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出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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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遗憾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坐落在一座旧楼里面，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够相信这里面居然就是进行病毒分离的研究所，不过对于毕胜利来说，这里的条件虽然和他以前曾经工作过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不能够比较，但是这并不是在这次SARS研究过程当中，面对的最大困难。在他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因为不够样本，毕胜利只能够自己和北京市的各大小医院联系，希望能够找到由于非典而死亡的病人的肺部样本，因为只有足够的肺部样本才能够提取冠状病毒。最后帮助他分离出病毒的SARS病人肺部标本，还是他亲自拿着手术刀，到北京佑安医院的存尸间切下来的。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条长长的走廊，还真的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就在4月12日，毕胜利从网上看到加拿大绘制成功SARS病毒基因图谱的消息，心情特别矛盾。他说他曾经想过不要再进行研究了，因为别人已经成功了，但是只是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其实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试剂、疫苗、治疗，他不能够停下来。
不过单是依靠病毒研究所的设施，毕胜利知道自己是不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测出病毒的基因排序的，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大型的计算机组合。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华大基因的汪健博士。于是他瞒着病毒所，将样本给了华大。
我来到了华大，现在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走进大楼，迎面而来的是这样的一张时间表，4月15日凌晨二点四十五分，获得军事科学院无偿提供的从非典患者组织标本提出的冠状病毒，4月16日十点四十八分到十六点05分，成功破译出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整个过程用了不到悟三十八个小时。
说起华大，我和汪健原来还有一段渊源。就在1999年，在深圳举行的首届高交会上，我遇到了汪健。当时他和一批中国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他们希望推动中国参加全世界的基因排列组工作，但是他们当时的声音在高交会上得不到反响，反而是我死追着汪健做了一个报道。汪健说为了当初的知遇之恩，破例让我在他的公司里面随意采访。
走进华大，我被这里完善的实验设施所惊讶，因为在四年前，他们几乎是一穷二白。而这里，就是破译了水稻四亿多个基因的地方。汪健告诉我，从3月初开始，他们就想到要进行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样本。虽然最后毕胜利冒险给了他们样本，但是对测序工作来说并不足够。就在他们着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军科院的支持。事实上，军科院的科学家们，早在2月10日，就已经基本上断定SARS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艾滋病从发现到分离出病毒用了三年的时间，但这次SARS病毒的确认到基因测序，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科学界的合力攻关。
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全球主要实验室协作网。各地大量SARS确诊病例标本的共享，大大加快了协作网实验室的工作进展。而加拿大在发现了SARS基因排列之后，马上向全世界公布。
对于中国来说，在去年的11月已经发现了非典病人，但是不单单在确认病原体的时候走过一段弯路，在病毒基因序列的测定方面也比美国加拿大要晚。当我和毕胜利，还有华大的杨焕明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显得非常痛心。他们说，因为本位主义，因为配合不好，因为利益的关系，中国的科学家在这次事件里面丢了脸。因为没有样本，华大只能够依靠自己，这里的科研人员走到了最前线，到医院亲自等候采集样本。
就在测试出基因序列之后，这里的研究人员用了两天的时间鉴定出患者血液当中SARS病毒蛋白质，并且在4月19号研制出临床一小时检测试剂盒。他们把这些试剂盒免费送到医院，希望能够帮助对方尽快确定测试结果，但是过程并不是那样顺利。
在这里我碰到了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女医生丘玲，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对着汪健哭诉自己的遭遇。目前在北京市有一千五百多名疑似病例，当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用原来的诊断办法都不能够确定，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试剂，帮助这些病人确诊，但是医院方面并不信任他们，总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收集样本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丘玲费尽了口舌，还是被对方冷落。
丘玲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虽然我们做的工作不同，但是我总是觉得，在对待这份工作方面，大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知道她一点也不在乎名利，她只是希望能够用快的方法做一些事情，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从美好的愿望出发，却遭遇到这样的结果。其实现实总是有着让人遗憾的地方，当我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时候，我总是想，如果当事情发生之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们那样，少想一些自己的利益，打破壁垒，共享资源和成果的话，第一个宣布发现病毒，第一个宣布基因排序的应该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第二章科学家和非典（2）
