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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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在大海里潜游一样地前行，这里只有一些更小的、有时甚至是若有若无的、弯来绕去的毛路，这些毛路只有猎人才会走，外人走进去，就出不来了。　
　　茅草上和树上的露水还没有干，老陶的麻布衣裳被打得透湿。猎狗老黄始终在他前面十来步的地方，兴奋地向前蹿着。陶正发经常不从路上走，而是在树林间搜索着前进。太阳晒干了露水，晒干了他的衣裳，晒干了狗的黄毛。太阳慢慢地升到两丈多高了，可是陶正发和老黄还连麂子屁也没有闻着。　
　　他在一棵倒在地上的枯树上坐下来，从麻布兜里摸出包谷粑粑，又从腰间拽下酒葫芦吃喝起来。他丢了一个粑粑给老黄，老黄几大口就吃完了。吃完了包谷粑粑的老黄，还在老陶旁边站着，目光跟随着他的酒葫芦送到嘴边，又回到枯树上。老陶举着酒葫芦对老黄笑了笑，说：“你也要喝一点？”老黄张开嘴巴。发出嗨嗨的声音，一面熟练地摇着尾巴，那意思是说：“是的。”陶正发给它灌了一口酒，它这才咳嗽着，心满意足地走开了。一只羽毛绚丽的长尾野鸡连飞带跳地跑过去，老黄撒腿就追，它们很快就消失在密林深处……　
　　地气蒸腾起来。小鸟飞来飞去，捕食那些出来晒太阳的树蛆和飞虫，一面唧唧喳喳地叫着。一只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小蜜蜂绕着陶正发转。有什么贵客到了？他想，万一真有什么客人来到，我只有半壶酒，没有菜，麂子也没有打到，只有用包谷花下酒了。　
　　用包谷花下酒，还有哪一回比在赵神仙那里喝得更痛快呢？陶正发想。　
　　赵神仙名叫赵奉章，但是谁也不叫他的名字，都是叫他赵神仙，因为他精通医道，不论什么病，他总是药到病除。赵神仙最神奇的本领是“喊子”，子弹头打在身上，他可以把它“喊”出来，那年覃家相在自马镇的战斗中，大腿被枪弹击中，就是赵神仙把子弹从腿上“喊”出来的，我在《云南的山》那篇小说里，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陶正发认识赵神仙，那是因为支麻。“支麻”这两个字，是苗族话“没有”的意思，他出生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支麻有一天早晨到山上去拾菌子，远处一个糊涂的猎人把他看成是野物，一枪打过来，正中臀部。那天早晨，刚好陶正发也在附近的林子里拾菌子，就赶紧背了支麻去老彝寨找赵神仙。赵神仙对着支麻的伤口念了一阵咒语，焚化了符篆，喷上两口酒，对着伤口威严地喊了几声“出来”！子弹头就从伤口上冒出来，掉进了酒碗里。赵神仙给人看病或是“喊子”——人们把他凭口从人体内呼唤出子弹来的神奇的疗法称为“喊子”——从来不明码实价地索取报酬；人们来看病，一般是随意从家中带一点吃的来，比如半背篮包谷、一块狗肉干巴、半个猪头、一小口袋红薯，或是一只鸡、几个鸡蛋、一只野兔之类，或多或少，或贵或贱，他是不计较的。也有的病人，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他也照样治疗不误，有时还给别人救济。所以附近村寨各民族的山民们，都认为赵奉章是玉皇大帝派来济世救人的神仙。　
　　这天中午赵神仙留陶正发和支麻吃饭，可是没有下酒菜，原先吊干巴、猪头的楼棱上现在什么也没有，只剩下几根草索。赵神仙从背箩里抓了几把包谷，撒在火塘里，用一根木棍刨了几下，顿时包谷就叭叭地炸开来，炸得满屋灰尘。他们把包谷花拾在碗里，又在火灰里焐了几个红薯，就开始喝酒，虽说是没有什么下酒菜，但这顿饭吃得很高兴。赵神仙的睿智和爽朗的性格，吸引了陶正发，把支麻背回来以后，过了两天，他又去找赵神仙喝酒。之后，要是打到了什么野味，也请赵奉章过来喝酒，一来二往，他们就成了朋友。赵奉章妻子早死，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也已出嫁，他不把陶正发当做朋友，而是当做儿子、当做他的职业的传承者，平时教他一些治病、接骨的秘法，临死的时候把“喊子”的绝技传给了他。同时传给他的还有那个酒壶。这个被赵神仙的手摸索光滑了的、深咖啡色的酒葫芦，刚好能装一斤酒，陶正发可以一次喝个底朝天，脚不飘，眼不花，嘴不说胡话。　
