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故乡面和花朵-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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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在世界上有什么伤心的话，这就是让我最伤心的了。什么叫乞丐？我在外在物质上蹭点什么那没有什么，倒是你们这些人在精神上要乞求别人，活得不明不白，才让人看着可怜呢。我刚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就如获至宝；如果我把我的思想体系给倒出来，恐怕咱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了吧？说到这里，六指，再给我一支「马包肉」（我的英语怎么样？小刘儿这人你们知道吗？也是从咱们故乡出来的，大腕，我们有时晚上还要通一两次长途电话，共同讨论一个词的用法和一个单词的译法。）！这时六指还处在事业的鼎盛时期，还一月一次来往于京城和故乡之间，现在围着村头一个粪堆跟村里人说闲话，也是为了与民同乐，也是刚吃过饭，为了消消食；但就是这样牛×的人，听了白石头一番讲演，也突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土头土脑的村里的百姓，可怜地笑着，将自己在京城丽丽玛莲大酒店偷拿的「马包肉」，乖乖地给白蚂蚁递上一支。思想的威力就这么大。白蚂蚁满意地将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这次不怕烟屁烫手了。粪堆周围的一帮人，这时也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是在故乡的某月某日，村头的粪堆旁，所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事──本来很平常，但因为有白蚂蚁的加入，就变成了一次偶然和事故。日常之中，我们穿著黑棉袄，袖着手，站在粪堆旁一边晒太阳，一边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和翘耳倾听些什么？就听一些在村里占主流地位人的演讲。这是我们的思想中心，这是我们的营养来源，这是我们的新闻联播，这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当然，这是在我们故乡，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的时候。我和孬妗的专机，还没有到达故乡。人们袖手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在这种一切没有改变的平静的日子里，这一天也有些例外：这一天在议会发表演讲的，竟是白蚂蚁。本来在村里和议会、在粪堆上和人群中，都没有白蚂蚁说话和插足的份儿。他在村里算一个什么东西？吸烟还要向别人蹭，哪里有他拋头露面的机会？但这天纯粹出于大意和偶然，村中的主流人物碰巧都不在家，曹成、袁哨、甚至算上俺爹，都不约而同到县城赶集去了。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哪里还有白蚂蚁插嘴下脚的地方？他哪里能捡到这个巧宗？正因为他们不在，白蚂蚁就钻了这个空子和脱颖而出，让他思想的流水终于找到了一个渠道，让他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得到了爆发，让他对世界也谈了一些新鲜的看法。一开始我们没有在意，事后想起来让我们吃惊。这简直是一次政治事故，这简直是我们故乡历史上的一桩耻辱。曹大叔等人赶集回来，听说这件事，曹当时就对身边的袁哨说：　
