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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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是漠北一类特殊的政区，有一定独立性。元政府在至元年间曾将大批汉军、南宋降附军（南人）、蒙古军民等调往那里，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
2　．西北地区：名义上，元朝的疆域很辽阔，应包括四个宗藩国，但四化上汗国实际上呈独立和半独立状态。元朝直辖地主要包括今天新疆、青海的部分地域和甘肃大部。甘肃行省（原西厦大部分领土）在元朝地方官员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得到了恢复和重修，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今天新疆地区，是畏兀儿人聚居区，元朝也设官府，置大都护、副都护等。置驿站，设屯戍，行交钞，计亩征税。并有不少汉人，在那里与回纥人共同生活。各族进一步融合，对开发大西北共同做出了贡献。　
3　．西藏地区　
唐朝时强大的吐蕃王国在　9　世纪以后由于内乱分裂了，　11　世纪时。（即北宋时），西藏地区佛教寺院势力发展壮大起来，寺院僧侣集团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大扩张，使地方世族首领转而投靠和依赖寺院僧侣集团。于是在西藏地区出现了各个佛教教派，各教派都以大寺院为中心，形成由住持统治的宗教小王国。如乌思（前藏）地区的噶丹派；后藏盛行萨斯迦派等等，搽里八派活动在搽里（今拉萨东南）等等。这种政教分裂、互相斗争的状况，直到　13　世纪中叶（南宋后期）才发生变化。　
1239　年，蒙古派军进入乌思藏，　1244　年，如前所述，蒙古皇子阔端召见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简称萨班），萨班带着他的侄子八思巴于　1246　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　1247　年，阔端与萨班议定藏地归附蒙古条款，（蒙古与西藏建立了宗藩关系），并由萨班致书乌思、藏、纳里（今阿里），各地僧侣首领，在萨迦派的带动下，各教派首领均归附蒙古。由于西藏政治上分裂，各地还有一些未归附的部落，蒙古对这些地区继续用兵或招降，直到忽必烈时代，才完成对西藏地区的完全控制。　
至元六年（　1269　），忽必烈封皇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西藏地区为其封地，此后，西藏地区一直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随着元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藩王权势削弱，西藏地区军民财赋由元朝朝廷设置的地方官府进行管理，并统辖于中央宣政院。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所以西藏地区不设行省。宣政院和一般行省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央它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不必经过中书省，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藏的重视。同时，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忽必烈采取了扶植宗教势力，帮助自己进行统治的政策。“因其俗而柔其人”。他扶植率先归附的萨斯迦派，封该派新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即帝师），命八思巴之弟萨斯迦寺恰纳统治西藏地区。　
元朝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置都元帅、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前后藏又分　13　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元政府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由元朝中央政府所规定。　
4　．在云南地区　
两宋时云南为大理国统治。在灭南宋前，为了实施忽必烈从西南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战术，蒙古军必须攻下大理。公元　1253　年，蒙古军在忽必烈率领下挺进到大理，并于　1254　年初灭大理国。至元十一年，元政府在大理国旧地建置云南行省，按内地制度，设置路、府、州、县。但除了行省主要由流官担任外，路以下各级官府机构中大部分任用土官，由当地土著民族上层人物担任，有品秩而不入流。云南行省辖区包括今天云南全省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区。在这里，元朝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实行屯田，推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云南地区真正与祖国内地统一起来。云南与内地统一为一体，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5　．台湾、澎湖地区　
南宋时，澎湖已与泉州的晋江县确立了较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进一步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地区，并征收盐税。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同时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归湖广行省管辖，元朝政府也对那里进行了有效管理。　
6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除汉族、蒙古族外，还有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众多民族或部族。　
