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译注-第3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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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前对乐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吕乐春秋》就说，道生万物，万物凡有形体者满足和、适两个条件就能发声，有声就能成乐，意识形态的条件被完全排除了，把乐分成大乐、侈乐、古乐等名目，认为“亡国戮民非无乐（ｙｕè）也，其乐（ｙｕè）不乐（ｌè）”。这与乐书说的“乐者，乐也”的定义截然不同。
《史记·乐书》分作四个部分，前七个自然段（划分自然段的标准是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中凡另起行者为一段，惟回答部分，一问一答为一段）是司马迁的总论；8－49段是详论，与《礼记·乐记》中的文字大体相同；50－55段是褚先生的评论误入正文者；56段“太史公曰”以后的文字是结尾，为司马迁的评论。第二部分是全篇重点。《礼记·乐记》孔颖达的序文说，古乐书在周末时散失了，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 诸儒生采集周官及诸子书中有关乐事者，撰成《乐记》24卷，到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得23卷，且与流传者有所不同。《礼记》截取其中11卷合为一篇，名《乐记》，其余12卷渐次失传，只有卷名保留在刘向《别录》之中。《礼记·乐记》郑玄序所列篇目与《别录》相同，显系录自《别录》，而《礼记·乐记》中的篇目次第又与郑序不同。按《正义》所说，《礼记·乐记》是公孙尼子所撰，《史记》缺《乐书》篇，褚先生取公孙尼子文而升降颠倒其篇次以补之。以《乐书》与今传十三经本《礼记·乐记》比较，除篇次不同外，相异处尚有171字，部分是语词、虚字有繁简，其余多半是古今字之不同，仅此即可知《乐书》所据本比《礼记·乐记》更为古远。再以《礼记·乐记》中的内容与郑序中的篇目名对照，推想《别录》见到的《乐记》，即刘德及诸儒生所撰的《乐记》的情况，以与《乐书》相比较，二者的不同见下表：
由表可见，《乐书》与《乐记》的不同：一是《乐书》把《乐记》的第（七）章提到（五）、（六）章之前，使与第（四）章并列；二是把第（十）章提到第（八）章之前，使与（五）、（六）章合为一段，另使（八）、（九）、（十一）章合为一段；三是把第（六）章中的第⑤段归入第（四）章；四是将第（四）章的第④段作为过渡语放在（七）、（五）两章之间，从表中“内容”和“备注”两栏不难看出，这样处理比《别录》中的《乐记》更为合理，说明《乐书》的作者比编订《礼记》的河间献王和众儒生们高明得多，更非后世那些奉儒经为圭臬的学者所能及。因此，说《史记·乐书》是褚先生所补，难以令人置信。
说《乐书》的第三部分是褚先生所补，是由于褚先生补书有几个明鲜特征。首先是见识粗鄙，与司马迁语绝不相类。如第50自然段说天人相通、善恶有报等，迂腐之极，51段说舜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北鄙之音而亡国，是由于南方主夏，是“生长之音”；北是败北的意思等，因文字而加敷会，无论《乐书》或《乐记》都无如此荒唐之言，第52段又讲了卫灵公于濮水之上得师延遗作的怪诞故事，虽有所本，必非司马迁所屑于言。其次是语言粗鄙，多有词不达意者，而且他有句口头禅，动辄“岂不伟哉”，“何其弘也”之类。所以，褚先生的大作，一般是不难判断的。
