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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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以短篇小说《沉落》（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期）参与了“京”、“海”之争。所塑造的那个“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即以周作人为“原型”。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形象：“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并说：“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怕还只有百分之一！……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据作者讲：“《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这涉及对周作人三十年代创作与思想的总体评价；如前所述，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不仅有鲁迅等左翼文人，还有沈从文。将近十年后，胡兰成也提出“希望周作人的时代过去”：“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周作人与路易士》）
巴金与周作人确曾有所接触，见周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日记：“章靳以、巴金二君来访。”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往丰泽园《文艺副刊》之会，来者适之、一多、思成、今甫、平伯、佩弦、公超、上沅、芾甘、饶子篱君、从文夫人等多人。”然而巴金对周作人的了解相当有限。譬如让“他”说：“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灭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其实周作人从前在北京大学讲《近代欧洲文学史》时，已经说过：“盖Tolstoy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而当沈从文责以“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时，巴金回答：“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不妨将其看作是关于周作人乃至整个“京派”的一幅漫画像罢。
五
假如真有“京派”的话，沈从文和朱光潜堪称核心人物，所编《大公报·文艺》和《文学杂志》即为主要阵地，他们还是一系列聚会的召集者。“京派”“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论家往往视聚会为其联系或存在的方式之一。沈从文差不多每月邀请作者聚餐一次；至于朱光潜，则如卞之琳所说：“他家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逐渐成了北平文艺小圈子中的一个无形的‘沙龙’。”（《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艺小论争》）
这里还要提到林徽因。她的“本功”是建筑学家，卓有成就；从事文学活动属于“玩票”，所写诗、小说、散文、剧本，数量不多，却尽是精品。林徽因也是“京派”的核心人物。一九三六年底，《大公报》举办“文艺奖金”评选，她与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李健吾、凌叔华、沈从文等担任评委，选中的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曹禺的剧本《日出》和芦焚的小说集《谷》。《画梦录》获奖，据说正是林徽因推荐与游说的结果。与此同时，她还受邀编选了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入选者之一是崭露头角的季康（杨绛）。林徽因所撰题记有云：“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沈从文从前强调“认真严肃”，她似乎意在将其落到实处。《文学杂志》创刊，林徽因又与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等一起列名编委。
林徽因更著名的是她的“沙龙”。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冰心在《大公报·文艺》连载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所写即是就中情景。有云：“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来客有一位科学家陶先生，一位画家兼诗人袁小姐，一位诗人，一位文学教授，一位哲学家，一位政治学者，一位美国的艺术家兼风流寡妇柯露西，一位周大夫，主人则还有“我们的先生”。或许各有影射对象，其中爱慕“我们的太太”的诗人，“白袷临风，天然瘦削”。“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很像是徐志摩。至于后文，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说：“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十多年后，钱钟书又写了短篇小说《猫》（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几乎是把冰心曾经挖苦过的事情照样挖苦一遍。《我们太太的客厅》和《猫》，算得上是另两幅关于“京派”的漫画像；与其说从中看林徽因等，不如说得以获知两位作者的某种态度。钱氏笔下，“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这位“我们的太太”的丈夫叫李建侯。至于“沙龙”，则云：“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唯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小说写了十来位客人，影射更其露骨，譬如“曹世昌”是沈从文，“傅聚卿”是朱光潜，“陆伯麟”是周作人，诸如此类。——这回未见林徽因有所反应，或许觉得此等显露聪明之作，不必理会。
六
这里讲的，都是有关“京派”的话；这些话，连同“京派”这个名目，归根到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假如以沈从文接办《大公报·文艺》为上限，以抗战爆发，《文学杂志》休刊为下限，短短四年间，周作人的《夜读抄》（一九三四）、沈从文的《边城》（一九三四）、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九三六）、李健吾的《咀华集》（一九三六）、曹禺的《日出》（一九三六）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一九三六）等，洵为经典之作。
责任编辑 宁 肯
“年轻的蜂王”
张锐锋
