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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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海两派均非流派，西方文学史我知之甚少，中国文学以地方分的，似乎也仅有所谓‘江西诗派’，那是它的作家所追求风格不同。”（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致沙汀）
回到前面的话头，当年参与“京”、“海”之争者尚有他人，特别是鲁迅。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之说，未必由鲁迅首创；“京派”以“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划分，具有“官的帮闲”性质，却因此一语定谳。
以后鲁迅又作《“京派”和“海派”》一文（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第二卷第四期），以“京派大师”代沈从文，以“真正老京派”代周作人，此外还有谁属于“京派”，则未列举。不过鲁迅对自己先前的说法略作修正：“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大概在他眼中．沈、周二位与“海派小丑”苏汶、“真正小海派”施蛰存及“半京半海派”林语堂，已经无甚区别。
很长一段时间，谈及“京”、“海”两派，均以鲁迅上述论断为据。前引沈从文、师陀的话，却不无抗议之意。沈从文更说：“鲁迅批判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但鲁迅批评他们，那完全合理，我指摘他们那便完全不合理。”（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主要指对“海派”的看法而言；至于“京派”，则要复杂多了。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讲“‘京派’是官的帮闲”，与现在所说“京派”作家全不搭界，就连与《“京派”和“海派”》中指定的“京派大师”和“真正老京派”也对不上号。倒是先前一篇用他的笔名发表，实际上为瞿秋白所作的《王道诗话》（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似乎可以用作这一考语的说明：“‘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只是鲁迅把“帮忙”改派给“海派”，“京派”则换成“帮闲”了。——显而易见，鲁迅所谓“京派”包括胡适和其他《独立评论》作者在内，否则有关论断就要落空。至于论断确当与否，则是另一问题，姑置勿论。无论如何，这与沈从文讲的“文学者”，与“海派”文人所反击的“京派”，没有多大关系。
鲁迅还有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一语即出此中，所说：“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入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似乎也与“官的帮闲”相符。而这又恰与后来朱光潜的说法对上号了。
三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另有一番话说：“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使人联想到此前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以及此后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显然“京派”也指过去“北京学界”他的一帮“伙伴”，如刘半农、钱玄同等，还有胡适，——“官的帮闲”与“京派”，就此搭上边儿了。
前引《“京派”与“海派”》的话中，隐约可见另一个人的影子，即周作人，虽然他只能算是界乎“身稳”与“身退”之间。鲁迅对于“京派”的批判，其实是对于周作人及“小品文”的系列批判的一个环节。只是始终未提周作人的名字；讲得最明白的，只有《“京派”和“海派”》中“真正老京派”那一回。
周氏兄弟一九二三年失和；其后一段时间，却仍然并肩作战，在女师大事件以及与陈源的论战中均如此，直到一九二八年一并受到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家”的批判。此后鲁迅通过翻译出版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转向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并成为其领袖；周作人则坚持一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京”、“海”之争，不无二人暗自较量之意。
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周作人概括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燕知草〉跋》）此种“反抗”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是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周作人认定现代散文——也就是他过去倡导的“美文”——可以承担这一使命，而且自有渊源，即“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杂拌儿〉跋》）。下一阶段他的思想，至此已见端倪。继而他借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概括文学上的两种潮流（《金鱼》），以“言志”承袭“反抗”，并上溯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载道”则指与之对立的一切，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在内。“言志”所涵盖的并不止是周作人自己的写作。此时在他周围，已经聚集了志趣相当的一群人，包括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日后被称为“苦雨斋四大弟子”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和沈启无，以及梁遇春等。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废名和冯至合编的《骆驼草》周刊问世。发刊词所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以及“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徐祖正、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春、冯至等。是该刊的主要作者。论家后来将其中不少位划归“京派”。
自一九二八年末以来，周作人的创作陷入低潮，唯《骆驼草》出刊的半年期间写作较多。他提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冰雪小品选〉序》）过去所说“美文”，至此已为“小品文”所替代；后者涵盖了前者的文体特色，而更强调其渊源性和反抗性。周作人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者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武器是“小品文”，旗帜是“言志”，以与一切“载道派”相抗衡。一九三二年春，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做系列讲演，上述思想得到更系统的阐释。后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此书影响很大，乃至引发“晚明小品热”，一时选编、翻印成风，尽管只是揭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余绪，
却有反客为主之势。
周作人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日记云：“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应沈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七时回家。”“沈君”即沈从文，已经接替吴宓成为主编。新的副刊第一期于九月二十三日面世。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改由萧乾主编。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创刊；八月一日，第四期出版后休刊。以后朱光潜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也借为这副刊撰稿，重新进入创作高潮，《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秉烛后谈》等集子，均写于此后四年间。沈从文与其他作者，如朱光潜、林徽因、杨振声、李健吾、朱自清等，都和周作人一样自外于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周作人的上述思想，或许在他们那儿得到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人的所作所为，合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或“言志而不载道”。周作人因此也就被看作“京派”的精神领袖，有“北方文坛盟主”之称。——话说至此，可以总结一句：鲁迅所谓“‘京派’是官的帮闲”，乃是针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所有自由主义者而言。确当与否，同样姑置勿论。虽然除了周作人，别的作家并不标榜“言志”，所写也不以“小品文”为主。而沈从文在批评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趣味的恶化”时，直接溯源于周作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其大为反对的文人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同样针对“文学的趣味自由主义”，所举代表，“在散文中有周作人俞平伯等的写作。”（《论冯文炳》）沈从文讲“鲁迅批评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应该也包含这层意思。
四
一九三三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鲁迅：《一思而行》）这与周作人的言论有些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关。如前所述，周氏标举“小品文”，与其说提倡一种文学样式，不如说强调个人的反抗精神，尽管他自己被誉为“小品散文之王”；至于林语堂等津津乐道的“幽默”，周作人不以为然。在所编《苦茶庵笑话选》的序中说：“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当铺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仿佛相似，实际上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罢。”但是文坛似乎无意对此细加甄别。
一九三三年十月，鲁迅在《现代》第三卷第六期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有云：“‘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似乎与《“京派”与“海派”》讲的是一回事，不过一以文论，一以人论而已。虽未提及周作人的名字，却可理解是对其十余年来思想与作品发展变化的总结。
鲁迅后来所作《隐士》一文（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是对“‘京派’是官的帮闲”一说的进一步发挥：“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啖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啖饭之道。”特别针对“隐士”，似乎已与前此多所攻讦的胡适等无关，而把矛头对准“京兆布衣”周作人了。下面这番话，论家多引用来评价周作人：“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而鲁迅称周氏为“真正老京派”，便在此后不久。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问世。创刊号卷首登出“知堂先生近影”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被鲁迅说成“京派开路的期刊”。此期及随后两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和钱玄同的唱和之作。左翼文人奋起批判。先是鳌容（廖沫沙）作《人间何世？》（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指责周氏“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又作《过去的幽灵》（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申报·自由谈》），有云：“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期），看法如出一辙。这与“京”、“海”之争属于同一范畴。各位所论，其实都本诸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与《“京派”与“海派”》。虽然鲁迅私下对此稍有异议：“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此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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