　　在附近的村寨里，陶正发有一些各民族的酒肉朋友，酒量都不小，但谁也喝不过他，可他还是乐意跟他们一起喝酒。他们用野兔、野鸡肉下酒，运气好的时候也用麂子肉下酒；更多的时候是用狗肉下酒，包谷花、烤红薯下酒。甚至在饿饭的年月，用从遥远的河滩上拾来的小小的圆石头，在锅里放油盐炒一炒下酒；这种石头是不吞下去的，只是在舌间咂一下味道，然后弃掉。什么都没有了，他就一个人用葫芦笙下酒。他坐在自家的屋檐下，对着高远的夜空，对着半牙儿月亮，对着一片白云，或是对着一天的星星，吹一阵葫芦笙，喝一口酒，直到把自己的头喝得晕晕的，然后睡觉……　
　　狗叫声穿过密林，从远处传来。不是麂子，老陶想。遇上麂子，狗不吭声，只会往前拼命追。他懒洋洋地收拾好包谷粑粑和酒葫芦，向狗叫的方向快步走去。狗一直在不停地叫，忽然变成了狂吠。“发生这种情况，狗一定是遇上大野兽了！”陶正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老林里一纵一跳地狂奔起来。　
　　　
　　3　
　　　　覃家相也是一个有经历的猎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他随大人一起去撵山，有一次用我姑爹的猎枪打着过一只破脸狗，从此有了当猎人的资格。也就是那一年，他加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有时他们自己和老百姓也称之为红军，而把国民党的军队称为白军——打了两三年仗，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枪林弹雨里锻炼过，又去革命大学学习过，可是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到火烧地来了。村里的老百姓，他们不知道上级是怎么说的，但他们亲眼看到覃家相为桑梓流过血，还打瘸了一条腿，就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校，让他当教师。村里的小学设在一座古庙里，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小的读一年级，大的读二年级，在一个教室里就座，由覃老师一个人教。我在火烧地看见过覃家相上课，二年级和一年级的桌子中间，只隔着一条通道，他让二年级做着作业，而教一年级读书；读得差不多了。就让一年级写生字，转过身去教二年级读书。我到火烧地那天上午，他正在上课，见我来了，就同时布置两个班的学生做作业，出来同我溜达。到吃饭的时候又把我领到教室门口，对着里面喊一声：“放学了！”孩子们于是鱼贯而出。　
　　假期间，他就扛上他的猎枪，上山去打猎，接续他的猎人生涯。当然他这个猎人是业余的，他从来没有当过专业的猎人，说到底我们家乡那一带的猎人，大都像覃家相这样，只是偶一为之的狩猎爱好者。这天从火烧地出发的时候，这个狩猎爱好者最重要的家当——猎枪是我背着的，他说好歹让我放两枪，至于能否打到一只野兔什么的，那就看我的运气了。　
　　蜿蜒崎岖的小路，像小溪在山间流淌，它流过小树林，有时流经几棵大树旁，流过嶙峋的山崖，流过庄稼地，而更多的是流过光秃秃的长着一片片野草的山坡。太阳升得老高了，天上的白云像在蔚蓝色的大海上涌动着的冰山。当我们爬上覃家相说的最后一道山粱，已经满身是汗了。我把外衣纽扣解开．双手叉腰，像将军一样地眺望着阳光下发红的土地。黑黢黢的岩石，眺望着遥远的森林。十九岁的我，心　
里不禁荡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激情，我向着蓝天和群山高声朗诵道：　
　　当我的少年时代　
　　生活　
　　决不像现在这样　