【译文】
太史公说：“我每读《尚书·虞书》，读到君臣互相告诫、劳勉，天下由此得到一些安宁，而股肱之臣不良，就万事毁坏，不能成功，常常被感动得涕泪交流。周成王作《颂》，推原自身所受的惩创，为家中所遭遇的祸难而悲痛，怎可说不是战战惊惊，善守善终呢？在上位的君子若不为简约的政治，就会修治功德，自强不息，否则自满自足，就会废弃礼仪。逸能不忘当初的劳苦，安能想到创始时的艰难，处身于安乐之中而歌颂勤苦，不是有大道德的人有谁能够这样！《书传》说“治定功成，礼乐乃兴”。天下治民的政策推行得愈是深入人心，愈接近于德化的境界，人的喜乐（ｌè，去声，勒）就愈益不同。满而不损就会外溢，盈不扶持就会倾倒。大凡作乐（ｙｕè，月）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使君子以谦虚退让为礼，以自损自减为乐（ｌè，去声，勒），乐（ｙｕè，月）的作用就在于此啊。由于地域不同，性情习俗也不相同，所以要博采风俗，与声律相谐调，以此补充治道的缺陷，移易风化，帮助政教的推行。天子亲临明堂观乐（ｙｕè，月），而众百姓能受乐的感化而洗荡、涤除人性中的邪恶和污秽，采取健康、饱满的人性，以整饬其性情。所以说习正派、文雅的诵歌则民风正，激烈呼号的音声兴起则士心振奋，郑、卫的歌曲使人心生邪念。等到乐（ｙｕè，月）与情性调谐和合，鸟兽尽受感动，何况怀五常之性，含好恶（ｗù，误）之心的人？受乐（ｙｕè，月）的感染更是自然之势了。
治国的方法有缺陷，而使郑国的音乐兴起，分封和世袭的君王，显名望于相邻州地，却争以郑音相高。自从孔子不能与齐国的女优人并容于鲁国，虽然他退出鲁国政界，整理雅正的音乐以诱导世人，作《五章》的歌曲以讥刺时事，犹不能感化世人。日复一日，迟迟延续到战国时期，诸侯封君仍流连沉湎，遂至往而不能复返，终至于身死家亡，国土被秦兼并。
秦二世更加喜好以音声为娱乐。丞相李斯谏说道：“放弃《诗》《书》所载道理，极力肆意于音声和女色，是引起殷代贤臣祖伊忧惧的原因；轻视细小过失的积累，恣意于长夜的欢乐，是殷纣王灭亡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乐曲各不相同，表明彼此不相沿袭。而上自朝廷，下百姓，得以同欢喜，共勤劳，非音乐上下的和顺欢悦不能相通，结节的恩泽不能流布，各自同样是一世的教化，超度时俗的音乐。难道一定要有产华山的耳骏马，然后才能远行吗？”秦二世以为赵高说得对。
汉高祖讨平淮南王黥布的叛乱，回兵路过沛郡时，作了《三侯之章》的诗歌，命儿童歌唱。高祖死后，命沛郡得以四时祭祀宗庙时，以此诗为歌舞乐曲。历孝惠、孝文、孝景帝无所变更，乐府中不过是演习旧有乐曲罢了。
今皇帝即位后，作《郊祀歌十九章》，命侍中李延年次第配曲，因封拜李为协律都尉官。当时通一经的儒士们不能单独解释歌辞含意，必会集五经各名家，共同讲习、研读，才能贯通、明瞭辞的内容，歌辞中许多是出自《尔雅》的文字。
汉代朝廷常常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祭祀太一神于甘泉宫，从黄昏开始夜祀，到黎明时结束。时常有流星划过祠坛上的夜空。使男女儿童共七十人一起歌唱。春季唱《青阳》歌，夏季唱《朱明》歌，秋天唱《西暤》歌，冬天唱《玄冥》歌。歌辞世间多有流传，所以不再记述。
又曾在渥洼水中得神马，复配曲为《太一之歌》。歌曲说：“太一神的赐与哟有天马降下，汗流如血哟口吐赭色涎沫，从容驰骋哟已过万里，谁能匹敌哟惟有与龙为友”。此后兵伐大宛得到千里马，名为蒲梢，次序其韵作成歌曲；歌词是：“天马来哟远自西极，经万里哟归于有德，承神灵之威哟收降外国，涉过流沙哟四夷臣服。”中尉汲黯进谏说：“凡王者作乐，上以继承祖宗功业，下以感化亿万百姓。如今陛下得到一匹马，又是作诗又是作歌，还要作为祭祖的郊祀歌，先帝和百姓怎能知道这乐歌的含意呢？”今皇帝听了默默无言，心中不悦。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圣朝制度，罪当灭族”。
