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命如此-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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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北京，看到高速公路，看到高层建筑，看到通红的落日，看到雾霭中的山岭和马路上忙碌的车流与人群，想我由一个普通的陕西愣娃成为一个卖字文人的过程，种种的不幸与幸运交织着，有失望也有希望。自始至终能给我安慰的，竟都是一些普通人，老师，朋友，生活中的凡人，以及时刻惦记在心头的老父老母，尽管他们的命运无一不多灾多难。我要感谢他们，我的文学在他们中间，因他们的缘由而缓慢生成，尽管他们都是些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有不少的缺点，但他们都是些好人。或许文学就得和生活一样，深刻而朴素。我从内心里真正走进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许就是他们那些看似与文学不大相关的细节和故事。我靠这些细节生活，用它们来化解我精神上的悲凉，安慰我酸楚的心，它们对我，和文学一样。文学对于我，像涂抹伤口的药膏，是我实用得不能再实用的安慰剂。许多时候，我是自己的医生。
我的眼前，常因此陷入更深沉更寂寥的怅思。
入伍不久，我便当上了团部的打字员，这给了我较多的学习写作时间。二十一岁那年的秋天，我在《青海湖》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片金黄》。它的写法，近乎于一篇当时流行的那种“革命故事”，描写在农村里，一老一少怎样进行农机具改造。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即是《青海湖》后来的主编程枫先生，据他说，他是被我清洁的稿面和整齐的字迹感动了。这篇小说刊发后，我拿到了平生第一笔三十四块钱稿费。为了向父母亲表示我足够的兴奋与自豪，我当即将其中的三十块钱寄给了他们。在我将钱递进邮局窗口的一刹那，那种感觉，似乎我马上就可以卖文为生、养活我的父母了。人有时候竟如此的幼稚可笑。因为其后的许多年里，文章的发表对我竟成相当困难的事情，更甭说挣到那些一拿到手就会让人手指不断颤抖的稿费了。不过我明白，这对我并非不公平。鹦鹉学舌式的成功是容易的，但要以自己独特的嗓音说话，却得经过一个漫长的锤炼过程，当然这中间少不了必要的学舌经历。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5）
又过了几年，我读了大学，我的第二篇小说《虫灾》发表了。其实这才算我第一篇小说。从这篇小说起，我开始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批判姿态，将那些危害人民的官吏比做铺天盖地的蝗虫，但这种影射还是符号式的，缺乏内在的批判深度，因此还只能称其为稚嫩的少作。从写作风格上讲，应该承认，这个短篇有着明显的摹仿痕迹，即契柯夫式的幽默。我喜欢契柯夫的洁净、幽默和深刻，以及他的从容的写作心态。写作心态这东西很重要，读一个人的作品，字里行间读出他写作时的心态，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师专毕业后，我又回到了部队。当时，部队的文科大学毕业生并不太多，所以我一毕业就留在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工作。政治部大楼是一座中苏友好时期的建筑，高大且笨重。行走其中，就像行走在巨大的山洞里一样。身前身后又都是师首长级的大人物，这让我更为自己矮小的身材和古怪的容貌感到恐惧、胆怯、压抑以致无助，时刻担怕会做错什么事情。然而，越是胆小谨慎，越容易出差露丑。一天，政治部主任突然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来，办公室里就我一人。主任问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当时一阵紧张，哆嗦得像个精神病人，说话也语无伦次、答非所问。主任看着眼前这样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兵，瞪了一眼，转身走了。
如此想见，我这种人，在部队会有什么出息！
要说我对穿军装的感觉，我立即会想起一个词：沐猴而冠。尽管这多少有些自虐，但实际感觉和它差不了多少。所以，在部队十多年，对军装我从没产生过什么依恋。它越是威严越是堂而皇之，我越是反感。许多和我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提干以后，都会迫不及待地佩上肩章戴上大盖帽，拍张照片寄回家乡，以示炫耀。然在我看来，金光闪闪之下，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无论怎么，都滑稽透顶。
我的老处长程旺志，满头白发，神采奕奕，是部队里少有的学识和涵养兼备的人。身为一位师职干部，他每天早晨竟会抡起拖把，拖一遍二三十米长的走廊。要知道，在他这种职务的干部，是没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放下拖把，他便钻进自己的办公室读书，天天如此。部队对于他，似乎只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其时，我是那样羡慕他，人活到这种境界，真是太幸福了。