一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些个性体现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民族擅长的某些东西，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就呈现出很大难度。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的方向上考察，文化的差异性无处不在。西方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就曾用英语的26个字母排序，列举出从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发明创造和从西方传入中国的26项发明创造。而且，他指出，一些事物的发明可能是命定的，比如中国的发明序列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螺旋。这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可能先天地具有某些发现、发明、创造方面的专利权。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也会发现同样的差异。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的界限，一眼可见。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针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史诗以及戏剧和小说出现较晚的事实，从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方面给予解释。在他看来，希腊悲剧兴起之时，正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时候。那时，希腊文明基本上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的戏剧能够在感召公众方面迅速发挥作用，具有很大的空间传播力量。在这样的人群密集中心，游荡于民间的行吟诗人也能够更好地传诵史诗，传扬几经演变的、文学化了的民族历史。这就是希腊文学早期戏剧与史诗发达的缘由。
但在中国，则地域辽阔，“临淄剧情不习熟于成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所以，中国文学的才思和用心不在戏剧和史诗方面，而更重于传之久远、依托时间的文学作品。何况中华民族很早就关注自身历史，历史与文学很早就分家，诗歌的功能就不必叠床架屋地表达其所不擅长的内容。这样，从文学个性上说，西方文学因其面对密集的人群倾诉，更倾向于对人的命运的充满悲悯情怀，“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与其他各个文明不同，“中国文化在大地面上发展成熟。在一个绝大的地面上，散布着稀落的农村，又分别环绕着一个一个的城圈，那即当时之所谓国与都与邑，又净是经济不很繁荣，人口不很稠密的。国与国都与都之间，一样是稀落的，散布的。”所以，中国文学最早可资借助的资源，只有以各地方言俗语形成的歌谣和传说。它们在雅化的过程中，添加了掌握文字的上层贵族和士君子们的政治理想，“即如十五国风与《楚辞》，显然都不是与政治绝缘的”。
也就是说，不能将这种民族差异仅仅理解为文化性格的差异，而是，不论从哪一个方向上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事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天缺陷。中国文学中，一开始就很少关注大自然奥秘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见物咏心，或者用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来作譬喻，以论证和暗示对现实生活、政治理想、道德情感和人生命运的种种领悟。尽管在公元四世纪，墨家弟子就发现了一些自然界存在的现象，比如说针孔成像和光影关系，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物理实验，以验证自己对自然界真理的某些猜测，但其源流并未得到很好的接续，更没有将其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似乎中国文学家们不屑于将对自然的观察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和材料，也或许他们觉得，自然从来只是被利用、被借助的资料，不是被观察、被认识的对象，当然，人也缺乏这种观察和认识能力。要么，许多自然现象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人事变化的镜像，源远流长的占卜术试图通过某种神秘的人与天的对话，窥破其中的秘密。要么，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姿态，已经成为我们对自然的一种置身物外、飘逸超然的姿态。
中国文学从来都是更多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神秘的命运，面对进取或隐退的个人心境和激情，面对国家、集体的现实前途和政治关怀。我们的文学很少从自然界种种神奇的迹象中寻找灵感，也不想付出巨大的耐心观察其中精美的秩序。这种轻物质重精神的传统，可能是我们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这一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近似的解——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当物质探索和精神探索相重合的时候，物质探索就具有了强大的动力支撑，当它脱离精神探索的基础之后，它就失去了依托。胡适曾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不论这一论点正确与否，但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基本上就是这样显现排列的。
西方文学与西方科学总是比肩而立，它们仿佛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科学家们总是愿意将自己的数学公式放置在一个诗意的想象中，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文学具有共同的美学顶点——没有美学价值的科学发明不论其如何正确，都不值得追求，因为它从枯燥的起点上。已经丧失了人性追求中最可贵的部分。文学家从来不忌讳科学的入侵，他们从未将文学视为一个只面对自己的独立家园。他们甚至渴望异端的叩门声，渴望建造一个具有物质世界参与的、具有彼此相融或者冲突的文学审美系统，这样，一个更加富有激情和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梦想，就可以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展开。
为此，一些西方作家做了大量的文学之外的工作，他们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对他物的观察活动。他们不认为那些存在于自己周围的事物与自己无关，他们甚至认为上帝对万物的创造和对人的创造同等重要，也同样设计精美、周全。或者，造物主的用意乃是以万物来编制自己的某种不朽计划，人类必须用种种方式来领悟和破译每一样事物的意义，文学创作也不能例外。既然我们对一个完美的计划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顺遂造物主的意愿。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变得可疑。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召唤，也没有被赋予盲目行动的特权，既然我们已经是一个世界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需要理解同一个系统中其他构件的秘密以及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联性。
二
在欧洲，梅特林克就是一位将自己和世界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个文学家试图了解自然、理解自然，同时也通过
![[段开来] 24世纪的罗曼史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