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5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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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对历史却葆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亲和、同情。可见，诗人都是一些倒着走路的人，他们往往与当代生活擦肩而过，却能够沿着历史的暗河上溯，在逆向运动中仔细辨认出存在的身世或踪迹。
　　诗歌的追悼根性这一观念的引人，既可以为解释诗歌生成机制提供一套弹性十足的诠释模式，又可以使我们在观察当代诗歌边缘化问题方面获得明晰的思路和宽容的心境。我的意思是说，当代诗歌对现实语境的适度疏离，不应简单地被指斥为诗人的处理当代生活的灵感萎缩或道义责任的放弃，这其中更包含着诗人对诗歌质能观作出重新体认和修正的努力。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汉语诗坛的确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诗歌追悼风格的退还。社会生活一天一个变脸，使诗人在一夜之间便成为红色时代的灰色遗民（游民？移民？）——其身份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部分诗人被遣送回了历史，同时又阴差阳错地获得了诗歌本体的觉悟、体认。最著名的例证当属90年代初由《诗歌报》组织发起的，以席永君、江堤等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新乡土诗”运动；最极端的例证则是有着殉道倾向的天才诗人海子、顾城的自杀事件。这类事例表明，当代诗坛一直存在着时隐时现的某种“复古”潮流。一些诗人，包括知识分子，为了在日渐异化的后工业社会中保持一份最小的自由，都程度不同地将文化立场进行了后撤。此外，小说界的先锋作家，诸如苏童、余华等人对历史题材的持久热情也颇能说明问题，当然更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勃兴。总之，当代中国的现实裂变，促成了文学界保守主义的形成。（摘自《当代文坛》2003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