由于他对书的需求，他便尽心于此，文化处的图书室便有了丰厚的藏书，其数量甚至不亚于我就读过的师专。刚开始的时候，我一进到图书室，便像狗熊碰到了蜜罐子。好家伙，我欢喜得差一点儿要高呼部队万岁了。但让我没料到的是，管理图书的是一个极端死板的小战士。我对他，开始时可以说是办法用尽，极尽巴结谄媚之能事，然而图书室对于他，几乎和他没有离开农村时他爷爷吩咐他必须看守好的西瓜地一样。从他手里甭说借本书出来，就连拿出一片纸来都十分困难。守着书库那成万册图书无计可施，我恼火极了，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小战士都有深刻的敌意，以至于如果今天遇到他，我都不敢保证能否不敌意地看他。政治部的一位干事，也出自农村，看管着满满一库房稿纸，但若想从他手里讨要出一本稿纸，几乎比要他向你付出一沓现钞还艰难。而当时，稿纸对于我，竟是那样必需。开始，我央求过他几次，没有一点儿结果，后来我便理也不理他了。我用蝇头小字，写在不带格子的白纸上，一页纸竟然可以写到一千五百多字。
好在程处长并不怎么理会我，我因此得以每天上班能埋头读书，三天一册，五天一本，对同事，我却不怎么会应酬。于是，一些干部背地里议论我，“娃是个好娃，只是书读得太多了，把娃害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年头，广播和报纸仍在呼喊着继续批邓，不让邓小平出来。当时激进幼稚的我，于是动手写了篇散文体小说《月光是朦胧的》，发表在《青海湖》上。这篇小说假借写青年人的恋爱，表达了我对当时政治的失望和焦渴心境。我以为这样表达可以掩人耳目，但没过多少日子，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的李中流教授及几个自以为笔头子很硬、火气很旺的人物就率先发起了对我这种“无病呻吟”的“不健康”情绪的批判，之后又有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小“御用文人”也跟着一哄而起，随即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起一篇篇批判文章。一个叫什么海燕的军人更直截了当地用了这样的标题：《战友，快从朦胧中醒来吧！》。没有想到，我刚一开始就遭到这样的打击。这次批判，记录在当年的《中国文学年鉴》里。用河南人的话说，看我的命孬不孬？！在农村，刚当了几天会计，就被人押上了批斗大会；在城里，没过上几天消停日子，又被人当成了批判的靶子。
这件事情，若对那些倾心仕途、企图不断往上爬的小军官，无疑将是致命一击。据我们处里的同事透露，军区政治部主任拿着批判我的报纸，敲着桌子愤怒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政治部里工作？！”
没有人替我前去解释。我被赶出了军区机关。
我的无能，让我在部队这个特殊的官场里，遭到了报应。
这一事件后，我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的祁连县武装部。在地图上，我找到了那片有山有水有树有鸟的地方——祁连。总之，还算幸运，我终于能够有自己一间安静的书房了。如此回忆，我竟感激当时那些从不同出发点帮助了我的人。比如李中流，多年后见他，发现他这个人并不是真坏。政治机关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政治机关，原因不多解释，但这一次安置，对于我无疑算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6）
离开西宁的那天，是深秋的清晨。天还不亮，为首长开车的司机在领导的安排下不得不送我和行李到长途车站。一到车站，司机便撇下我和行李一溜烟地跑了。时间尚早，汽车还未到站，我守着靠我的体力根本弄不上车的行李，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等候，终于体验到了“朦胧”后的滋味。离开机关前的一段日子，同事们见到我像怕染上瘟疫一般躲着我，惟恐避之不及，司机师傅的如此态度也有情可原。天亮了，将要发车的时候，几位穿着羊皮板子的青海老乡帮我将行李装上了车。
这算我为文学栽的第一个跟斗。
从西宁到祁连五百公里，中间得翻越一座道路崎岖、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达坂山。过山顶的时候，满山遍野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着，雪粒打在车窗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透过雪雾，我突然发现眼前竖起了一道巨大无比的雪墙，一条漫长而逶迤的山岭迎面扑来，它像游曳在天地间的白色雪龙，那么壮观，那么光彩。我惊奇地问邻座——一位龟缩在皮袄筒子里的老乡，“这是什么山？”老乡道：“冷龙岭。”下山时我发现，眼下虽然尚在十月，山那面空气柔和、金秋迷人，山这面却已是一派萧索、冷风嗖嗖。
我坐在汽车前排，看着窗外撼动魂魄的雪山风景。车子的吼叫声伴着心中的音乐一块轰鸣。
那乐曲是《卡门序曲》。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十（1）
自走出黄土地，揣着梦想奔走他乡。身外的一切对我似乎已不再重要。没有什么能让我真正动心，但祁连之行，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那里，我看到了原始林区和河流，呼吸到了不同于稠密人世的清新空气。我麻木已久的心，颤抖了。
