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疯语-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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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熟知大量材料后，提出问题在先。他总是能从纷繁错综的历史库存中敏锐地发现疑点，发现问题。他的著述总是从问题开始，围绕问题展开，以解决问题结束。问题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学术的问题，但往往又同时即是现实的问题，这里就表现出陈寅恪过人的史识。这种史识恰是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所匮乏的。许多文学史著述只是围起一块地来东挖西掘一番，不知为什么要围这块地，也不知为什么要这么挖那么掘，结果是只有研究对象而没有研究问题，纵使洋洋万言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又一优点是能够做到考据与义理的辩证结合。陈寅恪继承了乾嘉朴学和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传统，其大部分文章都充满了纠正谬误、考求本事、别条异说、对勘互证、增订补遗的内容，粗看上去似乎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但他能够把自己的史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的考据，是为其义理服务的，能够在他的问题摄统之下，自成体系。所以他能够做到“从史实中求史识”，把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而当今的文学史研究，则多是充满了空疏的“义理”，几乎谈不上“考据”。治古代文学史者对音韵、训诂是一知半解，治现代文学史者对材料的使用也极为轻率，有时连版本年代都不加考虑。陈寅恪的取材原则是“宁详毋略”，而今许多文学史著述仅凭三两条材料有时甚至是孤证就妄下断语。再加上互相援引、以虚传虚，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离开了“考据”的“义理”，恐怕是连“自圆其说”的学术境界也达不到的。看来，对有些文学史研究者是有必要重提“文书须先识字”这句话的。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最精妙之处，有人概括为“尺幅千里”，指的是能够见微知著、因近及远的治学功夫。陈寅恪文章常常从一个很小的问题入手，渐次展开，盘旋往复，最后竟引出颇带普遍意义的结论。既扎实又深远，的确令人钦羡。近年陈平原教授所主张的，突破口不妨小，但进去以后要掘得深，拓得宽，实际也是这个意思。这对那些爱做大而空的文章，动辄进行宏观纵论的文学史研究者们，是颇有警策作用的。
陈寅恪身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也深为精通。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既是由诗证史，亦是以史释诗，能够做到诗史互证，打通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许多关节，这尤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多得的他山之玉。
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对象课题虽然不同，但方法论上理应有诸多互通之处。陈寅恪史学方法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对于面对丰富材料无从措手足的文学史研究者，是足够遴选借鉴一番的。
五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对文学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这股陈寅恪热中，也应注意保持清醒，勿将陈寅恪捧到不适当的高度，似乎举国学术界只有陈寅恪一人值得崇拜。事实上，陈寅恪也自有他的学术局限。
从小处说，陈寅恪的学术文章由于处理材料有时采取“宁烦毋略”的原则等原因，的确不免存在枝蔓过多的现象。陈寅恪本人力举千钧，自能应付裕如，但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似不可取。他过于质朴的文风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必仿效的。史学界对此亦多有微词。
从大处说，陈寅恪虽然佳作成林，但缺少综合性、通论性的巨著，总是一憾。有人为陈寅恪辩护，说中国人做学问自古如此，不屑于建立体系，不屑于搞通论。这种说法未免片面。且不说“从来如此便对吗？”就从当今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没有坚船利炮，徒有寸铁满目，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学术上的不足。
陈寅恪能够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更多的依靠的是个人的天才，余英时先生总结为记性、作性、悟性和感性，这与其家学渊源和各种机遇是分不开的。而当代学术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少数天才的出现，而应更多地依靠系统的理论方法和合理的科研布局。陈寅恪在这方面未曾更多着力，所以过分夸赞其超人的才学，益处不大。即如陈寅恪通晓二十余种文字，但他真正用于学术之上的其实很有限。他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表面看来有些“大才小用”，但未尝不是一种对自己实际知识结构的清醒判断。才、学、识的搭配，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存在一个比例问题的。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讲，当前最缺少的不是渊博，所以无需号召人们去多学一些屠龙之技。
