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5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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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4．30．舜耕路
把问题说清楚
■ 车前子
把问题说清楚，这只是主观愿望。有些问题是说不清楚的。我试着来说说《诗刊》“我观今日诗坛”的主持人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1）20多年来的当代诗歌发展的考察与反思。
这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现在的诗人中博土不少，也就轮不上我来操这份心思。一是能者多劳，二是我天性愚笨，正好趁诗人们写博士论文之际，我抓紧写诗。但想法还是有的。这20多年，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诗歌在朝“个人化”与“文本化”发展。“朦胧诗”是“个性化”的诗歌，并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区分这点很重要。“个人化”大家都谈得不少，我想说的是如果“个人化”不是建立在“文本化”上的，那么这个“个人化”也就不值一提。反之也是如此。写作之中，缺乏“文本化”支持的“个人化”，’是一个虚无者的妄想症，或者别有企图。而缺乏“个人化”支持的“文本化”，是一个饕餮者的厌世症。这其中也有区别；既然写作之所以成为写作，“文本化”应是写作最根本酌因素，“个人化”只有在“文本化”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像模像样的发展。这么说，好像“文本化”是一种模样，如果认为“文本化”是一种模样的话，“个人化”将遭遇更可怕的困境——比缺乏“文本化”支持的“个人化”还要举步维艰。这20多年来的中国诗坛，我见到的个人不少，谈到的文本也不少，因为它们暂时尚未构成辩证关系，所以不是在“个人化”里泛滥，就是在“文本化”中淹没。
（2）与当下诗歌写作相关的诗学与诗艺问题。
人大众文化语境下，诗歌的处境与对策。
目前，诗歌的处境，我以为这是诗歌的正常处境，是它先在的地理位置。诗歌能走到这一步，是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近20多年的努力——它终于是诗了，尽管还很嫩。以前是一个小学生没学好地理，把诗歌的位置画错了。另外，由诗坛而引发的火山爆发、大陆漂移，我总觉得是公共生活里的不幸神话。所以也就不需要对策。写作不是用兵需要调兵遣将。它至多遣词造句罢了。
B．当前的诗歌：写什么和怎样写？
有太阳就有影子，有写作，就有这个问题。一部文学史，就是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历史。明“后七子”的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一第三十九条）中说：
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
从中也可以看出，写什么像是命运，怎样写像是对命运的改变。怎样写才是重要的。
我只能说说我自己——从汉字出发，抓住直觉，暂且把诗歌放在一边；抓住欲望，暂且把知识放在一边。
C．如何把握口语人诗与诗意营造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口语人诗与诗意营造之间的关系，艾青早解决了，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现在有些诗人大谈这个问题，不是没悟性，就是装糊涂，或者是什么对策吧。我现在关心的只是书面语人诗与诗意营造之间的关系：书面语是我们伟大的传统，诗意却是在传统之外的。书面语无所谓当代性，而诗意没有当代性的话，我认为就不是诗意。
从最小的可能开始……
■ 谷 禾
作家毕飞宇曾经对小说的创新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汽车改革经过了一百多年，但有些东西却没有本质的变化，譬如轮子，至今还是圆的。
由此我想到了诗歌近二十年来的诗歌发展。无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群体冲锋，九十年代的暗流涌动，还是新世纪伊始至今的众声喧哗，经过时间的淘洗，最后流传下来的优秀文本都必须接受一个基本维度的检验，那就是它首先必须是诗，必须无限接近情感这个核心，所呈现出来的必须是诗人对“人”和“世界”具体“存在”的发现和指出。这个时代肯定不是一个类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诗歌革命时代。诗人的所有实验都必须从最小的可能开始，对自我的写作进行去芜存精、去伪存真的扬弃性调整和修正，对“人”的存在困境的艰苦卓绝的追索。而这一切肯定远离“先锋”、“前卫”的时髦和哗众取宠的噱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叙述”曾一度成为最先锋的诗歌技术（它的偶像是奥登、布罗斯基、菲利普·拉金）而被追捧。叙述者在运用叙述对八十年代诗歌的“泛滥抒情”进行有效修正的同时，也渐渐走人了矫枉过正的死胡同。当叙述流于对琐碎的日常场景的照搬，当叙述沉陷于虚拟的“戏剧性”情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当诗歌的抒情性本质被彻底清除，甚至叙述的“温度”也被控制零度以下，诗人也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技巧工匠，它所创造出的文本可能是制作精美的语言工艺品，但决不是开启读者心灵、凝聚了诗人热血的生命之诗。从诗歌发展的流程看，它在新世纪的式微是必然的。
“盘峰诗会”以降，“口语诗”（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写作者大多自称“后口语诗”以示和于坚、韩东们的区别）急剧升温，网络的兴起又为更多写作者“口语化”的宣泄和即兴表演提供了最广阔、宽松的平台。“后口语诗”的写作因为入门难度的降低而被群起响应。其强劲的风头很快盖过了“叙述性”诗歌，它的主流化和这个时代文化整体的快餐化是相契合的。
