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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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第三次来华，是泪水流得最多的一次。母亲突然去世，他为奔丧而来。孰知刚刚料理罢母亲的后事，又传来周恩来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赵浩生正在天津大港油田参观，噩耗引起了他满腔的悲痛，“凝望着渤海湾的万顷烟波，我感到滚滚浪潮尽是泪。”
他追忆起1946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那次见面之所以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他也是第一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和外国记者同等的招待。
当外国记者发问时用词不妥时，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发问者予以纠正”。在外国记者面前，他的挥洒自如、不卑不亢，同国民党新闻发言人的卑微怯懦形成鲜明对照。此后，他几次目睹了周恩来和当时美国调解人马歇尔的接触，他分明地感到马对周恩来的礼貌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
从大港返回北京，赵浩生想多逗留几天，等到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可他接到的通知却是所有非常驻中国的外国人，地须子1月10日以前离境。申辩毫不起作用，赵浩生只好悻悻地离京经香港回美国。在香港，他接受了香港《70年代》杂志的采访，谈他眼中的周恩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悼念与回忆》，那期杂志几乎成了赵浩生的专号，后作为专书出版。
1978年，赵浩生第四次到中国，将《悼念与回忆》送给了邓颖超，并传递了希望拜访邓颖超的信息。但直到他登机回返前夜，才接到熊向晖的电话。熊向晖向赵浩生解释说：“邓大姐患了感冒，有些话委托我转告你。”
熊向晖告诉赵浩生：追忆文章邓颖超已经看过了，她很感动，但文章中有些推测和援引的传闻不准确。其一是赵浩生推测周恩来的遗体火化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不对。中央领导人逝世后遗体火化，是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倡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签了字同意的。那是4月27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回家就对邓颖超讲了关于签字火化的事，他随后告诉邓：我已经替你作主同意了火化，我走在前面，你替我火化，你走在前面，我替你火化。其二是关于周恩来的骨灰保留了一部分，准备在台湾回归后，撒在台湾的传闻不准。周恩来的骨灰没有留，为了表示他对祖国宝岛台湾的关切，在撒骨灰前，他的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放置了一夜。
那次来华，中国正在迎接中共历史上意义非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形势已经出现了喜人的变化，我对那趟来访非常满意，了却了我心中埋藏了很久的两个愿望。”
“两个什么愿望呢？”我问道。“一个是采访大陆活着的30年代成名的文化界人士；一个是到雪域边陲西藏走走。”
赵浩生到北京不久，就向文化部透露了想采访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赵丹、张瑞芳等人的愿望，他感慨系之地说：“他们成名的时候，我正着迷于中国现代文学，我是吃他们的奶长大的。”
文化部方面满足了赵浩生的要求，经过安排，在以烹调宫廷佳肴闻名的北海仿膳，赵浩生与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等共进晚餐。但郭沫若没有到，赵浩生被告知，郭沫若已在医院住了不少日子了。
不久后的一天，当他到夏衍家作客，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夏衍在接了电话后，神情黯然地告诉赵浩生：电话是医院打来的，说是郭老的情况很不好，他必须尽快赶到医院。继而，郭沫若撒手人寰的消息传来了，赵浩生扼腕太息没能在郭沫若逝世前做最后的采访。
除了郭沫若，赵浩生想见的人，都一一见到了，“谈得非常融洽，了解到许多我希望了解的东西。”采访到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素材，被赵浩生裁剪成为《从30年代到新的长征》一书。
离开北京，赵浩生去了西藏。西藏高原，冰封雪裹，跋涉艰险，对世人简直有点不可望不可及，疑团与传说丛生，大量人类及宗教的原始遗迹，使之充满神秘色彩，也就更令人痴迷和神往。赵浩生对有幸置身其间，游览寻访，异乎寻常的满足由衷而出。
儿子提出了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为女儿赴大陆奔走联络/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给日本银行界做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
“是否从此以后，您便‘步履更加轻快，精神更为昂扬，便候鸟一样频频往返于大洋两岸’？”“的确，从那时起，我与大陆之间的往返是更增多了。”
不光是赵浩生本人与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了，他还把自己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儿，送往中国服务。赵浩生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