大凡音的起始，是由人心产生的。而人心的变动，是物造成的。心有感于物而变动，由声表现出来；声与声相应和，才发生变化；按照一定的方法、规律变化，就叫做音；随着音的节奏用乐器演奏之，再加上干戚羽旄以舞之，就叫做乐（ｙｕè，月）了。所以说乐是由音产生的，而其根本是人心有感于物造成的。因此，被物所感而生哀痛心情时，其声急促而且由高而低，由强而弱；心生欢乐时，其声舒慢而宽缓；心生喜悦时，其声发扬而且轻散；心生愤怒时，其声粗猛严厉；心生敬意时，其声正直清亮；心生爱意时，其声柔和动听。以上六种情况，不关性情，任谁都会如此，是感于物而发生的变化，所以先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因此说礼用以诱导人的意志，乐用以调和人的声音，政用来统一人的行动，刑用来防止奸乱。礼乐刑政，其终极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齐同民心而使出现天下大治的世道啊。
凡是音，都是在人心中生成的。感情在心里冲动，表现为声，片片段段的声组合变化为有一定结构的整体称为音。所以世道太平时的音中充满安适与欢乐，其政治必平和；乱世时候的音里充满了怨恨与愤怒，其政治必是倒行逆施的；灭亡及濒于灭亡的国家其音充满哀和愁思，百姓困苦无望。声音的道理，是与政治相通的。五声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ｚｈī，只）为事，羽为物。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乱，就不会有敝败不和的音声。宫声乱则五声废弃，其国君必骄纵废政；商声乱则五声跳掷不谐调，其臣官事不理；角声乱五音谱成的乐曲基调忧愁，百姓必多怨愤；徵音乱则曲多哀伤，其国多事；羽声乱曲调倾危难唱，其国财用匮乏。五声全部不准确，就是迭相侵陵，称为慢。这样国家的灭亡也就没有多少日子了。郑国、卫国的音声，是乱世之音，可与慢音相比拟；桑间濮上的音声，是亡国之音，其国的政治放散，百姓流荡，臣子诬其君，在下位者不尊长上，公法废弃，私情流行而不可纠正。
凡音，是在人心中产生的；乐，是与伦理相通的。所以单知声而不知音的，是禽兽；知音而不知乐的，是普通百姓。唯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详细审察声以了解音，审察音以了解乐，审察乐以了解政治情况，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因此不懂得声的不足以与他谈论音，不懂得音的不足以与他谈论乐，懂得乐就近于明礼了。礼乐的精义都能得之于心，称为有德，德就是得的意思。所以说大乐的隆盛，不在于极尽音声的规模；宴享礼的隆盛，不在于肴馔的丰盛。周庙太乐中用的瑟，外表是朱红色弦，下有二个通气孔，毫不起眼；演奏时一人唱三人和，形式单调简单，然而于乐声之外寓意无穷。大飨的礼仪中崇尚玄酒，以生鱼为俎实，大羹用味道单一的咸肉汤，不具五味，然而，在实际的滋味之外另有滋味。所以说先王制定礼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要以此教训百姓，使有正确的好恶之心，从而归于人道的正路上来。
