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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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平公在田常的专政之下，在位二十五年而卒；子积立，是为齐宣公。田常的儿子田襄子、孙子田庄子相继为齐宣公相。齐宣公在位五十一年而卒。齐平公、齐宣公在位期间没有任何权力，老老实实听任田氏摆布。齐宣公死后，其子贷立，是为齐康公。“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 ＇41＇ 田庄子的儿子田和将齐康公迁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42＇ 姜齐政权彻底覆灭。
田和乃自立为齐君，国号仍定为齐，史称田和为田太公和。田氏完全拥有了齐国。
公元前 386 年，田太公和请求魏文侯 （ 此时韩、赵、魏三家分晋，并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 ） 向周天子说情，请天子承认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允许，田和正式成为诸侯国君。田氏贵族在齐国代替了姜姓贵族的统治，完成了田氏代姜的大业。
二、三家分晋
春秋后期，晋国经过君权与族权，族权之间的较量，公室衰弱，政归六卿、即智氏、魏氏、韩氏、赵氏、范氏、中行氏，形成了晋政多门的局面。又经过一翻激烈的斗争，范氏、中行氏被灭，晋国还剩智、魏、韩、赵四大家族。
赵简子死后，立其贱妾之子为族长，即赵襄子。智伯看不起赵襄子，于是两家相恶。晋国智伯是晋国最强的家族，愈加骄纵无礼。智伯要求韩、赵、魏三家各割给他一个邑。韩、魏都给了他，但由于赵襄子与智伯有怨隙，不与智伯邑。智伯大怒，遂率韩、魏以攻赵氏，赵襄子乃逃奔晋阳以保。
智、韩、魏三家攻晋阳，引汾水灌城，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由于韩、魏是迫于智伯的压力来攻打赵氏的，如赵氏被灭，则韩、魏也难免为智氏所并，故韩、魏怀着惴惴之心，生恐赵氏灭族，自己也遭不测。赵襄子在城中也看到了韩、魏与智伯的矛盾，于是派张孟谈夜间坠城而出，私见韩、魏，三家共谋，内应外合以攻智伯。公元前 471 年，韩、赵、魏三家共杀智伯，尽并智伯之地。晋国六卿火并的结果，范氏、中行氏、智氏灭族，韩、赵、魏三家更为强大。晋国在火并范氏、中行氏之时，智、赵、韩、魏四卿不经过晋君，共分范、中行二族的采邑，智伯得的最多，引起了晋出公的强烈不满，但晋君根本没有能力干涉。晋出公使人告齐、鲁，欲以讨伐四卿的不臣之罪。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死于道路。四卿乃立昭公之曾孙骄，是为晋哀公。是时，晋国之政皆决于智伯，晋哀公根本无任何权力。
哀公死，子柳即位，是为晋幽公。智伯已灭，晋国韩、赵、魏三家专权。幽公害怕，反而朝于韩、赵、魏三卿。晋公室只有绛、曲沃二个邑，绛为国都，曲沃为宗邑。晋国的大片辖地皆为韩、赵、魏三家瓜分。
晋幽公以乐慆忧，夜间外出，被盗所杀。魏氏宗族长斯自立为侯，称魏文侯。魏文侯又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 公元前 403 年 ） ，周王室正式册封魏文侯斯、赵烈侯籍、韩景侯虔为诸侯。
晋烈公死，又经过孝公、静公。静公二年，韩、赵、魏三家“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 ＇43＇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统治者都看到民的作用，知道如果没有民的支持，贵族的统治就会崩溃。如卫懿公好鹤而轻民，封鹤为鹤大夫，让鹤乘只有大夫才能乘的华美的车子。公前 660 年，狄人政卫。卫懿公征发国人以御狄人。国人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 ” ＇44＇ 国人皆放下武器不战，狄人入卫，杀卫懿公。
有识之士看到民的力量，因此产生了重民思想和民本思想。《左传·桓公六年》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云：“诸侯非民事不举。”即国君如果没有民的支持将一事无成。《左传·成公十七年》云：“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 ？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秦史籍中记载有关民本思想的内容，比比皆是，说明春秋时期我国思想界已经把民看得高于神了。这种重民思想相对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当又是一个进步。
齐国的思想家晏婴，多次拒绝国君的赏赐和封邑。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基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如他住的地方离市场很近，喧闹嘈杂，齐景公想给他换一处住宅。晏婴说，由于地住的离市井近，了解物品价格的贵贱，知道“踊贵屦贱”，这是齐国刑罚太重的原因，劝齐景公省刑。 ＇45＇ 晏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 ＇46＇
《国语·鲁语上》记载：长勺之战，曹刿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这些记载也表现出神是听于民的，“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是一种轻天、轻神、重民的思想意识。
《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用 曾阝 子 （ 小国 曾阝 之君 ） 为牺牲祭于次睢之社 （ 当是睢水之旁的社 ） 。司马子鱼批评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 齐桓公存三之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 得死为幸。”司马子鱼认为，用人为牲去祭祀“淫昏之鬼” （ 指次睢之社神 ） ，是失德的。民才是神之主。宋襄公如此用人祭，是不会得到庇护的，而最后是难得善终的。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 ”人祭、人殉都遭到极大的遗责。
春秋时期，在有识之士眼中，民是重于神的。
民的地位也是高于国君的。齐国晏婴就认为社稷和民是重于国君的。大臣的工作是为了社稷和民，而不是为了国君个人。齐庄公因与崔杼之妻私通，而被崔杼杀死。
晏婴不从其死，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 ＇47＇ 孟子亦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8＇ 把民看高于国君、高于社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民”的重视。民是国之本，这种民本思想是可贵的。
二、唯物辩证思想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地位下降，日益衰微，而诸侯大国迅速发展，成为霸主国，如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内的一些旧贵族也沦为下层平民，甚至奴隶。《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的贵族时说：“栾、 谷阝 、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录。”就是说，象栾、 谷阝 等大贵族，已经降为奴隶了。又如晋国出现了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现象，最终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后果。而齐国姜氏贵族权力丧失，发生了“田氏代齐”，江山改姓的悲剧。这些史实在思想家的头脑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映。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晋国史墨云：“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种思想具有朴素的辨证法因素。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生了疥，已经一年了，还不见好，并且由疥转成热虐。有人请诛祝、史，告诉齐景公说：“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晏婴认为，景公之病不能归罪于祝，史。今齐国之政腐朽不堪，“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於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 君若欲诛於祝、史，修德而后可。”晏婴不相信景公的病是由于祝、史祈祷不力而致，一口气尽数齐之敝政，斩刈民力之罪，规劝齐景公为政以德、以仁，可谓用心良苦，也说明晏婴不相信鬼、神的唯物主义思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认为：“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祀河。 ＇49＇ 公元前 489 年，楚国又出现灾异之象，”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认为，这是“灾异”之象，要降到楚王身上，“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 ？ 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 ？ 有罪受罚，又焉移之 ？ ”遂弗禜。 ＇50＇ 楚昭王不相信灾异之说，弗祭、弗禜。孔子曾赞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51＇