奔丧那年，他是带着妻子、儿子一同回国的。此时儿子已经成熟了许多，他严肃地向赵浩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中国？”这一问给赵浩生很大震动，由此引申出“当别人为改变自己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艰苦奋斗时，你在做什么”这更难回应的问题。
他突然想到，虽已数度回国，但主要是游览探亲，对故国是打扰的多，贡献的少，平添了一重负债感。“今天我虽是外籍，但不是外人。不能只遮荫而不种树，只旁观而不参与。特别是祖国新的长征开始后，看到国内四个现代化的热情高涨，更急切地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否则必将再度造成遗憾，会无以对第三代的孩子。”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2）
因此，当女儿向他提出大学毕业后，希望回祖国参加为“四化”建设做些工作，而不愿总当一个游客时，他分外欣喜，立即为女儿赴大陆奔走联络，最终办妥了此事。可当女儿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之际，赵浩生却一头扎入邓小平访美的一连串欢迎活动。
女儿走了，赵浩生更多地思考起自己如何为祖国的发展与强盛做些什么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儿子，美国的公民，日本的女婿”，他觉得他力所能及马上可做的，就是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这三个在历史上既有过友好传统，又有过流血敌视国家之间，解释恩怨，加深了解，疏通搭桥。
在中国，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就美国的新闻、选举做专题演讲；他住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向学子们介绍美国的教育和信息时代的第三次浪潮；他甚至走到中学生中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祖国的强盛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在美国，他重返母校伊利诺大学，在他的老师帕特森曾经站过的讲坛上，举办中国问题的讲座，并在帕特森妻子的陪同下，到自己老师的墓碑前献花致敬。他甚至辞掉了他当年不愿舍弃的耶鲁大学教授的职位，接受一些跨国公司顾问的聘书，专门为他们与中国开展贸易、投资业务做政策资讯。
在1989年秋后，在美国等西方诸国假“人权”制裁中国背景下，赵浩生应日本金融界邀请前往东京，向300余名银行界人士，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演。他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日本银行界应取的对华态度。
他强调：中日关系和中、日与西方国家关系不同，无论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方面，中日两国都近于欧美。因此日本对华政策，不应盲目追随西方，尤其不能追随美国，而应在中美之间起调停作用，特别是要考虑到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可能永久僵持，迟早会出现转变。
民进党为什么总在会议上舞拳踢脚/为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赵浩生第二次前往台湾/赵浩生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
“80年代末以来，您每年约在中国盘桓多久呢？两三个月？”“哦，可不止，差不多有近半年哪。”“近半年？都做些什么呢？是否像有些报刊中描写的那样：为疏通中外关系尽心竭力，为促成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为中国经济改革问诊切脉？”“我主要是想听听说说中国话。”
人到老年，依恋故土，怀念往事，喜听乡音，虽大智大觉者，也概莫能外。但赵浩生那似乎比我还年轻的精神，那依然敏捷的思维，及什么都敢于尝试的雄心，是不可能在听听说说乡音中怡养天年的，一旦事关祖国、事关民族大义，他便起而关顾。
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在大陆看电视，差不多只要一播放台湾开会的新闻，就会出现台湾民进党人舞拳踢脚大打出手的镜头；报章上也时有这类消息。当时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得知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其前身是与国民党抗衡的所谓“党外”势力。自建党后，其内部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台独”的倾向日趋张扬。该党的头面人物，不少曾留学海外，有很高的学历，其中不少还是学法律的。就他们的教养而言，无论如何都难以和拳打脚踢联系在一起。
一次和赵先生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台湾企业家，赵先生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民进党为什么总在立委会上打架，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一位企业家说他为此曾就教过许多人，包括民进党人，多数说法是国民党在台湾独大，在立委会上，民进党被国民党淹没了，新闻媒体根本就关注不到民进党，只有打架才能把电视镜头吸引过来，使新闻媒体给予报道。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实现其主张，居然可以不择手段，运用如此“新颖高妙”的战术，该党的品貌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到了90年代初，该党膨胀的势头及“台独”的喧嚣，已经不能不引起关心版图完整的人们的警惕。就在那个时候，赵浩生萌发二次入台的念头。