科学家和企业家
虽然有了诊断试剂，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个病如何才能够预防。有专家认为，这个病毒并不会自动消失，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病，要控制这个病，非常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制造出疫苗。而这一点，毕胜利他们一早已经想到了。
毕胜利告诉我，他们研制的候选疫苗马上就要进行猴子实验了，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了稳妥起见，他们要准备好所有的进行病毒分离的实验数据。
不过这个消息的曝光给毕胜利带来一些麻烦，在我们报道了之后，他收到不少的电话，就连一向对什么好像都不在乎的毕胜利，也对我说，不要再提疫苗的事情。不过他的这种对我的提醒，很快就被他自己忘记了，对于我的不断追问，他告诉了我关于疫苗研制的来龙去脉。他说，是他的朋友，北大下属的科兴生物公司老总尹卫东找到了他。
疫苗的配置，并不是一个毕胜利的这个实验室可以进行的，在这方面，科兴公司在配置甲型肝炎疫苗上面的成功，让他们觉得在灭活SARS病毒方面相当有信心。尹卫东知道毕胜利正在进行分离病毒的工作，于是找到了他。
疫苗的实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一点科兴公司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对于毕胜利来说，他觉得，用病毒灭活的方法，目前来说，是最快的一个制造出疫苗的手段，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存在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病毒完全被杀死。正是因为这样，在分离病毒出来的同时，他和他的助手，正在尝试进行蛋白重组的方式。不管用怎样的方法，对于疫苗的研制来说，传统来讲需要至少两到三年的时间。根据规定，一个候选疫苗在配置出来之后，首先需要在老鼠的身上进行一个月的实验，然后才能够用到猴子身上。对于猴子的要求也很高，首先第一批进行实验的猴子必须是在洁净的环境下成长，确保没有受到污染的。也就是说，需要在p3实验室里面长大。目前在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里面，一共有四只这样的猴子。通常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观察之后，需要更大数量的猴子进行对比实验，如果结果属于正常的话，就会在向药检机构申请了许可之后，进入人体临床实验，而这个阶段也分成两个阶段，一般来说需要四个月。也就是说，通常疫苗进入了动物实验之后，至少需要八个月才能够完成所有的实验。
疫苗的研制实在是过于专业的事情，让我感兴趣的倒是毕胜利和尹卫东之间的相处。两个人在处理文件的时候，一个在我们面前毫不避讳，一个则显得小心翼翼。其实对于病毒所，尹卫东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差不多十年前，他也是在这里工作，从事肝炎病毒研究。他坐在毕胜利实验室的椅子上，说，他帮我们大家订了食堂的白菜饺子，当然记的是毕胜利的账。他说他是听到研究所的广播说有饺子供应，这让他想起了十年前，同样的走廊，同样的广播，不过那个时候是通知各个科室去领东西，水果或者手套等等。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改变。
但是尹卫东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去了科兴，看到他们有着和世界看齐的科研和生产设备，尹卫东自己有着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我还记得当我走进病毒所的时候的那种惊讶，惊讶它的简陋，我甚至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科研机构。
尹卫东要赶时间，不过毕胜利不让他走，他说要和他讲一讲佛学，因为他觉得，尹卫东已经被商业化了，对于金钱看得太重，他让我也一定要一起来听，其实他自己已经不记得，就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讲完了他的疫苗和其他，就打开计算机已经和我讲了一遍他理解的佛学。他说，在他的实验室里面，除了科研成果，每个星期每个人都要进行人文话题的交流，因为他相信，科学和人文是相通的。
看着这两个曾经走过同样生活轨迹的人，我忽然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搭配，因为如果只是埋头在实验室里面的话，如果没有像科兴这样的公司，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成为可以为大家所用的东西。而像尹卫东这样的人，又代表了另外一种——专业的公司管理人员。我和他聊过，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来把科研和生产结合在一起。
其实毕胜利非常知道企业的重要，他自己就是不少生物制药公司的顾问。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他真的很难进行他的实验。每个月，他的电话费可能是上万块钱，他现在开的车，甚至是他的助手开的车，都是这些企业家朋友给他使用的。不过他说这样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需要使用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需要拥有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部莱卡相机，他的办公室里面到处都是他拍摄的照片。每天下班，惟一要锁起来的，就是他的这部莱卡相机。他说，这部相机是他的眼睛，可以记录他看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他们带给我们希望