　　自由而温暖……　
　　我朗诵的是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可是覃家相打断了我。他指着我们脚下的一片疏疏落落的房屋说：“诗人，老熊寨到了！”　
　　路边上出现了一两间破房子。再往下，我看见东一间西一间的民居，宛若一个个方形的黄色的纸盒子，枯燥地、随意地丢在山坡上。这些房子多数是干打垒的建筑，间或也有一些草房。我跟在覃家相后面，走进寨子里，一群狗马上包围过来，对着我们狂吠，但是一个孩子喝退了它们。这个赤着双脚的孩子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支麻的儿子。寨子里，从一家到另一家的小路，因为行走不是很多，被蒿枝和茅草浸占得断断续续，像书法家仓促间写出来的妙笔。寨子里很少有树，这里那里一丛丛的苦刺，开着白色的花朵，像是谁把豆腐泼在长着细碎的绿叶子的刺棵顶上了。一间无人居住的房子，颓垣残壁宛若山的剪影，上面间或长着点小草或是縻马棵一类的荆棘，有几枝紫红色的小花在风中摇曳，似乎在欢迎我们这两个远方的来客。一条干涸的小沟沿着墙脚通往山下，从其间光滑的石头判断，以前这里面是曾经流过水的。　
　　这就是那个被覃家相描述得像世外桃源一样的老熊寨吗？还来不及细想，覃家相已经把我领到了陶正发家门前的场地上。支麻的孩子回去了。覃家相喊道：“老陶！”　
　　陶正发家的房子，正面是三间住房，取坐北朝南之向；东边还有一间草顶的猪圈，里面关着一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猪崽。陶正发正坐在屋檐下吸竹筒水烟，他赶快站起来说：“覃老师来了，请坐请坐！”说着用手掌在烟筒口上抹了一把，向覃家相递过来。又对着屋里喊道：“陶花，覃老师来了！”　
　　陶正发不认识我，可我却认识他，十多年前他在白马镇吃酒醉在街头的时候，我曾躲在人群中对他起过哄。他明显地比那个时候见老了，两鬓飘散着白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墙上的窗洞伸出一张红扑扑的脸，亮了一下。不见了，眨眼之间，一位漂亮的苗女就站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陶花，陶正发的女儿。十年前老熊寨没有学校，陶花和寨子里的三个少年背着粮食行李到火烧地去上学，一个星期只回家一次，平时住在学校里，所以和老师接触的机会较多，有很深的师生之情。而这些年，覃家相一年时间至少要到老熊寨一两次，他同这个家庭的关系既深且熟。陶花站在我们的面前，笑着说：“覃老师，你们快来坐！您有半年多没有来了。”　
　　覃家相说：“不坐了，我们和你爹先进山去，然后回你们家吃晚饭。”又介绍我说，“这是我表弟，从白马镇来的。”陶正发听覃家相这样说着，进屋子去了。　
　　这时从里屋又走出一位妇人，四十多岁年纪，白皙脸庞，穿着百褶裙，丰满而秀丽，是苗族中的美人。不待覃家相介绍，我就知道这是陶正发的妻子，我心里想：这就是老陶在森林里捡来的漂亮媳妇了。她微笑着站在屋檐下，手里拿着一件旧衣服和针线，显然是在缝补衣服。说起来，她说她知道我的父母。她说：“我们到白马镇赶街，常到你们家讨瓢水喝喝，借个凳子坐坐。”她把喝和坐说成叠音，把后一个坐念成平声，听起来非常悦耳。　
　　陶正发再从屋子里出来，手里多了一支火药枪，又用一个麻布口袋装了一些包谷粑粑，斜挎在身上背着。他对两个女人说了声：“准备磨豆腐吧！”就同我们一起走了。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风，这是一只白色的猎狗，陶正发说，风是一个汉族朋友送他的，是一只了不起的狗，跑得飞快，而且非常聪明。十多年前，他的那条忠实的猎狗老黄，在保护杨家品的枪战中，被打死了。　
　　我们出了门，沿着寨子里的小路走到寨子后面。　
　　“十几年前，”覃家相说，“从寨子出来，一脚就踏进森林。而现在森林离寨子不下三里路了吧？”　
　　老陶说：“五里。”　
　　我们往山上走了好一阵，才到达森林边缘，面前出现了两条路，一条进森林，一条沿林子边缘继续往山上走。　