元朝在东北地区设有辽阳行省，下设七路一府，并建陆站　120　处。行省辖境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与高丽接壤。州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诸路。北部诸族土广人稀，处于游牧状态，有五个军民万户府。汉人、蒙古人和当地的女真人，共同开发，促进了黑龙江下游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总之，元朝是我国规模空前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和交流，开发了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时在中国形成，对民族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蒙古族也形成于此时。　
7　．驿站与急递铺　
为了加强大一统国家的内部联系，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迅速传递信息，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站和急递铺系统。　
“站”一词来自蒙古语，在元朝它往往与“驿”合用，并渐渐取代后者，沿用至今如（车站）。元朝建立后，大力发展驿站制度，做到了“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史》卷　63　《地理志六》）“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永乐大典》卷　19419　《站赤》）　
元政府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站，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今黑龙江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钦察两汗国，西南抵乌思藏（今前、后藏地区），南接安南（今越南北部）、缅国，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全国共设有驿站（或曰站赤）　1500　处。分为水站、陆站等。　
驿站主要为各级政府因公差遣人员服务，提供交通工具、住所、饮食、薪炭等，也用来运输官府物资，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各站设提领、副使、百户、司吏等职，大站在提领之上复设有驿令。具体服务人员从当地百姓中签发，单立户籍，称站户。每站站户数目或上千，或数百，全国共　30　万户以上。　
因公乘驿人员在要求驿站提供服务时，必须出示凭证。乘驿凭证主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圆牌”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统一铸造，严格管理。佩戴圆牌的使者，享有择骑良马，兼程驰驿以至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一般差遣人员用“铺马圣旨”乘驿。铺马圣旨用蒙古文书写，标明起马数目，通常由中书省奏准，加盖御玺，颁发给诸王贵族和各级官府，并填写领受者名称，以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在重要城市或一些大的驿站，朝廷专设检查官（脱脱禾孙），专职稽查过往使臣的真伪，以及人员、物品是否违规。　
急递铺是元代的官方邮递系统。每　10　里或　15　里、　25　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五人，负责传递文书。　各级地方官府皆委正官一人提调。路置总铺，中央置总急递铺提领所。急递铺只递送公文，一般不送物件。所递公文皆经编号，逐铺传送，交接时必须办清登记手续，以备查验。传递速度规定为一昼夜　400　里，急件　500　里。铺兵腰系铜铃，持枪挟雨衣，夜则持火矩，赍文书疾行。沿途行人闻声让路，急递铺与驿站相辅而行，在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方面，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书上讲的户等和赋役制较详自己看）　
在金元之际，即蒙古国时期，由于战乱，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破坏。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改变百姓流亡，土地抛荒的状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主要有：（见教材　P180　－　182　）　
1　、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如成立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派劝农官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并以招诱逃户，安置流民的多少，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绩好坏来赏罚地方官员。　
2　、保护农田，招集流亡，鼓励开荒。　
3　、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　
4　、兴修水利。在中央设都水监，地方设河渠司，专门主持兴修水利的有关事宜。张文谦、郭守敬在西夏故地，修浚唐来、汉延等古渠，溉田九万余顷。同时，还修筑了其他许多工程。　
此外，元政府还多次下令减免租税。以上措施的推行收到了很大成效。“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卷首）。“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间，北方基本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遂得到了恢复发展。主要表现在：　
①人口增加：　
中统三年（　1262　年），北京地区户数为　1476146　，每户以五口计，共　700　余万口，还不到金代人口数的　1/6　。由此可见战乱对人口造成的破坏。至元十三年灭宋后，江南户口变化不大，这时南北户口相加是　11338370　户，共　5600　余万口。到至元十三年，全国统计户数已达　14002760　余户，约　7000　万口。估计元朝最高人口数字在　8000　到　9000　万之间，与宋金对峙时期的口数相去不远。②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有所恢复和提高，由来已久的南、北方经济差异，在元朝进一步加大。南方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的税粮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即超出全国的　1/3　。③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是元朝前期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一基主要成就。如漠北、云南等地。　
