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命如此-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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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2）
初和这些编辑文人打交道，我很自卑。
那时候，除了诚实之外，我似乎还没有和人打交道的经验。我只记得，老父亲在我离家前对我教诲，“你要巴结领导”，我不会去巴结领导，但是却得削尖脑袋靠拢那些在文学上能够给我指导和帮助的人。这自然显得很俗气。有时候，出于对老师的感激，想到自己这样年轻无知，总打扰人家，便买点儿水果带上，却又往往遇到很尴尬的场面，有的老师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一面拒绝一面批评，让人很下不来台。我也痛恨自己的卑贱，好在这些老师更多的是将这种事淡而处之，让我多少好受一些，但是，我身上的这种习气，还是不知不觉化解在日后的交往里。
编辑部有人回忆那时的我，说我像一个兜售文具的商人，见了面便给人家敬烟。父亲一辈子都是这样，他做了一辈子匠人，给人打造了一辈子家具，见了人免不了要点头哈腰，总觉着欠别人什么似的。我的母亲批评他，叫他老奴才。我的这个毛病，或许是受了父亲遗传，但我并不怪罪父亲，相反我得感激他，是他教会了我，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庸俗的姿态，但这确实是人生经验：记住有恩于自己的人。我和父亲其实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的骨头很软，我们的骨头也很硬，这要看对谁。
我想，上帝所垂爱的朝觐者，也许并非都是一尘不染的僧徒。不过，你得记住，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赶路。人生的路途中有许多你不得不沾的泥水，但这也无妨，只要不害人，心底清白，便是一切。因为你是从更经济的角度考虑，你只是想走得更快一些，更远一些。
高老师戴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宽厚的嘴唇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他是一位智慧且善良的老人。他原是老南开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到北京新华社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因涉嫌有右派言论，被下放到青海。在南开时，他曾是沈丛文、卞之琳先生的高徒和得意门生。他精通英法两门外语，英语尤其精熟。从他身上，隐约能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文艺繁荣的尾声及其残留的神韵。与高老师谈话是一种诗意的享受，从他那里，我始了解外国文学的成就及其动态。他只要三言两语，就能将一个复杂的文学问题说得精辟透彻，特别是他用英文大段背诵《哈姆雷特》里的名句，抑或某某作家著作里美貌的女主人公口里吐出的人生箴言，“占有并说明不了什么，倾心相许才是一切。”每当这时，他的深深的近视镜片后面就会闪烁出得意的光芒。那感觉，就仿佛他所朗诵的，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言谈中间，他还常不合时宜地夹杂着哼几声音乐，让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不耐烦了，要送客了。但其实，他只是陶然自乐，以致忘形。他常鼓励我，但鼓励的方式和别人不同。他很神秘地盯着我，念出一串流利的英语，然后翻译说：“闪光的并不一定都是金子。”他站在窄小的书房里，高大的身躯微微有些驼，他背着手，仰头遥想往昔岁月里和恩师卞之琳、沈丛文在一起的趣事，然后怅然若失，这让我永生难忘。这才是真正的文人。文学对他来说，已不再是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问，而成一种享受，一种被彻底浸润透了的生活。因为时代的缘故，他没能成为执笔的创作者，但却成为了一位高超的艺术鉴赏家。他的这种鉴赏能力，是从命运的磨砺中得来，因此更加彻底而不带杂质。时至今日我仍保留着他给我的那些简短的信函，只言片语里，透着文人纯纯的味道。从他那里你会感觉到，好的艺术家，该对自己苛刻到什么程度。
后来，我又接触了与高老师同一编辑室的赵奚向老师。他孤僻寡言，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双眼睛特别有神，不过，在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却透着善良和脆弱。他是一位博览群书的杂家，正义感极强。他每年春节回趟北京，与在京的老伴和女儿团聚。从北京一回来，我们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便聚在他身边，听他谈论从祖国核心得到的各种传闻。他取出酒和从北京带来的点心，让大家分享。于是，一帮人便一面对酌一面高谈阔论。而每到这种时候，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没了往日的胆怯。他光彩照人地笑着，两撇精心修剪的胡须随着他妙语连珠的话语在唇上活跃地弹跳着，像随时要飞起来一样。我常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回到上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他该是人群中最有资格被称之为绅士的那种人，他甚至会手里攥着文明棍，行走在社会的上流，潇洒而倜傥地活着。知识和品位这两者，在他竟如此和谐地集于一身，且又默化于无形，让你似乎不再感觉到它们，而在有些人，所谓的绅士风度，其实是一种表演，一种刻意的模仿。但是，命运竟如此弄人，将他贬谪到这么一个边远小城，做了这样一个小杂志的编辑。
