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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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韩国公子，曾与李斯师事荀卿，善著书。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见之，甚悦，乃急攻韩，索取韩非，韩王乃使韩非使秦。但是在秦国，韩非遭李斯、姚贾的谗害而死。　韩非子主张，国君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保证这种权威，韩非子提出国君驾驭臣下的“七术”，指出威胁国君权有“六微”和“八奸。”韩非子认为刑、德之权必需掌握在国君手中，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86＇　也就是说，国君必须牢牢握住生杀予夺之权。　韩非认为赏、刑必须严格依法。《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法皆是国君统治必须掌握的工具。《韩非子·有度》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认为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国君用法，要不阿贵，不挠曲，使智者不能开脱，勇者不敢争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法家的理论，虽然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但是有些理论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在哲学思想上，韩非子与老子有共同之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子与老子一样，认为天下万物之本是“道。”韩非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87＇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88＇韩非子赋予“道”更多的政治性。如《韩非子·主道》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89＇　韩非子研究“道”，是为了让国君以知“万物之源”、“善败之端。”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对世界的认识论方面是唯物的辩证的。他反对龟卜蓍筮。如《饰邪》一篇记载，赵国攻燕，“凿龟数筮，兆曰大吉。”赵国取得胜利。燕攻赵，亦卜筮大吉，但是却遭到失败。韩非说：“龟筮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持之，愚莫大焉。”“用时日，事鬼神，信小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90＇　韩非子认为，把复杂的事物比较分析，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韩非子·杨权》云：“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还说：“智术之土，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91＇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92＇　如何把对事物的认识转移到对人的认识，韩非子提出，国君必须烛私明察，不要只听其谈，而要观其行，责其用，全而考察，才能真正地得到人才，他的认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其特点是与政治结合。
其他学派　
阴阳学派的鼻祖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十余万言。”由此可见，邹衍因诸侯国君“淫侈，不能尚德”，才创立阴阳学说，企图惊动帝王，为帝王服务。《盐铁论·论邹》云：“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比喻王公列士。”　
邹衍提出了“五德转移”的学说。他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93＇　“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所演绎的德行，即《尚书·洪范》所说的“五行。”邹衍把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与朝代兴衰相附会。　
邹衍认为，五德相胜相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五德的相胜，　
是从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的转变。每一种新的物质都在旧的物质中孕育产生，从量变到质变，逐渐代替母体，形成新物质。这实际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但是邹衍把五德相胜相克的理论与人世间王朝的更替变化相附会，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转移受五德转移相胜说的制约，从而使之具有了神秘的色彩，把“五德”相胜说推向了唯心主义。　
名家是一个探讨名、实关系的学派。他们“控名责实，参伍不失，”　＇94＇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95＇　名家研究名、实关系，具有丰富的思辩性和逻辑性。名家最有名的学者是公孙龙。公孙龙、赵国人。公孙龙反对战争，主张偃兵，兼爱天下。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暴政，具有儒家思想倾向。　
公孙龙最著名的是“白马非马”的论点。《公孙龙子·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里是指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指一般的马，包括黑马、红马、白马、黄马。而白马，则专指白色的马。故可以说：白马非马。　
公孙龙的另外一个哲学命题是“坚白论。”公孙龙认为，一个又坚又白的石头，人之目只见其白，手只能拊其坚。他说：“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不可谓无坚，不可谓无白，其异任也。其无以代也。坚白域于石，恶乎离　？　”　＇96＇　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石头的坚、白性质，要目、手共同感觉，才能得出“坚白石”的结论。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鄄之间　（　约当今山东荷泽一带　）　。司马迁《史记·孙子列传》中认为孙膑是继孙武的后代子孙。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宾法》和《孙膑兵法》。孙膑曾为齐威王之军师。他创造的“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军事方略，显名于世，并著有《孙膑兵法》。其兵学思想与孙武相似，具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孙膑更重视战争中的阵法、士气、选卒、维护军令的威严等。孙膑是继孙武以后我国历史上留下兵学理论的优秀军事家。　
许行，战国时期楚人。他假托“神农之言”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许行，史书记载不多，《孟子·滕文公》记载了一些有关许行的思想和活动。许行代表农民提出“君民并耕”的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孟子·滕文公》记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以自养也，恶得贤　？　”许行要求君民并耕，国君与民同耕才是贤君，而滕国有府库，则是收括聚敛而来，故滕君不算贤明的君主。　
在商业贸易方面，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97＇　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对富商大贾欺行霸市，渔取重利的不满，反映了农民要求公平的市场交易的愿望。　
许行主张君民并耕，反对不劳而获，表现了下层农民要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理想。许行希望有一个贤明的国民，实施仁政，来实现他君民并耕的思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许行为代表的农家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是世外桃源式的幻想。但许行的社会理想，主张均平，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思想，闪耀着平等思想的火花，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可贵的。
二、史学和文学艺术　
《左传》是春秋战国史学的伟大成就。有人认为《左传》为春秋时期的瞽史左丘明所做。《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研究者有认为《国语》，是诸侯各国语，即《左传》。徐中舒先生认为：“《左传》出自左丘明的传诵，……由子夏一再传弟子收集更多的文献，排比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　＇98＇　