赵浩生向台湾方面提出入台申请，是担着几分风险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了黑名单的。可进入90年代后，我推想旧禁已解，而且渴望为增进海峡两岸间的了解，尽些绵薄之力。”
在办理签证时，赵浩生发现他的护照和他太太的不一样。他的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不许拆封，要他本人带到台湾，入关时交给台湾方面。
这令人狐疑的特殊待遇，使赵浩生心中忐忑，担心此次入台会发生什么不测，便给在台湾国府任职的熟人，如萧万长、钱复写信询问。萧当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钱复则是当时任外长的台湾政坛“四才子”之一，曾就读耶鲁。他们复信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劝赵浩生安心就道。
老社长向老部下毫无隐晦地道出自己的心事/陈诚雄心勃勃，暗生取蒋而代之想念/蒋介石遂称赞胡言论“有古大臣风”/此事后来传到小蒋耳朵里，以为胡氏阻其仕途，心存蒂芥
赵浩生第二次登上台湾岛，与第一次相隔了24年。此行让他难忘的，是他同《东南日报》老社长胡健中的长谈。已是耄耋老人的胡健中，不断向赵浩生问起他当年熟悉的故地杭州、西湖，思乡怀故的感情溢于言表。
赵浩生对他一一讲述了在大陆的所见所闻，随后鼓励他回杭州看看。胡健中说他确实有意在有生之年故地重游，但就怕自己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中行动不便。
说到半身不遂，引发了老人烈士暮年的感叹和件件恍如昨天往事的回溯，面对远道而来，一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老部下，他毫无隐晦地道出了自己的往事心思。
到台湾后，因印刷机械在航运途中沉没，胡健中断了继续办报的念头，但仍以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活跃于台湾政坛。在退到台湾的政要中，胡健中属于有才华、有眼光的，故深得蒋介石欣赏倚重。
蒋介石退居台湾时的身份只是个下野“总统”和国民党总裁，实权旁落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手中。陈诚雄心勃勃，暗生取蒋而代之想念，他的部下也跃跃然，推陈诚出来竞选“总统”。
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讨论“总统”人选的中常会上，蒋介石故作倦勤姿态，拥陈派正欲乘虚而入，胡健中一跃而起，慷慨陈词，力保蒋的领袖地位。他的演说激越且声泪俱下，使与会者无不感动。蒋介石遂称赞胡言论“有古大臣风”，借机半推半就接受胡氏忠言。此后胡奔走于台湾、香港间，为蒋竞选，终使其坐牢“总统”宝座。
胡的护驾之功，使他在一个时期成为蒋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蒋对他言听计从。作为回报，蒋让胡从行政院长到驻日大使中任选一职，但胡对作官不感兴趣，安于作智囊。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3）
蒋介石事无巨细都征询胡健中的意见，这既令人艳羡，也招人嫉恨。更堪虞的是伴君如伴虎，稍有闪失，就可能酿成千古恨，而胡偏偏出现了“闪失”。
一次，蒋介石同胡谈起蒋经国的前途。为了给小蒋执政作铺垫，老蒋直言告诉胡，想让小蒋掌管情治工作。胡听后又以古大臣风坦言说：“以经国兄的雄才大略，必可膺党国重任。但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必以树德为本。情治工作是树怨的工作，经国兄以不介入为好。”
在善玩政治权谋，靠情治维系自己政治统治的蒋介石看来，胡健中这番颇有见地的忠言，实属天真的书生之见，未予采纳。小蒋终执情治牛耳，胡对此自然有看法。这些后来传到小蒋耳朵里，以为胡氏阻其仕途，心存蒂芥。
老蒋逝，小蒋当权，胡遂遭冷冻。早该颐养的胡健中倒不太介意冷落，出乎他意料的是，由蒂芥引出种种不可说的灾祸，使他在风烛残年反而多起事来，又患了半身不遂的病。
一肚子的感叹，在台湾，面对炎凉世态，胡健中长年三缄其口。只有在老部旧、入了美国国籍、真正置身事外的赵浩生面前，他才一吐为快。赵浩生也籍此对台湾有了更多重的认识。
赵浩生的此次赴台的一个主要收获，是同台湾岛上一个个举足轻重的人对上了话。其中包括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台湾立法院院长、“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梁肃戎，以及萧万长、钱复等等。他们无不向赵浩生了解大陆的情况。
几年来，赵浩生几乎走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对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经济改革，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曾对新生的特区建设，开放政策，以致北京市的规划，都提出过一些建议。赵浩生向他们讲述了他对大陆的感受；并就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直言自己的主见。
“逃兵”的“自首”，使郝柏村开怀大笑/赵浩生向杨尚昆提议：可不可以建“热线”
赵浩生的那次台湾之行，还见到了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赵先生在向我叙述此事时，没说他何以提出那样的请求，但从当时的背景看，赵浩生要求会见郝，绝非纯礼节性的。
郝柏村是军人出身，1966年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此后历经擢升，由总统府侍卫长而陆军副司令，副参谋总长，陆军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他没有正课的那种翻云覆雨、口是心非。他属于老派的国民党人，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坚守一个中国，坚持台湾与大陆的不可分割立场，因而成为“台独”、“独台”势力攻讦的焦点。他与“台独”不共戴天，又与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