赵老师解放前曾是日伪时期的火车司机。那时他参加工运，为党做地下工作，蹲过日伪政府的监狱，后被组织营救出狱。这一经历，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竟成了洗不清的罪名，甚至连他老人家后来的离休安置都受到影响，而其实，那些与他一道参加过工运的老同志对他的情况都再清楚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做了高官，他们无论谁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都可以使他脱离苦海，但不知何故，竟无一人出面。他想不通，那些往昔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怎么转眼就变成了这样，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任凭他人蒙冤受屈却不吭一声。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3）
“文革”期间，赵老师被开除公职，一家老小六七口人仅靠在北京唱片厂工作的妻子一人的工资过活。生活无着的时候，他甚至跑到街面上，捡拾卖菜人撤摊时撇下的菜叶充饥。这竟是一个有着极强自尊意识的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他身边最宠爱的小女儿，因为在炎热的夏天里，向父亲提出吃一根冰棍的要求，竟被他打了一巴掌，而神经受到损伤，落下终身病症。我去他家，见到过他的小女儿，白白净净的，跟正常人一样，但过一阵子，就不对劲了，跟在母亲身后，像只小绵羊一样，乖乖的，木木的，一声不响。
所幸的是，在那段相当漫长的苦难岁月里，他读了许多书，良好的天分和聪颖的头脑使他真真正正地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知情者。“文革”后，他恢复了公职，回到了边远的青海省，在《青海湖》编辑部做普通的编辑工作，我们因此得以相识。一次，他指着我，认真地说，在青海，有三个年轻人，一个杨志军，一个邵兰生，一个你，在文学上必有大出息。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之后私下里欣喜若狂，感觉像中了大奖一样。
杨志军现在举家移居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了。在青海的时候，我和他没有深的交往，离开青海之后，才知道他竟那么优秀。当时，他在《青海日报》工作。在我的印象里，他像政府机关里的小科长一样，穿着极其普通的四兜蓝上衣，戴一副茶色眼镜，推辆破自行车，总是急急慌慌，连和你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正是他，以磅礴而大气的笔触，写出了一个充满神性的高原。他的小说《环湖崩溃》，描写了一个世纪的崩溃。
从一九七九到一九九二这十多个年头里，我与这两位老人时不时便会聚在一起，谈诗论文，竞日消磨。这两位个性迥异的老人都天资很高，尽管他们没成为作家，但都是以心传人的好老师。遇到他们，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这期间，我竟不知不觉地将这两位老人一生的阅历融进了我的意识里。他们给我的东西，绝对不是一所普通大学课堂或者辅导老师所能给予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十年如一日尽心尽力传授你学问与知识，却从不以老师自居，而是和你平等对话，共同切磋和探讨。
这真是让我感到幸运和幸福的地方。
此时此刻，想起远在他乡的高老师和已经故去的赵老师，我的心暗自饮泪，他们是多么好的老人啊。
一九九五年春天，我去了京郊的长辛店，在一片铁轨纵横的地方，看到赵奚向老师住在寒酸的瓦房里，节衣缩食，仍不断地买书，孜孜不倦地读书，心中很不是滋味。隆隆的火车每隔十五分钟便从距他家房屋十米远的地方驶过。人不在列车上，却好像在列车上一样，常年如此。生存环境如此之恶劣，我不知他如何忍受得了！不过，他本人却满面红光，七十多岁的人了，仍那么精神矍铄，这让我稍感欣慰。按道理，我这个无人过问的闲人，应该和他多聊聊，但各种琐事都在身上压着，又不得不匆匆离去。那时候，我似乎就有一种不祥之兆，每见他一次，感觉就又少一次。
这一日终于来了，没有任何预兆。一天傍晚，赵师母突然打来电话。我首先听到的是赵师母强忍的抽泣，随后她说，赵老师走了。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还是去了。他得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病，发烧，一直不退，几乎用尽了北京城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退烧药，都没能使他的体温降下来。赵师母说着，在电话里哭起来。从她的哭声里，我似乎感到，她这是替赵老师本人向我表达他永久的告别。但我当时竟不尽人情，责备她赵老师住院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赵老师不让，赵老师一直认为自己能健康出院，但我却深知其中原因，赵老师是怕麻烦别人，他从来如此，什么难事都是自己一个人扛着，即便是对他最喜爱的学生，也是如此。去医院看他又要花钱、又要客套，他平生最不愿意这样。