　　覃家相说：“先拜树！”就独自上前，领着我们向山坡上走去。　
　　1949年前后，当覃家相还是一个共产党游击队战士的时候，曾经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打过多次仗。最后一次，游击队了解到国民党沈希堂部一个团，企图穿过森林逃到国外去，覃家相所在的连队在这里狙击。那段时间，附近的其他村寨都驻扎共产党的游击队，只有老熊寨是个空白，于是沈希堂就决定从这里撤退，却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计策。这个计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覃家相的部队也是临战才接到通知，叫他们从核桃树赶到老熊寨去，核桃树到老熊寨有二十里地，他们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赶到，还没来得及埋伏好，战斗就打响了。这次，国民党部队是一个团的编制，沈希堂是正式任命过的团长，尽管兵员远远不足，但还是比共产党的游击队多得多，加上又是在逃命，所以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虽然共产党的游击队在山上，而国民党军队是从山下往上进攻，可是沈希堂仗着人多，一开始就占了上风。覃家相的连队不断地往后撤，最后撤到了森林的边沿，靠树的掩护与沈希堂周旋。那时候覃家相是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少年，对于生命和生活，还没有太多的展望，因此也没有太多的畏惧。他在森林里飞跑着，打几枪就换一个地方，嘴里还“哦！哦！”地叫唤着，好像不是在打仗，倒是在玩游戏似的。说也奇怪，敌人的子弹一如乱蜂一般密集、飞鸣，却碰不到这个快乐的少年。可是正在他奔跑得高兴的时候，一个敌人突然抱着冲锋枪冲进了森林，他大概是被覃家相激怒了，一梭子弹朝他打过来。覃家相刚好跑到一棵树背后，结果那棵树拦腰被击中了三枪，覃家相平生第一次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战斗结束以后，覃家相在那棵树前比了一下，战友们都说，若没有这棵树，这三粒子弹正好击中覃家相的胸口。正在覃家相他们最危急的时候，他们的援兵到了沈希堂的背后，还有左面右面都响起了枪声，沈希堂被迫往枪声稀疏的左面突围。这一次战斗，沈希堂的军队死伤十几人，而游击队仗着有利地形只死了一人伤了四人。　
　　这是一棵橡树。要是没有它，共产党游击队的死亡人数将不是一人而是二人，而我的这部小说也将无从写起，因为在这个故事中，覃家相是个关键性的人物。覃家相因为受我姑爹的牵连，被从部队打发回家之后，开始每年都来拜谢这棵树。他搬了几块大石头到树底下来，简单地围了一个圈，以免猪或是狗来啃树皮，另外他每次来的时候，也有个坐处。开初的几年，他在大树下，还依稀记起那一次战斗，还有其他的战斗，后来渐渐地，他的记忆中就只剩下他同这一棵树相依为命的友谊了。　
　　我们跟着覃家相，大约走了十五分钟，来到一片庄稼地，地中间孤零零地站立着一棵大橡树。我们向大橡树走去。它繁茂的枝叶像一把巨大的伞，在地上所形成的绿荫宛若一潭半亩大小的深水。我们走到树下，我和陶正发在石头上坐下来。覃家相没有坐，他从怀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放在树前面的石头上，恭恭敬敬地向大树鞠了三个躬，然后又点了一支烟，沉默着站在大树面前吸着。　
　　陶正发小声对我说，他每次都是这样，放一支烟在树前，鞠三个躬，站着把一支烟吸完，然后离开。又指给我看当年那三颗子弹的痕迹，他指着树身高处的一个地方说：“大概在那里，不知情的人看不出来了。”我果然看不出这棵树曾经受过枪伤，他指的那一段树皮，在我看来和树身上其他地方的树皮没有什么两样。岁月会让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