陈寅恪关注时代风云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他采用的是一种暗含讽谏的旧士大夫式的微言大义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给他带来的局限。他的微言大义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看懂，又常常是在久远的事后。结果，不过是表现了个人的智慧，对当时的现实并未能起到直接的触动。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一点似也不必吃力不讨好地东施效颦。
总之，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说如何评价陈寅恪并不重要，关键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最后还应该落实到文学史本身的建设上来。从陈寅恪那里可以思考到如何发现与抓住问题来治学，如何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性的关系，这些都应当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者补好史学课，回到文学来，有助于人们期待的一门“文学史学”有朝一日的建立。
送余杰序
作为大学本科生的余杰，就要死去了。
在死之前，他匆忙地给自己堆了个坟头，名之曰：《思人》。然后来找我，让我写几句谀墓之词。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为余杰写这样的文字——读余杰的文章，我常常感到钦佩和惭愧；况且我自己，早已经是生活在衣冠冢里的人了。
然而我确信我有义务来写这篇文字——尤其是那些“有资格”写的人，面对余杰的文章，发出呜呜咽咽的讥笑的时候。
余杰说“鲁迅掮住闸门是行动，放跑孩子是目的”，而他自己仅仅是“掮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无暇考虑。
鲁迅发明的这个比喻，也是我爱引用的。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掮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
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这恰恰又给她白看了好戏，而现在我已然有了主意：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倘若有人围在闸门下畅谈后现代社会主义阶段的红焖国学或者招考脱衣舞专业的博士生，甚至企图接触本人的肋骨，以考验“红旗究竟能打多久”，那么我将毅然放下闸门，“砸死丫的”，而后去找余杰。
所以，当有人把“掮住闸门”视作表演，视作能指的游戏时，你就不妨放下，给他个所指看看。
禅宗说：背不动，就放下。
忍者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放下闸门，立地成佛。
我很怕这种思想，毒害了余杰。然而我仍说了出来。说出来，也利于余杰警惕我。我体内有许多毒，鲁迅毒、毛泽东毒、庄子毒、雷锋毒……每种毒用于不同的攻防，并且我自有解药。但是没有解药的人，要警惕我。
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我赞同的是他拍案而起之真率，拔剑而刺之勇决。刺得不准没关系，那是技术问题。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
与以前的集子相比，这本《思人》多了些伤感和叹婉。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余杰的短章比长文要好，那锋锐，那澈骨，仿佛是《天龙八部》中虚竹打出的一片生死符。
余杰很仰慕80年代。但80年代时，那些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也很少有这样的锐勇。我比余杰大9岁。在我9岁那一年，我也能非常流利地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时的余杰正在数千里外，用他那双“牛的眼睛”，第一次张看这个充满虚伪和残暴的世界。
“余杰”这名字很好。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代，有一个声音说：“余杰——我是英雄！”这需要忍受几千万吨的嘲讽和审查！当然，这名字还有一种解释：残余的英雄。所以我很怕那感伤的音调意味着英雄的末路。余杰很快要托生为一名研究生了，我相信他的学问会做得很好。但我最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一天在酒楼上同赏废园的红花。我想教他些世故，但我又怕他真的世故。最后我面对他的文章，彷徨于无地。
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罢！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刺在他青翠的苦胆里。
1997年小满到芒种之间
第三辑 书山剪径 苍凉的碑林
月亮再圆上十几回，我们就将走下“20世纪”这艘辉煌的“坦泰尼克”号，眼看它一寸寸消沉在无边的永恒之海。中国人对时间的伤感是无与伦比的，朱自清说：“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幸好，我们有历史，历史比神话更多情、更深沉、更悲壮。你去看那沉默的宫殿、庙宇、碑林，它们都在无声地向你叙述着数不尽的光荣与梦想。