在我的眼中，毕胜利是一个相当自信的人，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自负，当然他不承认，他说他只是一个爱玩泥巴的人，一切都是好玩。就像他敬重的钟南山曾经说过，自己进行SARS的研究，不是因为高尚的爱国情绪，而是因为科学的探知精神，而毕胜利说，他真的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他还是因为觉得好玩。就像我问他，为什么在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四年，结果要回来，他说，因为觉得在中国更加好玩。虽然可能生活的条件没有在美国好，但是现在他有朋友给他开的车，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团队，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尽管他大部分的时候说话都像他说得那样，很好玩，但是当他说到这次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的时候，他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如果中国的科学家们都跑到了海外，开着轿车，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到海边去度假，中国这次出的事会更大。”
从毕胜利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国的这样的一批科学家，他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没有想到用发表多少的文章来包装自己，没有想到要不要去争什么第不第一，但是正是这些科学家，正在给所有的SARS病人带来希望。
只是因为各方面的配合不当，让这些科学家们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常常要为其他的事情而操心。我真的希望，这次SARS，能够让大家明白，只有病毒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只有大家一起，才能打赢这场仗。
第二章祝福中国
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非典报道工作，还有几天就要飞往莫斯科，有其他的报道任务等待着我。世界如此精彩，如此复杂，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机场异常地安静，整个离境大堂空空荡荡，估算了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有三四个看上去像是乘客。抬头看大型屏幕，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只有五班国际航班。问了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他们说这班飞机大约有三十多个乘客，而我是第一个，不过情况已经在慢慢改善。这让我想起来，就在十九天前，当时4月30号，也就是北京的疫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坐的那班从香港到北京的飞机，一共只有六个乘客。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让我觉得有点意外。
过了检疫关卡，出入境工作人员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说，每天都看你有关非典的报道，怎么你说走就走了呢？我脱口而出：“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不就可以走了吗？”我想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好。这十九天来，我去了医院，去了研究所，去了政府机构，去了餐厅，去了很多的地方。别人问我，到底你怎么看这次疫情，我只想说，真的，情况是在越来越好！
碰到那些我的观众（各行各业的都有），还有我的很多同行，很多人都会问我，你觉得政府的数字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我也问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直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数字并不是政府故意制造出来安慰民众的。经过这一次SARS事件，政府意识到诚信对于一个国家形象、对于政府在民众心目当中的地位的重要性。
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个老朋友带我到后海酒吧街去走了走，结果正好撞到一个北京女孩和两个老外吵架，听了老半天，似乎是女孩开的车碰到了女老外，结果这个女老外把女孩的车踹了一脚。而在理论的时候，男老外则动手推了这个北京女孩。这场争执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两个女生分别用中文和英文，越讲越大声，结果终于有了一个讲英文的旁观者出面调停，不过女老外看来火气很大，突然用英文大声地说：”Damn your Chinese SARS“，这一下，调停的北京男孩像是被火烫了一下那样，用极大的声量大叫一声；“No SARS”。 男孩的反应之快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敏感。事后我的朋友说，看来这是非典时期的非典情绪，人都变得暴躁起来。不过我一直想着的却是这个劝架的男孩，他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女老外的气话，反映了她潜意识里面，觉得SARS的蔓延全部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而这种想法，相信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而从那个北京男孩的身上，我看到了SARS给中国人带来的无形和有形的压力。
其实SARS让我们看到，这不只是袭击中国的一个敌人，同样袭击着全世界，病毒没有国界，SARS再一次地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世界独善其身。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同样的时间里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虽然有人也看到了，但是总是不愿意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面对这些问题。不过即使是现在开始正视这一切，我想也并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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