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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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我心上。故乡在诗意的旅途。老夫聊作少年狂，我退出林莽，拔脚沿它的边缘一溜小跑，放怀舒啸，尽情呼吸。前方，冷不丁出现一根倒木。怎么没人把它搬开？我想。是冷杉吧？我又想。我对冷杉并无知识，全凭瞬间的直觉。它横陈路边，叶片与球果早已脱光，只剩下覆满苔藓的躯干。喔，老人家亦已完成生长的使命，该是在月夜里为精为怪为魑为魅了。难为的是，它鞠躬尽瘁，死而不已，自腐朽的根部又抽发一茎新绿，亭亭玉立，神气活现。这便是宇宙的大法：新陈代谢，是自然界之所以生生不息，万古常新。
未远，路边又碰到一尊铜雕：一位赤膊挽弓的汉子，手搭凉篷，向前方眺望。在欧洲大地游逛，随处可见各式雕像，纪念那些在历史或传说中留下影响的人物。以青铜和大理石的凝重与不朽，提升生命的境界。审视这尊铜雕的基座。早先刻下的文字漫漶不可辨认。是森林之神的化身吧？在画家布格罗的笔下，裸体的仙女就是围着这样一位壮汉舞蹈。抑或是谁家的先祖？听说，日耳曼民族从森林里走出来，整个历史才不过一千多年。想当初，他们决定搬出丛林之际，必定也像这般手搭凉棚朝前方凝望——彼时彼刻，他不仅在用自己的眼睛，而且在用他整个民族整个先祖的眼睛——我顺着雕像的视线骋目，前方是阡陌纵横、了无遮拦的平畴，每一粒土壤都在释放生长的磁力，每一条溪流都在流淌生命的欢乐，而含笑俯视这一切的，是夏日清晨八点钟的太阳。
终于来到森林的尽头，那里是山溪汇成的一泓清池。池对岸的柳荫下，蹲着一位垂钓的老人。好雅兴！也只有在这隅凝静如太初的乡野，在这湾清澈而诱人的水域，才有这等诗化的守望。检点生平，我亦有过一次得意的垂钓，是在我居住的城市，在临湖的阳台，当时自命为旷达、潇洒，如今想来，要多矫情有多矫情，要多无奈有多无奈。啊，我多想停下来，陪这位钓者，静静地消磨一个上午，让泠泠的池水为我濯缨，为我洗尘……然而。唉！我得回去了，昨晚已答应朋友——也是我的临时房东——午前去邻村看赛马，具体说，是看这位朋友赛马，他是马术运动健将，我理当捧场。正当我不无遗憾地准备掉头，老者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狩猎，他把鱼从钓钩取下，放进水桶，然后，摘下浅蓝色的遮阳帽，和我打了一声响亮的招呼。四目相对的刹那，我蓦地愣住，觉着这位蓄着一副兜腮连鬓英雄胡须的老者十分面善，似乎在哪儿见过？在哪儿？他是谁？——“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脑子一嗡，海德格尔的高论无端在耳畔响起——喂，海德格尔先生，请你不要打岔，我在思，在思，不，我在想，在想……哪，哪，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位独钓一泓清波的老先生，怎么看都有点儿像马克思。
责任编辑 宗永平
妈
邹静之
母亲活着时我写过一首诗。
金钹
听见母亲在那间屋中祷告
嗡嗡的声音她说着什么
像金钹的每一声颤动
所有的话语是为了我们
那声音扩大了另一重天
那声音要把胸前的衣扣撑开
我感觉到心的磨房旋转
天下的角落都分配到了爱
母亲善良，一生不会恨人，甚至不会恨那些该恨的人。
记得一件不大的事。“文革”时，在设计院九栋住的“黑高知”“黑高干”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来搜查。有一次父亲机关原来常来求教的一位下属，跟着工宣队来了。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人，那天像是接受了一件最为荣光的任务，变得不认识了。他手里拿了根长竹竿，在我家所有能伸进竹竿的地方扎来扫去，表现得分外卖力。他抱着一定能找出什么来的决心，就那么无来由地扎着扫着，母亲一直平静而尊严地配合着。时间久了，旁边的工宣队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说走吧。那人还要去阳台上再查一遍。我和妹妹站在深夜的屋子里愤怒地看着，母亲再次打开阳台门让他进去了，母亲的表情像在“文革”前接待他来我家做客时一样。
事后，三个哥哥回家来，听我和妹妹说了这事，要去揍那人，被母亲拦住了。母亲说，他那样做也许有他那样做的道理，知道就行了。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家里出了件事。二哥、三哥多年积下的一笔钱，加起来总在一百多万，被平时最为信任的一个朋友骗光了。这么多的钱，总要想办法要回来，结果告也告了，判也判了，就是执行不下来。那人天涯海角地躲着，自己的家也不像家了。母亲知道了这事后，想了一天，把两个哥哥找了去，说“他也有母亲，也有老婆，算了吧……钱终归不是命”。母亲说这话是不愿看到那人家破人亡。母亲说了“钱不是命”这话。两个哥哥从此就再不提那钱的事了。
母亲说这话不是轻易说的。在此之前我听到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人家”。话很朴素，是菩萨心。