二、手工业的发展　
元朝手工业在宋金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中，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　
1　、官办手工业的发展　
2　、私营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实行重商政策。对许多重要商品，如盐、铁（包括铁器）、贵金属、茶、酒、醋等，采取专利垄断政策，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将经营权转卖给商人，国家抽分其利。对一般民间贸易征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贵族、官吏、寺院也依靠其政治特权积极参与经商活动。其中斡脱商人（即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官商）最为活跃。政府与贵族官僚频繁卷入经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的繁荣，同时又使这种繁荣带有畸形色彩，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破坏。斡脱倚势横行，靠高利贷牟取暴利，导致很多负债人倾家荡产，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大一统局面的重建，交通运输发达等因素，元朝商业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表现如货币方面：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钞作为主币来发行。中统元年（　1260　）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面值从　10　文到　2　贯，共分　10　等。习惯上称钞　1　贯为　1　两；　50　贯为　1　锭；百文为　1　钱，　10　文为　1　分。中统钞以银为钞本，法定比价每钞　2　贯（两）同白银　1　两。中央设诸路产钞都提举司，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上各路设交钞库（也称行用库）为兑换机关。纸币轻便，易于携带，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有不少商人靠经商致富。　
元朝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七市舶司，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宁波）三处。其中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因生长刺桐树，在世界上以“刺桐城”著称。至元三十年（　1293　年），元廷颁布市舶法则　20　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　1/30　为商税。　
对外贸易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　
国家的统一，交通的便利南北水运系统的整理和海运的开通，、货币统一，手工业的发展，使元代商业空前发展繁荣其主要表现在：①大城市的繁荣发展。如大都“汗八里”是当时全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来自东欧、西亚、非洲、日本等东南亚各地的商队，使团纷纷来到大都，使大都的国际商贸活动频繁。由于领土的空前辽阔，国内各地运往大都的货物也空前繁多，大都城内商贸发达。除大都外，沿国内陆路交通干线，还兴起了一系列新的大中城市。杭州等旧有城市继续繁荣，在新交通干道或水运沿线又兴起了一批新的工商业城市、城镇。如淮安、临清、济宁、松江、太仓、直沽等。云南、西藏、漠北均纳入了全国统一的商业网。沿着运河和长江（水运干线），原有的商贸城市仍非常发达。在南宋沿用海城市发达的基础上，由于元朝统治者开放的海洋意识，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其中泉州跃居第一。　
元代商业的发展与统治者的“重商政策”有很大关系。其重商政策：一是降低商业税率；二是不限制官僚贵族经商；三是积极招徕外商。不但鼓励私人经商，政府也组织商船队兼营海外贸易（行泉府司）。市舶收入很可观。也有些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如专卖法放宽，专卖乃至农具等。盐课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半以上。　
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同时，元朝的高利贷商业了大为兴盛。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地区就出现了高利贷。最初，由蒙古贵族提供本银，委托中亚木速蛮（即伊斯兰教徒）商人经营商业，从中生收高额息银。利息很高，被称为“羊羔息”、“羊羔儿利”。当时经营高利贷的中亚商人称斡脱，因此，高利贷钱便称“斡脱钱”。　
建元朝以后，政府设立了斡脱户，设立斡脱总管府（　1267　）、斡脱所（　1272　）、斡脱总管府（　1283　）等机构，为斡脱商人提供种种特权，他们可以不服差役、不纳商税。后来，凡用官本从事高利贷或其他商务活动的，都一概称为斡脱，词意已不限于中亚商人了。当时除斡脱钱外，寺院、官府、地主们都兼营高利贷。高利贷的盛行，加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第四节　元朝的社会矛盾及其灭亡　
一、治国方针存在的问题　
1　、汉法推行的停滞：　
忽必烈曾推崇汉法，并建立了元朝，但是，推行汉法的方针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因为，蒙古贵族在新王朝的统治地位是依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的，如果彻底推行汉法，势必取消这一类民族特权，这当然是蒙古贵族所反对的。因此，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在完成统治重心的转变，大体上仿照中原王朝以往的作法建立了一套典章制度以后，迅速向保守的方面转化。他们对推行汉法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拒绝改变一些蒙古族原有的落后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热衷于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搜刮财富，使元初刚刚缓和的社会矛盾很快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