公元前 516 年，齐国出现彗星。按照当时的说法，彗星出现，也是灾祸的象征。齐景公赶快使人禳祭。晏婴认为，假如国君有美好的德政，还怕什么彗星 ？ 反之，如果国君象桀、纣一样暴虐，违大命而乱德，那么既使祈祷又有什么用处 ？ ＇52＇
春秋时期，无神论和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皆已产生。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个
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些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这些思想表明人们对事物、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代表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
三、巫术思想
春秋社会出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思想，但也同时存在着迷信的巫术思想。
祭祀在春秋时期非常盛行，号称“淫祀。”《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又云：“陈国，今淮阳之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信巫鬼，重淫祀，还是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主导意识。
《吕氏春秋·异宝》记载：“楚孙叔敖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这段意为，寝丘者，人们认为不利之地，名字也恶，楚越人迷信，故人不会争。因此可长保此地。
解放前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时期楚帛书，计有九百余字，分为《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这些篇的内容就是论述天象灾异的。楚国贵族将天象灾异的学说写在帛书上，并藏在墓穴中，说明战国时期楚国巫术思想的盛行。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有用羊判案的情况。《墨子·明鬼》记载：齐庄公有两个臣，一名王里国，一名中里徼。“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於是 氵出 洫， 扌恶 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槁之，殪之盟所。”中里徼从而败诉，并被触死。《论衡·里应》云：“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不触。”这种以羊断狱诉的做法，荒唐之至，应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陈公子完逃到齐国，齐桓公任之为工正。公子完请齐桓公饮酒，酒至酣。天已黑，桓公乃请以火继之而饮。公子完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公子完固然是不敢导国君侈饮而以“未卜其夜”而推辞，但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每逢大事之前要行占卜，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习俗。这种现象和习俗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而出现的。
四、道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老子
道家学派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对中国历代王朝起过重要的作用。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也。”《集解》引《地理志》云：“苦县属陈国。”春秋时期，陈虽为楚国所灭，但很快复国，故陈还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太史公所说的“楚苦县”，是按西汉人的地理概念写的，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一文中所说的“南楚”、“东楚”一样。
老子是陈国思想家。他掌管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是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不能算做楚国思想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治国方式。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有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53＇ 这是一幅原始公社复归的蓝图，老子不满意当时的社会现象，在反对大国侵略小国的基础上，产生了恢复原始公社的理想。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54＇ 统治阶级应无为，不要折腾老百姓，老百姓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主张天下“均平”，反对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分化，他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55＇ 老子反对上下尊卑贵贱的礼，主张人人平等。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56＇
老子反对战争。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以得志於天下矣。”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 ＇57＇
老子认为世界上有一个万物之源的本体“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 ＇58＇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本来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法则。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源。道，是精神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老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59＇ 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60＇ 它揭示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深化的表现。
五、儒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儒家学说是先秦时期形成的。自西汉至清朝，它一直是封建王朝正统的理论和统治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之深、之长久都是空前的。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我国伟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理论。唐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