母亲没怎么读过书，心胸很大。母亲比父亲大两岁，结婚后才几天，就放父亲出远门去外边读书。当时族中人让父亲结婚原是不想让他再出门的，现在婚结了人反而留不住，就都站出来反对“少奶奶，你放少爷出门读书，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母亲不听这些话，默默地为父亲准备行装。我家祖上当时算是江西的名门望族，父亲又是独子，不求学也可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母亲不以此来羁绊父亲，母亲说她看到的败家子太多了，母亲不会看得那么短浅。父亲后来一路求学读书，直至成为专家，与母亲当年的支持和见识是分不开的。
前年我回老家，听族中的老人们讲起母亲当年办的一些事，听着生动。
父亲在外读书时，我的太祖母和大祖母（我有两个祖母）几天中相继去世了。大祖母在世时，因出身诗书人家，虽孤儿寡母（我爷爷在我父亲四岁时就去世了），族中人也不太敢欺负。
现在太祖母、大祖母相继去世，父亲又不在家，母亲那时只生了大姐还抱在怀里（没有长孙），族中就有人要来觊觎祖上的家业。母亲在此之前又从来没有管过家，一时真是内外交困。家乡人回想说母亲从容不迫地把这堂白事办得风风光光，一应礼数都做得十分周全。母亲先是带着家人挨家挨户地报丧，每家送去一丈白布三块大洋，气魄很大。在当事的过程中，母亲怕族人挑出礼来，先是请来辈分最高的族人坐镇，自己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到了关键的出灵的日子，很多子侄辈的都想来争着抱灵牌，母亲怀抱着大姐．让大姐抱定了灵牌，就没有给那些人一点的机会。这事儿，现在听老人们讲起来还是绘声绘色的。
日本鬼子就要打来的时候。父亲还在西南联大，一时赶不回来。母亲毅然带着年幼的大姐和奶奶弃家逃亡。听奶奶后来说逃难时船在渡头镇给炸翻了，母亲和大姐落水，母亲抱定了大姐不放，最后才被好心人从水里救出来。再后来母亲听说了家中七进院子的祖宅被日本人当了军部，麻石谷场成了操练队伍的操场，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现在想，母亲在战火纷飞中拖着小脚的奶奶，抱着女儿逃难求生，投亲靠友，得以辗转千里与父亲团聚，想想那样的情景一个脆弱的人怎么能经受得住。
这样的大事，母亲一生真是经得多了。
1952年在江西钨矿当主任的父亲，被当时的打老虎运动冤屈，关押起来。家中一时从宽裕的生活中跌到了没有生活来源的境地。那时我还没出生，前边已有了一母同胞的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加上奶奶一家八口人，要吃要喝都没了办法。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活下去，怀着我终日在缝纫机前缝钨砂口袋，一分钱一分钱地挣着家中的吃食。
这样的劳作致使在腹内的我，胎位不正。正在八月中秋应该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母亲难产，我是寤生而出的（臀位，老百姓的话是横生），后来才知道这对产妇和孩子都是最危险的，当时母亲不知经受了怎样的痛苦。
我出生后，还在关押中的父亲为家中的境况着想，偷着传出了一张纸条，说“不管生男生女送给人家”。父亲也是怕母亲太艰辛了，让把我送人。母亲怎么会舍得。后来家里人有时玩笑，说如果真送了人，现在静之大概在赣州的山里种地呢。母亲后来对我说过“怎么会送人呢，受了那样大的罪把你生下来，当时想的是厄运总该到头了”。真就应了母亲所想。我出生后不久，父亲无罪而释，随后就从江西调到了冶金部（当时的重工业部）来工作了，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全家十口人一起离开了赣州到了北京。
没有母亲就没有我，每一个人都能够说这样的话，但我要说出的意义真又是不同的。
母亲的处乱不惊是我至今都佩服的。“文革”抄家之前，父亲还在德兴铜矿主持建设。母亲虽然不工作，但以她的敏感，还是觉得大的风雨要来躲不过了。在父亲回来之前，连着几天，母亲把家里的外文书籍和一些古旧的东西都毁掉了，同时又把定为地主成分的奶奶送回了老家。现在想来母亲是要在风雨之前，尽力地把家中将面临的苦难降至最小的程度。母亲对生活敏感而了悟。
第一次抄家那天我正好从外边学农劳动回来，母亲像是算准了我到家的时间，一直在单元门里站着，我刚推门进家，母亲马上迎了过来。母亲拦着我，显出若无其事，让我到外边再去玩会儿。母亲不愿让我看到当时的场景，但我还是看见了，家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那时不到十四岁。看着家里父亲单位的人在兴奋地翻着东西。我知道这是在抄家了。我要求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那时我一人住在一间朝北的屋子）。我到了房间看到我读的一些书和做矿石收音机、半导体的零件都被归拢到了一起，抄家的人说这将被当作特务专用的零件被收走。我据理力辩，那些人拉着我把我的胳膊反扭了过来，母亲赶过来把我拉回到厨房，母亲抓着我的手不让动，就那么看着那些人把东西搬走了。整个的过程我和母亲就那么站着，相互间一句话也没说。