　　「看看，看看，我说不能掉以轻心，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怎么我去赶集，你们也都去赶集了呢？就不能把时间岔开吗？别小看粪堆这个阵地，稍微有些粗心大意，我们不去占领，就有人钻这个空子。虽说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他的这点子毒水可都让他流出来了。看他流得多么畅快和舒服，你我竟都是吃干饭的。毒水流出并不可怕，但这点子流毒竟也在群众中造成了影响，这就不是一般的你管还是不管的问题了。何况他说的是对故乡的评价。这是什么言论？如果是胡说八道还好，可他也说得有板有眼哩。这就更加不能小觑了。我知道，我们在三国时候，都是做过大领导的，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我们都是抓大不抓小的人；这是好事，作为一个领导，不能事无巨细，我们的共同朋友，孔明兄弟，后来是怎么死的？就是吃这个不会当领导的亏。但我们也不能不分地域和环境地把过去的经验乱用。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就是一块糕，吃来吃去，恐怕也该馊了吧？但我们就是这样保守和因循守旧。我承认，我也有放松自己的地方呢。我们现在不已经不是丞相和主公了吗？我们就是在村长猪蛋领导下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如果我们还拿着历史上的经验乱用，还拿出当年领导人的款子，还是那么抓大不抓小，问题肯定就出来了。过去我们不抓小事有人替我们抓，丞相要出门了，我们还在屋里喝茶聊天，和姐姐们调笑，外边已有多少人在为我们忙活。调车的、调专机的、捧痰盂的、装马桶的；说十点五分走，十点四分车到了屋门口；跨上车，一溜车队，就到了车站月台上或飞机的舷梯旁；人一上车，专车立刻就开了；人一上机，飞机马上就滑向了跑道，呼啸一声，就到了蓝天和白云之间；这时空姐给你递上一块热毛巾，擦把脸，喝口麦爹利，看着机窗外，旁边有沈姓小寡妇捶腿，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到一个地方视察，也是前呼后拥，吃饭，睡觉，撒尿，拉屎，都不用操心，自有小的们替你安排；到古迹去参观，到草地上去散步，前呼后拥的人虽然多，但你走在中间，你一走步，别人纷纷往两边撤，使你行走前后，都有一个从容和不感到紧迫的空间；但他们也懂事到不离你太远，不使你感到孤独和脱离群众。但这已是英雄当年，早已不堪回首了。想起这些事，只会使我们黯然神伤。现在已经是刘老孬和小麻子的天下了。我们只是人家天下的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蠓虫。这时我们还要摆过去的架子吗？我们还不该放下我们的穷大架吗？我们还以为我们身边有许多秘书、随从和姐姐吗？我们现在上牛市屯赶集，不都是夹杂在一群土头土脑百姓中的一员吗？千人一面，大家都是一个表情，你说哪里还可以看出我们的当年？早已被同化喽。一出村，我们还不是像所有的人一样，赶紧把鞋脱下搭在肩上，用肉脚在土路上走，藉以省一些鞋底；等望见集市再把鞋穿上。想想我都伤心哪。但我们却在我们的身份上出了问题。我们没有认清我们的现实。就剩下一个村庄了，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地盘给弄丢了，我们到将来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大意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身边这些土头土脑百姓的危险。他们也有篡权之心呢。你看看这个白蚂蚁，我们过去就当他是一个脑子像浆糊的没嘴葫芦，他的存在对于我们可有可无，见面都懒得理他；现在明白，竟是我们大意了。他还是颇有些思想哩。如果是一个傻帽，哪里来的对故乡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没这些想法，我们倒不觉得可怕；他有这些想法，我们倒真食寝难安呢。他成了我们一个对手和敌人了。主公，当年你也是个有主见的，你说。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袁哨搔了搔脑袋，嘿嘿笑了两声，先说：「娘的，倒真成了一个事了哩。」　