一眨眼，新文学也要镌刻自己的碑林了。尽管新文学本身还没有结束，还将在新世纪的硝烟红尘中继续迅跑，但它已有的80多个春秋正在成为我们新的基因，新的传统。一切迹象都昭示着，新文学已然经典化了。不及时定格这一经典，我们就将一再重复到外国去查找自己家谱的悲哀和遗憾。生活在新文学传统之中的读者，大多无暇注意新文学作品的版本，特别是在今天文集如潮、丛书如海的时代，似乎只要不是盗版，就不会被人们抗议为假冒伪劣。于是你会读到郭沫若在五四时代就高颂“饿不死的马克思”和“甘心附逆的恩格斯”；你会读到《雷雨》中的鲁大海由一个工头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去向那地主阶级加资产阶级的生父周朴园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你甚至早晚有一天还会读到骆驼祥子不但没有堕落、没有出卖革命党，而且化悲痛为力量，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北平左联，领导一二·九运动，最后与林道静一见钟情，双双在烈火中永生……不论从尊重学术，尊重历史，还是尊重读者的立场出发，现代文学“考古学”工程都应该启锚了。可贵的是若干有识之士已经站在潮头，先人着鞭。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在80年代就默默进行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工作，如今又在前者基础上推出一套隽雅的“新文学碑林”。在竞相以出厚书、出大书为荣的风气下，这套书显得那么“单薄”，最薄的一册只有60几页。但这恰恰显示着十足自信的“精品意识”。可以说，这套书一页有一页的含金量，每一页都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学之树的一枝一叶供后人反复拓印、揣摩。它所代表的那一枝一叶或大或小，但它们都“货真价实”，具有一种苍凉到永远的触摸感和飘逝感。
第一辑中的10本，就历历印证着这一苍凉的感觉。《尝试集》是新诗的第一本诗集，开创了现代白话诗。《女神》是新诗的第二本诗集，真正代表了摧枯拉朽的五四精神，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中国诗集。《沉沦》是新文学第一部小说集，是摧毁假道学城堡的碎甲弹，在20年代荡起了轩然大波，当年有的青年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去购买。《湖畔》是中国最纯洁的爱情诗集，当年却引起了一场“道德保卫战”。《繁星·春水》是中国小诗的高峰，是中国的俳句，中国的《飞鸟集》。《红烛·死水》是格律体新诗的经典，它的严谨庄重与《女神》的奔放不羁恰好相映生辉。《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闲适散文的开端，与鲁迅的战斗杂文共同奠定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基调。《缀网劳蛛》是第一位现代宗教作家许地山的代表作，它达观朴实的人生态度可以让你摆脱“战斗”与“闲适”，另觅一条通往天国之路。《海滨故人》写的是第一代“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新女性的伤痛，对照今天那些很会走路但是已然无梦的女性，颇有意趣。《少年漂泊者》是最早的革命小说，鼓舞了大量青年选择最有价值的人生，陶铸和胡耀邦都是读了这本书后去投身革命的……
建碑林是一件严肃而又有趣的雅事，过去是要由朝廷来主持的。但朝廷所立的碑林未必是大众心目中的碑林。新文学经过80多年的呐喊、彷徨、沉沦、日出，早已在大众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无形的丰碑，“新文学碑林”恰是这些无形丰碑的外化。这些碑还需要我们“时时勤拂拭”，让它们在21世纪这艘陌生的巨轮上，为我们导航。
七七事变61周年，小暑。
略说《万象》的广告
《万象》是上海沦陷期间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份通俗文学期刊，从中的确可以看出上海社会的人间“万象”，这一点在它所登载的广告上也很有几分表现。
《万象》的广告五花八门，涉及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登载的有香烟、布匹呢绒、医药、补药、疗养、酱油、味精、麦乳精、药皂、煤球、铅笔、张裕葡萄酒、八折售书、跑马彩票及电影广告等。从这些广告，可以隐约想象到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
香烟广告在今天是被禁止的，而在那时却占据很突出的地位，版面设计和广告用语都很讲究。这是因为“香烟”在那时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广告画面上的吸烟者均为风度翩翩的绅士或姿态优雅的美人，而且烟雾往往被特意渲染，颇富诗意，让人想起郭沫若高声赞美大烟囱里冒出的朵朵黑云。另一方面，广告所宣传的香烟均为国产，隐隐有一点与洋烟相抗衡的民族工业意味。
现在许多报刊上告诫人们要少用乃至不用味精，而那时的广告语却视味精有如仙丹，仿佛一加“味之素”，木头也会变鸡块一般。让人想起今日电视上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各种药物和补养品的广告商业味甚浓，有时带一点暗示的挑逗，反映出社会生活颓靡的一面。至于布匹、呢绒等，多是强调结实耐用，显然是针对普通工薪阶层的。煤球广告今日看来似乎“土气”，而在那时，相对于炭火盆来说，煤球炉的时髦程度也许不亚于今日的电暖器。
《万象》上曾有电影《家》的广告，号称是：“十大导演集体合作，四十位大明星联合主演。”好一副“巨片”口吻。
用电影明星作广告，那时也有了。比如有一种“银星”香皂，就专门请大名鼎鼎的影星顾兰君亲笔签名推荐。若在今日电视时代，她一定会冰绡半掩，回眸一笑说：“我只用银星！”
《万象》也给自己做广告，标榜说：“图文精美，集合全国名作家之著作。”这倒也不算太吹牛，《万象》的质量确乎是上乘的。
《万象》也帮其他报刊做一点宣传，如有一次为《力报》广告说最近添载冯蘅的《大学教授》，系《大学皇后》的姊妹篇。报刊之间互为宣传，今日亦然。
很有趣味的是一种文人卖字卖画的广告。例如有一则为：“孙了红画，陈蝶衣书，鬻扇，五十页为限，每页五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