在随后的抄家展览中，我看到了那些我的电器零件，果然标明了是制作特务通信的零件。我同时看见了一些我没见过的邹家祖传的小金砖（大概在十多块之多）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家还有这些东西。后来我对这些金子产生过非常不着边际的联想。
“文革”结束后，那些金砖以九百九十块钱一市斤的价退了钱。金子没有了，母亲却很坦然，说“没有也好，东西要是在，大概会害了你们”。果不其然，有邻居的儿女拿了金戒指去倒卖（当时倒卖黄金是犯法的），人被抓起来了。母亲对生活有朴素的直觉，母亲对钱和物的感受是清楚的。她常对家里人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万万年”。她希望我们子女每挣得一分钱都是劳动得来的。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
一九六。年，搬到皇亭子机关宿舍后，我们家住在一套四居室的大单元里。“文革”开始，掺沙子挤进来一户人，四间就变成了三间，没有多久又挤进来一家，我们家就缩在一个套间中了。当时家里还有五口人，母亲把套间分成了男女宿舍，母亲、妹妹和偶尔回来的姐姐住在里屋。我和父亲及侄子住在外屋。家里不管谁回来了，都按男女宿舍那么住，床上住不下就打地铺。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夜，我正好在家，当天深夜突然的震动让正熟睡的人不知所以。书架上的书、花瓶，桌子上的杯子，都被震得摔在了地上。那种震动真是骇人心魄，我听见整栋楼房的预制板在不断轰轰地互相撞击着，当时觉得这楼就要坍了，要坍了……马上就要坍了时震动停止了。静了一会儿，接着是轰响的人声，父亲边穿衣裳边招呼大家快往外跑，他嘴里不断地念着“地震了！地震了”！拉着侄子跑下楼去。
我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从北大荒转到河南农村插队，生活比在北大荒时还苦，吃不饱，睡不暖，学了八年的美声也是渺然无望。整个人变得很消极。地震时，我在床上躺着没动。那时我觉得灾难对我已不重要了，我听着楼上楼下的人蜂拥着冲下去。我躺着想也许就这么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很青春也很孩子气）。我以为家里人都走了，坐起来时，发现里屋的灯光亮着。
看见母亲在灯下，穿戴整齐地在大衣柜前翻着什么，我说“妈快走吧”。母亲打开抽屉说“我把粮票、副食本带上”。母亲从容地把粮票、粮本、布票、副食本，一家子人生活要用的票证拿好后揣进了怀里。母亲没有急着逃命，在那样的时刻她先想到的是一家人要吃要喝（那个时候对城里人来说票证就是活命）。我不知道母亲在那样的时刻，脑子为什么会岔到这些东西上去。我没法让这样的经历重复一下来考验我，真要是来了我想我还是会独自逃命。就是在闹情绪也会这样。母亲不同，母亲，这就是母亲。
从那之后，我脑中常浮现出来的母亲形象。就是在里屋的白炽灯下，从容不迫地拿着粮票和副食本。
母亲在整座机关宿舍中受人爱戴。去世的前两年，年老体弱的母亲就不大下楼了。院子里的人见了我总是跑过来问：“邹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前天我回家看父亲，原来的一位是医务室的阿姨拉住我的手不放，说她最惋惜的是我母亲过世时，没能尽上力。
院子里的人都说母亲福气好，养了八个儿女，个个孝顺个个出息，甚至给别人养大的孩子也那么出息。母亲生养了我们八个后，在我上小学时，邻居家的阿姨初生的女儿，怎么也养不好，整日又拉又泻哭闹不止。母亲听不下去就把孩子抱过来养着。毕竟是养过八个孩子的母亲，就那么给带养了几年，把那个孩子带得又结实又漂亮，这孩子后来都被我们称为老九了，就跟自己家的人一样，都很大了还天天长在我们家里。母亲爱孩子，老九到了二十多岁时，对象都是母亲让我的姐姐们给操心的。现在老九久居国外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日子过得很美满。母亲火化的那天，老九从国外赶回来，在母亲面前痛哭不已……
母亲老了，2003年开始频繁地住院……每次住院，兄弟姐妹们都轮班地守护在母亲身旁。我第一次值夜班的晚上，扶着母亲起夜，她走进卫生间后，执意让我把门关上，她不愿让自己的小儿子看到她零乱的样子，母亲一生都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直到去世前，她不再让人给她照相，母亲的一生都是整整齐齐的。
夏天过后母亲住院就越来越频了，每次在病床上都是打着吊针，手上身上还夹满了东西。病中的母亲平静地像个局外人一样地看着那些闪烁的机器和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母亲看着儿女常会不忍心地说“我一生要强，现在开始拖累你们了”。
我永远能记住母亲那样的目光，平静中压抑着不舍。有天晚上我在给母亲搓过脚后，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儿子，总有这么一天的，妈也舍不得，但总有这么一天……”母亲平静地跟我说出了诀别的话，我从小到大，甚至在北大荒十八岁时在上千人的场合中挨斗时都没当着人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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