人生来好静，是人的天性；感知外物以后发生情感的变动，是天姓的外部表现。外物来到身边后被心智感知，然后形成好恶（ｗù，务）之情。好恶之情不节制于内，外物感知后产生的诱惑作用于外，天理就要泯灭了。外物给人的感受无穷无尽，而人的好恶之情没有节制，人就被身边的事物同化了。人被外物同化，就会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于是才有狂悖、逆乱、欺诈、作假的念头，有荒淫、佚乐、犯上作乱的事。因此，强大者胁迫弱小，众多者施强暴于寡少，聪慧多智的欺诈愚昧无知，勇悍的使怯懦者困苦，疾病者不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母不得安乐，这些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因素。所以，先王制礼作乐，人为的加以节制：以衰麻哭泣的礼仪制度，节制丧葬；钟鼓干戚等乐制，调和安乐；婚姻冠笄的制度，区别男女大防；乡射、大射、乡饮酒及其他宴客享食的礼节制度，端正人际间的交往关系。用礼节制民心，用乐调和民气，以政治推行之，刑罚防范之。礼乐刑政四者都能发达而不相孛乱，帝王之术也就完备了。
乐的特性是求同，礼的特征是求异。同使人们互相亲爱，异则使人互相尊敬。乐事太过不加节制，会使人之间的尊卑界限混淆、流移不定；礼事太过不加节制，则使人们之间离心离德。和合人情，使相亲爱，整饬行为、外貌，使尊卑有序，便是礼乐的功用了。礼的精义得以实现，就贵贱有等；乐事得以统一，则上下和合，无有争斗；人们好恶分明，贤与不贤自然区分开来；用刑罚禁止强暴，以爵赏推举贤能，就会政事均平。以仁心爱人，以义心纠正他们的过失，这样就会天下大治了。
乐是自人心中产生的，礼则是自外加于人的。正因为乐自心出，所以它有静的特征；礼自外加于人身，其特征则是注重形式、外表。因而大乐的曲调、器具必甚简易，大礼必甚俭朴。乐事做得好了人心无怨，礼事做得好了则人无所争。所谓揖让而治天下，就是指的以礼乐治天下。强暴之民不起而作乱，诸候对天子恭敬臣服，甲兵不起，刑罚不用，百姓无有忧患，天子没有怨怒，这样就是乐事发达了。调合父子之间的亲情，申明长幼之间的次序，使四海之内互相敬爱。天子做到这些，算是礼事发达了。
大乐与天地同样地和合万物，大礼与天地同样地节制万物。和合才使诸物生长不失；节制，才有了祭祀天地的不同仪式。人间有礼乐，阴司有鬼神，以此二者教民，就能做到普天之下互相敬爱了。礼，是要在各种场合下都作到互相尊敬；乐，则是不论采用何种形式都体现同样的爱心。礼乐这种合敬合爱之情永远相同，是以古代贤明帝王－代代因袭下来。使得礼乐之事与时代相附，盛名与功德相附。所以钟鼓管磬羽籥干戚，只是乐所用器具；屈伸俯仰聚散舒疾，是乐的表面形式。而簠（ｆǔ，府）簋（ｇｕǐ，鬼）俎豆制度文章，是礼所用器具；升降上下周旋袒免，是礼的表面形式。知礼乐之情的才能制礼作乐，识得礼乐表面形式的只能记述修习先王所作不能自制。能自制作的称为圣，记述修习先王制作的称为明。谓明谓圣，就是能述能作的意思。
乐是模仿天地的和谐产生的；礼是模仿天地的有序性产生的。和谐，才能使百物都化育生长；有序，才使群物都有区别。乐是按照天作成，礼是仿照地所制。所制过分了就会由于贵贱不分而生祸乱，所作过分则会因上下不和而生强暴。明白了天地的这些性质，然后才能制礼作乐。言与实和合不悖，是乐的主旨；欣喜欢爱，是乐的事迹。而中正无邪曲，是礼的实质，庄严敬顺从则是礼的形制。至于礼乐加于金石，度为乐曲，用于祭祀宗庙社稷和山川鬼神的形式，天子与众民都是一样的。
为帝王者武功成就了则制作乐（ｙｕè，月），文治成就了就制定礼。武功大的所制乐更加完备，文治广的所作礼制也更为具体。像舞动干戚那样的武乐，只歌颂武功，就不是完备的乐；礼重文，所以祭重气不重味，用烹熟的食物祭祀不是盛大的礼。五帝在位不同时，所作乐不相沿袭；三王不同世，也各自有礼，互不相同。乐太过则废事，后必有忧患，礼太简则不易周全，往往有偏漏。至于乐敦厚而无有忧患，礼完备又没有偏漏的，岂不是唯有大圣人才能如此吗？天空高远，地面低下，万物分散又各不相同，仿照这些实行了礼制；万物流动，变化不息，相同者合，不同者化，仿照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