杨宽先生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依据各国瞽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一种‘传'的。”　＇99＇　
《左传》成书年代在战国，记载了上始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468　年　）　计　255　年的历史。《左传》史实丰富，文辞优美、生动，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必读书籍。　
《国语》亦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战国时成书。《国语》包括《周语》、《晋语》、《楚语》、《郑语》、《齐语》、《鲁语》、《越语》、《吴语》等。该书偏重于记载各国贵族的言论，属于《语》一类的书。　
相传《国语》亦是丘明所著，《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它保存了不少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国语》的成书亦在战国。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西汉刘向校勘整理。该书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的不同写本，皆是西汉宫廷藏书。刘向根据这些不同的写本，删去重复，重新编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即今流传之本《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两种重要史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纪年》记载了自黄帝至魏襄王二十年之事，成书在战国。《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之事。书中说周穆王西游曾到过中亚，曾在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此书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仍是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诸子都是优秀的散文家。诸子的文章，思想开阔，语言生动，文辞多采，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庄子的文章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荀子语言生动，说理透彻；韩非子峻峭尖刻，锋芒毕露。如庄子用“望洋兴叹”的故事来比喻见认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用“守株待兔”来比喻政治上的保守派。这些寓言寓意深刻，有极强的感染力。　
战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所作。屈原是楚怀王的左徒，“博文强志，娴于辞令，”很得楚怀王的信任。其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免去屈原的官，将其流放。屈原被流放，初在汉北，后又放逐江南。楚国政治日益腐败，他悲愤之极，於旧历五月五日，投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放逐中，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二十五篇。其作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离骚》、《远游》、《渔父》、《卜居》、《九章》，是写作者被放逐后的苦闷心情，表现作者对故国强烈的热爱。第二类主要是《天问》，是作者在流放中，对自然界、古代史迹发问的诗篇。作者提出一百多个问题，诗中保留了古代的传说和史料，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第三类作品《九歌》，是作者利用楚地的神话、民歌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歌。　
《楚辞》以其磅礴雄伟的气势，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清新的文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太史公说：“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00＇　屈原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之后，宋玉的《九辩》亦是抒情诗歌的文学杰作。《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战国时期，以《离骚》、《天问》、《九歌》为代表的楚国辞赋确实形成一个文学的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土有编钟、石磬等乐器。这个时期的贵族家庭多有乐器，称为“钟鸣鼎食”之家。这些现象表明音乐已经走进了许多贵族的家庭，成为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荀子·乐论》云：“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管龠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荀子道尽了所有的乐器象征的意义，说明荀子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　
《礼记·乐记》是一篇研究音乐的文章。该文研究了音乐的起源，是“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论述了音乐的作用、种类、意义等。《乐记》及《荀子·乐论》皆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学术著作。　
先秦时期，凡有大事皆需行礼作乐。如战争有军乐，婚庆有喜乐，丧有哀乐等。《史记·孔　
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中国自古就是诗书礼义之邦，音乐是先秦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部门。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我国的天文历法有进一步发展。　
周烈王时，即公元前　370　年左右，我国出现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四分历规定一年为　365　又四分之一天，十九年之中置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古罗马公元前　46　年曾创造《儒略历》，与我国的《颛顼历》相同，但要晚　300　多年。《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101＇　
在制定历法的同时，人们还注重气候和物候的变化。战国时期，根据黄河流域气候的变化，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如冬至、夏至、雨水、惊蛰、霜降、春分、清明等。这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杰出创造，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开始对天空星辰星象的观察与研究。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东椁室出土一个漆箱盖。箱盖中心有用毛笔写的一个大的篆字“斗。”围绕“斗”一圈是用篆字写的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名称按顺时针排列：角、亢、氐、方、心、尾、箕、斗、牛、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委女、胃、矛、毕、此　（　隹　）　、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这里不仅记载了二十八宿的名称，还记载了星宿在天空中的方位。　
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记载，及《吕氏春秋·有始览》都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二十八宿的记载。　
战国时期，有专门研究天象者。《史记·天官书》云：“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甘德，或曰鲁人，或曰楚人；《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曰：“《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则是魏人。后人二人的书合在一起，称之为《甘石星经》。该书测定恒星　120　颗，记录了这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并绘成星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1973　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一部《天文气象杂占》，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该书绘有二百五十幅云气、彗星、恒星的图象，其中有二十九幅是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