我们在认可“口语诗”鲜活、真实、生活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泥沙俱下。当鲜活成为口水，真实成为赤裸裸，生活化成了可以接纳一切存在之物的皮囊，我们就不能不对“后口语涛”保持足够的警惕了。一个严肃的诗人’及其写作文本仅有真实是不够的，更需要有向善和向美的品格，不分青红皂白就急急忙忙把垃圾当作美味拿给读者，不但会坏了读者的胃口，而且会对诗歌本身祸患无穷。
纵观西方诗坛，那些对现当代世界诗歌发展产生了影响的重要诗人，无不同时又具有渊博的学识和独立的思想体系，这和当代中国诗人知识的贫乏和思想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当然没有必要惟西方太师马首是瞻，但我们有必要不断反省自己的写作，从最小的、可能开始，通过写作者的知识增加和思想“输血”，来提升当代诗歌的品质。
“写什么”和“怎样写”从来都是、又不仅仅是写作者个人的事情，真正的诗人不会仅仅把自己当作诗歌票友，玩家儿，他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从事的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他的文本所呈现的是自身的生存境遇，所表达的是被心灵无限放大的“我”对世界的发现、指出，对众生的关爱。他于无声处听惊雷，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从最小的可能开始，在众声喧哗里发出自己独特而浑厚的声音。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最小的可能”既包括情感、语言、细节等诗歌的基本要素，修辞运用、表现手法等操作技巧，也涵指诗人的写作态度、向度和对诗的认知、价值取向。一个严肃的诗歌写作者，只有从最小的可能开始，才能完成对自己既往写作的超越；才能站在不断重临的起点，向更高的峰顶迈进。栏目主持人：张大为
关于校园诗歌的学术话题
■ 张 克
当代诗歌的发展与校园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新时期以来历次诗歌运动或者在校园孕育，或者在被引入校园后发展成蓬勃的诗歌力量。因此，回顾中国新诗与校园文化的互动历程，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当代诗歌与校园文化问题，对于中国新诗的探索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3年3月28日至30日，正值珞功口山下樱花烂漫的时节，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当代大学生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及系列学术演讲活动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诗人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有谢冕、陆耀东、洪子诚、黄曼君、吴思敬、程光炜、陈仲义、王光明、古远清、谢克强、樊星、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唐晓渡、臧棣、张洁宇等。著名新诗研究专家、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龙泉明筹办和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诗人围绕着中心议题展开了自由和认真的讨论，并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演讲活动丰富和深化了这次研讨。 一、校园诗歌的历史与现状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大学生诗歌创作在当代诗坛的重要地位和贡献。龙泉明（武汉大学）认为，大学生始终是诗歌这一先锋艺术最活跃的因子。青年学生都有一颗浪漫的充满幻想的诗心，所以他们容易与诗结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诗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丰富、繁盛和复杂得多，这既是众多诗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众多大学生参与的结果。这期间校园诗人辈出，社团甚夥，他们以本能的冲动参与着中国新诗的创造，以满腔的热情构筑着新的校园文化。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新诗坛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诗人当中，大都在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大学背景奠定了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谢冕（北京大学）回顾了中国新诗与大学的关系，他举例说，正是闻一多等一批学者在西南联大的诗歌引导活动，使当时社会性的诗歌在校园里得到了艺术上的提升。而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正是由于被引入到校园里才发展成为蓬勃的力量。第三代诗人的活动更主要发生在校园。陆耀东（武汉大学）具体地梳理了解放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发展过程。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也以新诗的发生期特别是文学史史实为例，分析了新诗与大学校园的历史因缘。王家新（北京教育学院）则回忆了自己在武大时内心的诗的觉醒，以及立志要做闻一多、朱自清那样的诗人的心路历程。洪子诚（北京大学）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谈到了大学诗歌创作对于个人经验的重要作用，强调诗性的希望对生活平庸的反抗。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主要谈了校园诗歌的特点，在指出校园诗歌的先锋性、实验性的同时，也指出校园诗歌存在的起伏和不稳定性。他认为这与从校园诗人寻找自我方式的多样性特点有关，大量校园诗人写作的搁浅并不可怕，其写诗的经历带来的是深厚的人文情感和以人为本位的现代理性意识的觉醒。