　　又说：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据平时观察，白蚂蚁不像一个能成大器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像一个积累了多年的思想家到了井喷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料到，突然就产生出这么多稀奇古怪对世界发生冲击力的思想呢？这些思想产生以后，别人都欢呼了，拿过去运用了，按照这思想去改造世界了，他一个人倒是对着自己的思想和思想的容器发生了怀疑：这是我的思想吗？我产生过这些想法吗？倒是梦和非梦，自己和蝴蝶，在那里真假难辨。当然，这是人生的一个哲学境界。你想么老曹，这种境界在你我的历史上还不多见，怎么会突然反映到白蚂蚁身上呢？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吗？可在咱这故乡，别说三日，就是３０日，３０年，３００年，又怎样呢？也没见发生什么大变化呀。何况，白蚂蚁每天的行踪我们都看在眼里呀。不就是五更鸡叫，起来背一个箩头拾粪；白天在大田里干活，倒粪；晚上回家里还得喂牛──哪里是他哲学家思考的时候呢？我倒是不懂了。他家离大英博物馆也有一段距离呀。据此分析，我看这思想未必就是他发明的。说不定在拾粪的时候，累了，要抽一支烟，在那卷烟时，从废纸上看到几个字，于是记在心中；拾粪回来，正好村人们在村头粪堆旁聊天，他扎了进去，将刚才在书上看到的不知是哪一位哲人的话给重复出来，大言不惭地当作了自己的思想，也未必可知。我倒劝你，我们虽然不是贵族了，但也不能因此而对世界发生惊慌和弄得草木皆兵。过去贵族的大而化之的习惯，有时候还是要保持的。如果我们遇到事情就惊慌，不是和白蚂蚁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吗？一个村庄，弹丸之地，要照过去，大军一到，像抹稀泥一样也就把它抹掉了；现在上边就一个猪蛋，遇事还要请教你我，粪堆这样的阵地，怎么会说丢就丢呢？」　
　　曹成听了袁哨的话，也为难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也像袁哨一样搔了搔头说：　
　　「话是这么说，但到底叫人放心不下。」　
　　最后两人达成协议，既不打草惊蛇，又不能掉以轻心；既不立即发动攻势提出新的思想将白蚂蚁打下去，又委托村丁小路对此事展开秘密调查，看白蚂蚁这段出口成章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决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才是万全之策。果然，事情最后调查清楚了，这思想不是白蚂蚁的发明，而是从别人的书中背下来的。与袁哨预料不同的地方是，袁哨说是拾粪时卷烟看到的，而白蚂蚁是在粪拾着拾着自己想出粪，出粪时看那擦屁股纸，正好看到了这么一段思想。这张擦屁股纸是从哪本书上扯下来的呢？却是从写字大腕小刘儿的书上扯下来的；因小刘儿有这样一个张狂的毛病，写了一本书，就慌着到处送人，生怕别人不知道；故乡的乡亲呢？更是人手一册，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白蚂蚁也得到这么一册，于是有了关于故乡看法的这么一段小小的风波。事情有了结果，曹成和袁哨都放心了；原来自己在故乡的地位并没受到威胁。但在雇小路这个私家侦探，两人在分担侦探费上，你多了我少了，闹了一些个人纠纷；最后意气用事，两人半个月没有说话，弄得谁也不对故乡负责，这也在历史上常见，暂时撂下不提；倒是白蚂蚁正为自己的新思想和新发现兴头，想借此在故乡发展自己，从此在粪堆前当一个新闻发言人，再搞上一个小蜜──初步选定了村西头的女兔唇，还觉得一下选上她是不是太便宜了那个婊子？现在一下被人揭了老底，原来一切都是偷来的，一下被人抓住了黑手，也只好羞愧满面，偃旗息鼓，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笑料，这也不提。弄得事情过去半年之后，我回村中去走姥娘家，他碰到我，还有些不好意思，满面羞愧地说：　
　　「贤甥，我也是一时过于想出人头地，剽窃了你的思想，你就原谅我这次，别扩大事态，故意打官司，到法庭上长你的志气和灭我的威风了。」　
　　这时我倒宽宏大量：　
　　「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不打官司。如果这样的官司打起来，我还打得过来吗？我还干不干别的了？就算你是以我的思想，运用到村里的实践中吧。」　