一天，我祁连的朋友邵兰生，像演戏一样，戴着牛仔帽、开着一辆破嘎斯车来了。他将我接到他家里，他的贤慧的妻子为我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这件事我铭记在心，并在其后的多年里，一直与他保持着友谊。只是到后来，我来到京城以文谋生，不久，他也来了京城。也许是因为他对文字谋生没做更多一些吃苦的准备，最终他的结果不怎么好。他几乎是拉网似的借钱，借遍了周围所有认识的朋友，然后便像空气一样无影无踪蒸发掉了。不过，我还是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多年隐居在祁连山中的奇人，并且这位大我八岁的老兄，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成了我精神的伙伴。
我想说，是的，在祁连沐风洗雨的日子里，如果没有这位老兄的点化提升，我或许进入不了真正的高原，理解不了我面前如此苍凉又雄浑的大自然。同时，我的小说《骚土》也写不到今天这样深刻的程度。他是一位画家。我见他的那个下午，他面若桃花的妻子——一个扬州女人站在火炉边，用她美丽的眼睛，远远地瞄着我们，听我俩说话。面谈不到十分钟，我们彼此就兴奋地感觉到，我们会成为不可多得的朋友。
这里我姑且隐去他的真实姓名而叫他山人，因为他的艺术太高远了，太独特了。他需要沉静。我也不希望因为我而打扰他哪怕是片刻的安宁，因为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到人们该知道他的时候，也许只一夜之间。那天，我撇开邵兰生，与山人海阔天空地整整聊了一下午，谈时代，谈艺术，谈欣赏，吟诗唱歌，舞文弄墨……
那天，从山人家中出来时，天已很晚，我埋头在山地里往前走，走了很远，方想起回头看他。这一眼，竟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我看见一轮大大的圆月正好升起在雪山的顶上，照在他家那片干打垒的土屋和一座古老的土城上。土城是汉朝霍去病与匈奴们打仗的遗迹。他站立在土城的旁边，向我挥手，我不忍离别。此刻，冲着这人，这连绵起伏的山地，我突然发觉心底里过去那个凄落的人生场景变了，不再是辛酸的泪水、苦难的经历了，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极其恬淡的美妙境界，一个我这颗破碎的心灵能够得以栖息和颐养的家园。
此后的许多年里，我与山人几乎是三天一封、两天一书地通信。从他那里，我阅读到了中国文人画及其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凝炼而又具体的中国文人精神，了解到了许多超越时代的艺术大家，诸如郑板桥、徐文长、八大山人等一批艺术上的“疯子”。他们与软骨的儒人和伪善的官吏绝大迥异。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们以风骨高拔的生命，给现代人一些文明的启蒙。时至今日，我仍为自己脑海里能时时活动着这样一些艺术大家的影像，并以他们作为自己向往和追摹的榜样而深深地感到欣慰。
许多年后，我与山人在如何面对宗教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他感觉，我只是他的“俗缘”。他对我的一位朋友表示，迟早要切断与我这个“俗缘”的联系。在与他观念的对抗中，我的心灵又不知不觉地接受着另外一个山人的淘涤。现在分析，我与他的不同之处或许正在于：我有着深重的俗世情怀，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乡土亲人。他们有着极其深重的苦难。那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和我的血肉相连。我不能不爱他们。我不能只顾自己“飞升”而割弃他们。因为他们才是我立足于这个世界的真正理由。只要他们还在痛苦中煎熬，我就无法不将自己的命运根植于他们之中，哪怕因此而沾满了世俗的灰尘。
我向往“卓然”，但决不“出世”。
祁连县武装部除正副部长和政委之外，干事兵员寥无几人。县城的规模也就相当于内地的一个镇子，几千口人。平日走在大街上，你会看见一条空旷的街面亮在你的眼前。商店门面挂着棉被一样厚厚的布帘，被众人的手摸得又黑又脏。柜台前横着一道碗口粗的铁护栏，这是由于柜台多次被藏胞们沉重的皮袍和身躯压塌而想出的加固措施，另一个原因则是牧民在店里买了酒，随买随喝，开瓶时利用柜台的棱角磕瓶盖，弄得店家不得不这样。
一天中午，我到店里买香烟，发现偌大个商店空无一人。东西摆在很近的货架上，想拿取只需举手之劳。我大声喊叫了几句，柜台下才钻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原来，他在柜台下面铺了毡子，正在围着火炉睡大觉。我说我买烟，他却半醒不醒斜眼眯眯地瞪着我，对我叫醒他非常生气。
武装部后院的一间土屋里，我布置了一间书房。这间小土屋，我至今还怀恋它，因为在这里面，我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精神意义上的脱胎换骨。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便有了两三千册藏书。回到部队正式转干，有一笔不小的薪水，买书就更是无所顾忌。每个星期天，都是我上街购书的日子。我没有书架，书就靠着墙往上摞，足足占了大半堵墙，有的干脆就乱七八糟地堆在床头。到了武装部，我有了时间，才开始分门别类整理这些书，并按国家地域逐一阅读。有几本名著，我读了不止一遍，应该说，在武装部的两年，也是我苦读的两年，这两年，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以为，学校里读书犹如在闹市里用餐，填饱了肚皮了事。而此时读书却是在品尝野获，能品出绝佳的滋味来。此外，在这样一个荒蛮的地方，除了读书，我也无事可做，读书，也正好可排解我深深的孤独。那些日子里，我在笔记里雄心勃勃——甚至还有些狂傲地写道 ：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十（2）
囚守阴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