我懵然倒在椅子里，长久长久。事后，我竟无妄地猜测，像他那样神经极度敏感的聪明人，说不定是什么使他突然感触，而引发了如此强烈的身体反应。他之离去，一定是发自精神的深层，一个惟有他自己才明白的缘故。他的这一生，心灵太脆弱太沉重了，而他自己又孤僻如此，无形中像将自己流放在潮动波起的大海上一样，一个人摇着桨，扯着帆，独自抵抗着，抵抗着，最终抗不住了，才倒下来。他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不会成为英雄，但对于他那颗不同于常人的太过敏感的心，他是最大的英雄。他胜利了，倒下的只是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不倒。在这里，我祈愿他能重生，他是世间女人最最向往的那种怜香惜玉、精致细腻，同时又知情知义的男人，他应该重生。真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美好的人。接赵师母电话的第二天，我给她回电话，说我要写文章，发表在《青海日报》上，以纪念我的恩师。之后的月余时光，我每每提笔却又放下，我似乎看见赵老师在冥空中用他那睿智的眼睛注视着我，仍是那样谦和，稍带一些责备，却不乏关爱地微笑着。我知道，像他那样为心灵活着的人，是不在乎这形式的。我这是干什么呢？叹只叹我们在一起那窘迫却又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此刻细想，这几位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也仅文学而已。或许是严酷的生活磨光了他们的棱角，或许他们的个性和头脑里天生就缺乏那种强烈的反叛和批评的气质，缺乏对苦难反刍的勇气，使得他们并没有在灵魂乃至行为上成为我精神上的真正向导；但或许还有我自己，最终没能在较深的层面上与他们交流，我的自卑，自始至终都将自己当作一个谦恭的学生，而没将心灵向他们真正打开。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4）
说到导师这个题目，说实在的，许多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着这样的导师：他不仅是文学的，同时也是思想和心灵的，他应该是活在我眼前的长辈，就在我们中间，在人生的黑暗和险恶中，他擎着灯，带领我战斗和前行。但令我失望的是，没有，真的没有，至今还没有哪一位长者，能给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后来者，呈现出一个这种意义上的导师形象。于是，我们的目光只好再往前探寻，并再次落在鲁迅身上。悲乎，我们这一代人，前无传承后乏同侪，荏弱的肩头如何能对曾经如此辉煌优秀的文明与精神负起责任，扛起沉重的担子呢？
在这里，我绝没有贬低我的恩师以及他的同辈的意思，因为是什么就只能是什么，没做到的就是没做到。
孤独的我，需要更深刻的温暖，以及更尖锐的武器。
不过，我也这样认为，没有遇上精神导师，没有读到好的大学，或许客观上推迟了我的成熟，但另一方面，我的幸运也许正因如此，才让我可以不受强大的外来干扰而独立思考，独自感受生命给予我的那些最最本真的东西。如若不是这样，当代文坛顶多多出一个什么现代派或先锋派作家，而不是起自于乡间的老村。这个老村，让我遭受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即使放在今天，我仍得承认，依满足个人心性这一条，我更愿意当个棋手，当个画匠（不是画家），当个琴师（不是音乐家）。我不要求自己如何精深，但求可糊口能娱乐就可以了，即便在其中一文不名，我也决不会后悔。我仍会有无比的幸福感沉浸在里头。我会像乡间的戏子一样，尽管身着布衣面带风尘，却仍会扬着头闭着眼睛，有板有眼，无比陶醉地大声吟唱。谁让我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呢？！既然来了，就得让生命轻松如此坦然如此自在如此。或者，我作为一名棋手，在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夹起一枚棋子，放在由上帝划定的那一道道无限的未知里。“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因为，我已懂得了人生最彻底的愉悦，就是对寂廖时光和茫茫俗世的遗忘。
我知道，自己身体的深处，有这种颓废的东西。
当然，人世间的大事业中，最难做和做起来最痛快的还是作家。说它痛快，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把一个人所有泪水和心血都榨干的事业，只是我等身躯能值几何？然而，每一个立志文学的人却都甘心让它糟践到最惨痛的程度。什么是得？什么是失？按曹丕的话讲，文学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在这一德高备至的行当里，已不能以得失计了。做团长做局长甚至做皇帝都会速朽，但《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却会永垂不朽。这便是当作家的贵处。然又有几人，能这样呢？！
属于历史的作家，皆是天生的叛逆者。对文学，也许是辉煌的，但对于他个人，他的下场是悲惨的，他的地位是低贱的，他的人生是孤寂的，最终又无一不像一座被掏空的矿山，面对碧草黄泉清风冷月，说坟墓又不是坟墓，可怜巴巴地遗落在那里。总之，当这样的作家是拿自己的生命来与上帝打赌、同时又经常被时代虐待的一个职业。所以，它是与生俱来的苦役，是找不着码头的航行，是没有伴侣的孤旅。一个怎样的灵魂才能承当起这样的折磨呢？
以我之孱弱和优柔寡断，与斯远矣！
如今，我在北京，看到高速公路，看到高层建筑，看到通红的落日，看到雾霭中的山岭和马路上忙碌的车流与人群，想我由一个普通的陕西愣娃成为一个卖字文人的过程，种种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