　　倒弄得白蚂蚁有些目瞪口呆。当然，这都是在村里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日常所发生的一地鸡毛的事情。在发生大事之前，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白蚂蚁抑或是小刘儿的概括是准确的吗？那些往事、青春、闺女出嫁的眼泪、麦苗地里飞舞的斑鸠、暮色中割草孩子归来的说话声，到底在我们的蜘蛛网上，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呢？大树在风中飘动。一到春天，柳树吐出了嫩黄的芽尖；正午的阳光，晒在翻起的黄色泥土上；汉子们的头上，冒出密麻的汗珠；一声吶喊，棉袄被甩到了犁耙上。３０年代的土路上，俺青春的姥爷，赶着地主家漆黑骡子拉的轿车，「啪」地一声，甩了一个鞭花。庄稼贪长，把枝叶伸到了窄窄的土路上，牲口停住了脚步，要吃这枝叶，被俺姥爷宽宏大量地将辔头拉了回来。谁不想吃路边探出来的东西呢？俺姥爷笑了。接着一声鞭响，车铃「叮呤当啷」地急速响了起来。东家还得到机场去迎接麦克道思跨国集团的总裁呢。到了机场，东家跟外宾在那里握手，俺姥爷怀抱系着红布条的一杆大鞭，立在轿车旁抽他的哈德门香烟。俺姥爷有一个做客的经验，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家族流传。他说，待客上了几个肉碗，肉上的毛拔得干净不干净，肉煮得烂不烂，是衡量这家人是不是贵族、是老贵族还是新生暴发户、这贵族上没上档次和有没有素质的最起码和最容易判断的标准。如不是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少；如是新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多，但这肉肯定炖得仓促，筋肉连扯，嚼咬不烂；他连把肉煮烂还来不及呢；这又是赶轿车回去的路上，被东家和俺姥爷嘲笑的一个话题；如是老贵族呢？一招一式，都显出古朴和游刃有余的大家风度；哪怕这家子已经破落了几辈子，再见到这家的少奶奶，家里清贫得只剩下一张椅子，但她往这椅子上一坐，把那打了许多补丁的旗袍往上一提──就知道往上数几辈她家繁华的历史和后来破落的辛酸。那么她家鼎盛时是怎么待客的呢？肉既不多，又不少，但炖得稀烂，到口就化。这样的肉，你是要吃得仔细的。一片肉夹起，先将汤水抖落下──能像暴发户家吃饭，汤汁抖落得一桌吗？──送到口中，先让肉化掉，留下烧得红红的一条肉皮再有滋有味地慢慢嚼着，送到胃里。肉吃完了，如果是在别的人家，吃这么多，已经是十成饱了，但在这里还有两成呢；人逢知已千杯少，知已的肉也吃得特别多。没饱而肉无，怎么办呢？这就是在大家吃饭的学问了。看你姥爷没上过私塾，焉知我也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呢。这时你手边不是还有馒头吗。那好，你将一碗无肉的汤汁拉到自己面前──这时拉汤碗是不招别人笑话的，恰恰相反，这是你懂得贵族规矩、通向贵族道路的一张通行证，桌上的其它贵族，脸上都露出会心地微笑；你将汤汁拉到自己面前，把馒头一块块掰着放进去，滚烫的肉汤马上就将这馍粉掉，这时你连汤带馍一呼噜喝掉，才是这顿饭的高潮和极致呢。一切都圆满结束了。世界上再不存在可或不可的事情了。我有了这么一个给地主赶过轿车的前辈，直到现在，我还得益匪浅呢。到了丽丽玛莲大酒店去做客，我就如此办理。可是，有谁知道，世界竟变得如此肤浅了呢？我用肉汤泡馍的举动，受到了一些新生资产阶级挤眉弄眼的嘲笑。我由此得知，这个民族要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呢。后来我在欧洲碰到过俺姥爷，前一辈子不识字的老刘，这辈子人模狗样地蜕变成了伦敦大学的终身教授。我问他过得怎么样，如不如过去给亚洲的地主赶大车。他思索一阵，以欧洲人的严谨，推了推夹鼻眼镜，竟说：　
　　「这怎么好比较呢？你牵涉到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问题哩。」　
　　说完，做出跟我没什么好说的样子，耸了耸肩不再理我。我倒对他大惑不解。前生的因缘，今生好不容易见了面，怎么连我姥娘也不问一声呢？如果做人这么薄情，人做来做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倒是最后在我要告别蔚蓝色的欧洲时，他突然开着他中产阶级的汽车，到机场送我来了。这时他说：　
　　「这辈子好是好，但就是再也见不到滚烫的肉汤泡些雪白柔软的蒸馍了。」　
　　又说：　　「啊，大车；啊，鞭子；贤甥，再见了。」　
　　说到这里，从他的眼睛后边，竟流出了两点蓝色的泪。让我心中稍稍有些安慰。说过俺姥爷，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