与此同时，与会专家也认真反省了当代大学生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谢冕强调指出，校园不应是孤立的，校园诗人应努力突破视野的狭窄，要写“大诗”。他还指出了校园诗人自身的反省能力培养的重要，提醒要警惕校园诗歌中出现的遗忘苦难的倾向。吴思敬在强调校园诗歌创作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度介入的同时，更殷切地希望对大学生诗人应有博大的爱心，它应有人类之爱的广博和童心的纯洁，以见证用诗歌呵护生命的崇高性。王家新称“诗歌是一种经历”，它应从生活经历中走出来，而写诗是一条深长的路，要有深厚的基础和一颗敬畏之心。西川细致地勾勒了一个人进入诗歌写作的过程。从诗歌主要来安慰自己，到想把诗歌写得像诗，想获得一种身份感，再到想写一首好诗，滋生起诗歌写作的抱负后，诗人遭遇到的将是厌倦感和巨大的虚无感。这时自我的问题开始了，诗歌刺激你走上寻找自我的道路。这是一个轰然倒塌的时刻，也许需要思考的是，是否有必要继续写诗，是否要调整写作资源、语言认识，甚至是否要走上离经叛道式的诗歌之路。这是一个对诗人精神承受力严峻考验的时刻，无法放松和游荡。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也从诗人的心理特征方面指出诗人的诗歌创造力的萎缩和枯竭，对于一个诗人的残酷性。李润霞（南开大学）则在对南开大学校园诗歌的分析中，肯定了南开大学较为踏实和沉默的写作风格。她针对校园诗歌普遍存在的多激情而少沉实的现象也提出了直面生活的问题。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则动情地呼吁大学生诗歌创作应接上鲜活的人生底气，应服务于人性的解放与丰满。 二、校园诗歌的规训与自由 大学教育体制与诗歌教学对大学生诗歌创作走向的影响，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相对缓冲地带，在培育深厚的人文传统与人文氛围，提高大学生的精神修养层次上的重要性。同时，大学教育体制与诗歌教学对大学生诗歌创作的规训与制约更为学者关切。诗歌、知识、制度之间的复杂的纠葛关系以及如何在知识与思想之间形成互动，成为讨论的焦点。
刘川鄂（湖北大学）提供了有关大学生诗歌教育状况的调查。显然，他的调查结论并不乐观，大学生诗歌教育的滞后以及大学生与当下诗坛的隔膜尤为明显。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认为高校诗歌教育的缺失不仅在于诗歌篇目的保守，诗歌评点的缺失和误导，更重要的是大学诗歌教育受制于知识传授的思路，而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想象力上有着严重的不足。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则通过对海峡两岸校园诗歌中的自由性与封闭性的比较，指出了大学体制对诗歌走向、样态的深刻影响。西川重点谈了在大学教育中国家理性、集体理性与个人创造力的矛盾。大学诗歌教育更重于知识层面的阅读而创造力的培养不足。王毅（华中科技大学）以“诗人们的诗人”为题，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探讨了校园诗人与自己的写作资源的关系。
三、新诗的辩护与反省
对当下校园诗歌的分析认定，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对整个新诗发展历程和性质的估价。臧棣（北京大学）认为，我们在新诗的诗歌语言的立场上，应态度明确。现代诗歌语言理念的核心是要消除语言的禁忌，否定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主张采用散文化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承认现代散文、小说语言是成熟的，就没有理由说新诗的语言是不成熟的，因为它们用的都是散文化的语言。西川谈到了自己对诗情认识的改变和自己对空间处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迷恋。他试图在新诗所处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中找一个平衡。樊星（武汉大学）则质疑了在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下，一部分诗歌由具备机趣和隽永意味的世俗性的表达，滑落向鄙俗化的趋向，强调在诗歌与生活的界限问题上，诗歌不能仅仅成为宣泄的器皿。谢克强（湖北省作家协会）坚持认为诗应回到抒情的原点。诗应是生命的激动，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它与技巧无关，而当诗无法掩护诗人时，诗人要以血肉之躯掩护诗。赵小琪（武汉大学）结合武汉大学第二十届樱花诗赛中的作品，透视了泛媒体时代的诗歌先锋性与流行性的扭结。他认为应充分估计在信息媒介的强烈介入下，文学生产与其他形式的文化及娱乐生产相纠缠的复杂性。关于媒体的介入对包括校园诗歌在内的当下中国新诗的影响，陈仲义（厦门职工大学）的发言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他详细考察了中国大陆诗歌网站的数量、组成模块、特征，认为网络诗歌以其数十倍于平介媒体的数量，更为快捷的方式，已进入千家万户的视野之中，将会带来一次全民的诗歌大练兵。他通过对国内重要诗歌网站的分析，提出了网络诗歌之于当下诗歌的一系列问题，即网络诗歌的诗学意义究竟何在？它涉及到网络对诗歌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渗透，技术化对诗歌的浸润、损伤，网络对诗歌原有的单纯性、质地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