴青岛的话，对发动起义是十分有利的。在航行中起义，一切启动舰只等事项全都免了，而且军舰航行时，在司令走廊值更的５名官兵，只有一人留守，其余的人都随舰长上舰桥。只要毕重远能争取留守，就可轻而易举地使起义者获取武器。起义的时间预定在夜间航行到胶州湾成山头一带时，用武力控制住舰桥，迫使舰长不转向青岛而直驶烟台，顺利的话，拂晓之际军舰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到达解放区。
“重庆”号去向突变，航行中起义计划难以实施／
杨际和说：“你们一定要在停泊中起义，我就不干了”／
赴江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２月１７日，“重庆”号起锚，驶向吴淞口，“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见此，不禁心间暗暗喜悦：刚刚谋划好起义，军舰就起航了，真是天遂人愿。谁知，军舰才驶出黄浦江口，便抛锚待命。
不久，即有消息说去青岛拖浮动船坞的任务，已由“峨眉山”号登陆舰执行。对“重庆”号的去向，众说纷纭。有说将开往台湾，运送银元；有说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毕重远他们原定的计划。如果军舰开往台湾，还可见机实施航行中起义；但若军舰驶入江阴，承担阻止解放军渡江任务的话，麻烦就大了。江阴一带江面狭窄，军舰掉头困难，且完全暴露在江阴国民党军炮台炮火射程内，起义将冒舰毁人亡威胁，失去起义原有的影响和意义。
毕重远同几位起义骨干商议，为了避免驶入江阴，使起义流产或失败，应根据新的客观情况，变原定的航行中起义为停泊中起义。但停泊中的起义，要比航行中起义难度大得多。军舰的起锚、启动和准确使用电罗经、航海图，最短也需４—６小时，这期间一旦出什么纰漏，就会受到周边国民党军其他舰只和空军的围攻，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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