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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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原有的落后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热衷于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搜刮财富，使元初刚刚缓和的社会矛盾很快便激化起来。　
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初，已将王朝的创建原则定为“祖述”（继承蒙古旧制）和“变通”（进行汉化改革）。他曾大力引用汉族上层人士参预政权。但是　1262　年（中统三年）爆发的李璮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情绪，因此，另一支政治势力——色目人官僚集团乘机崛起。汉人在政权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一般由蒙古人为长，其下参用汉人和色目人。有影响的汉人纷纷被从要职上排挤出来。随着政权的渐次稳定，有关汉化的重大举措屡议屡置，悬而不决。如科举。如修订法典迟缓等。　
2　、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　
由于推行汉法的停滞，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被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有：　
①投下制度。　②斡脱制度。　③赐赉制度。　④怯薛制度。　⑤达鲁花赤制度、札鲁忽赤制度等，对地方政治、对司法体制均有破坏作用。　
3　、频繁的对外战争：　
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完成灭宋，统一中国的事业后，并未偃兵息武，而是继续对外扩张，先后对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发动了战争。如至元十一年攻打日本遭遇台风而大败回，后，又在至元十八年特设征东行省（日本行省），负责其事，兵分两路　14　万人，　4400　艘战船，也是因日本防守严密、再次遭遇台风而大败，得还将士仅　1/5　。　
向南，则有两次对安南（今越南北部）发动战争。也以失败告终。又将征伐矛头指向爪哇。缅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等。　
频繁的战争，超出了尚未完全复苏的社会的承受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元朝中后期的统治危机：　
大一统的完成，是元朝国运的顶峰。与此同时，中衰的因素已逐渐孕育起来。前代大一统王朝在统一后，往往都统历一个上升阶段，鼎盛时期持续较长，被史家称为“盛世”。但在元朝，这样一个较长时间的“盛世”并未出现。大一统带来的各种促进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有利条件，在元朝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汉法推行的迟滞和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使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长期难以弥合。统治者的苛剥敛财和对外战争等都促使统治危机在元朝过早地出现了。（其表现就是至元年间江南就爆发了一系列大小规模的反元起义）。　
1　、政治危机：　
①元朝的政治危机首先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　②其次，大臣专权局面的存在。　③其三，皇帝的怠政和权臣当政，其恶果便是政风极度腐败。　
2　、社会结构、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A　、民族等级制度　B　：南北方土地关系的差异　C　：生产关系的倒退　
3　、财政危机：　
与其他王朝类似，元朝在中后期，也长时间为财政问题所困扰，财政开支巨大，入不敷出。而同其他王朝相比，元朝的财政支出制度尤为混乱，缺乏章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财政开支的主要名目也多少带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①皇室费用的支出相当巨大。　②元朝财政支出的另一大项是赏赐。　③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财政支出项目，如军费、官俸、赈济等。　
三、元朝的覆亡　
1　、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　
从成宗即位到顺帝在位时期，元朝的统治大体上一直维持着稳定。但在稳定的表象之下，社会又始终孕育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各地的武装反元起事绵延不断，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先后在江西赣州、广西、江南、西南、河北沧州、江西宁都州等等地方都有较大规模的起义反抗。　
顺帝在位初期，权相伯颜把持朝政，此后，地方政局不稳的状况日益严重。起义更多。虽有脱脱为相时略加整顿，但已无法挽回颓势。　
在此期间，自然灾害也更加严重。黄河决口使河黄河中下游南北广大地区均受其害，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使元朝财政收入大减（殃及运河漕运及治海盐的生产）。为了挽回财政收入，元廷采用大臣建议，发民工　15　万、戍卒　2　万开始整治黄河，工程持续数月，从至正十一年（　1351　）四月至十一月完工，河归故道。　
这次工程就治河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把民不聊生的穷苦百姓集中在工地上，又为反抗活动的策划和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上述原因，这次治河工程遂与至正十年的变更钞法之举共同成为元末大起义的导火线。　
2　、白莲教与反元大起义的爆发　
3　、元末的中枢政局　
在各地反元浪潮的冲击下，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江淮的动荡局势阻断了南方赋入的征收和北运，中央政府财政已无法支撑，大都一带的粮食供应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加上饥荒和疫病流行，百姓大批死亡。　
同时，最高统治者元顺宗却长期怠政，沉溺于游宴淫乐。皇帝不作为引发了皇后与太子及其他拿权大臣之间的权力倾轧。顺帝在位后期，宫廷斗争又与军阀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元末大动乱中，以结寨自保的地主武装“义兵”为核心，在北方形成了几支新的军阀集团。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残杀，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此时，新崛起的红巾军别支朱元璋已统一南方，对内江不断的元廷发起了最后致命的一击。　
4　、元明嬗代
第五节　元朝的文化　
一、哲学　
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程朱理学，在金元之际北传。金朝儒士最早是通过南宋使臣的出现得见南宋理学著作的。大约在　1219　、　1220　至　1232　年间，张九年的《道学发源》在金境公开刊布。蒙古窝阔台时，蒙古军伐宋，　1235　年灭金之次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及其僚属姚枢随军攻南宋，受命在俘虏中搜求儒、道、释、医、卜及酒工、乐人等百工技艺之人，“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其中，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分贡进士儒士赵复被俘虏到北方，蒙古大臣杨淮中遂于燕京创设太极书院，延请赵复在其中任教。赵复本是理学信徒，人称江汉先生，他在大都的讲学、著述等活动，第一次使北方学术界比较完整地接触到了程朱理学的基本内容。此后，北方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其中许衡、刘因号称元朝前期北方两大儒。因此，赵复，被称为北方理学的开山祖。　
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布，是和忽必烈的兴学方针与许衡的学校制度分不开的。忽必烈一即帝位，便在中统三年（　1262　年）创设诸路提举学校官，　1271　年以后在京城及各地办学。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祭酒，编写了多种浅近的理学著作用于教学，大大扩展了理学的影响，被后人尊奉为朱熹道统的继承者。但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对程朱理学加以简化、通俗化、普及化，缺乏创新与深度。刘因在其所阐述的理论重点上与许衡略有不同，但其学术造诣也不很高。　
元灭南宋以后，理学著述大批流入北方，对旧学风冲击很大。在此前后，元朝的学校制度逐渐定型，“一分一社皆有学”。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统治地位的确立。元朝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许衡任国子祭酒时制定的，教读之法完全取自朱熹。元朝地方学校继续兴盛，至元二十八年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和各县学内普遍设立小学，后又推广至全国。“由京师达于郡邑，海隅缴塞，四方万里之外，无不立学。”（黄　溍　《金华集》卷　9　，《重修绍兴路儒学记》）私人所办书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元朝政府对地方学校（包括书院）的控制和管理相当严格，其学制基本模仿国学规制。书院山长由政府任命，遂使书院官学化，成为州县学之补充。于是，程朱理学首先在教育界获得支配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统一教科书，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理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直接导致它在后来开设的科举考试中确立了官方学术的地位。元儒对经书的进一步注释，对明初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理学，虽在学术上没有明显创新。但也有其时代特点，其较有特色的地方是：调和朱、陆的倾向或称“朱陆和会”。南宋末年，程朱之学大行于世，但同时陆九渊的心学派影响也未减弱，陆九渊创所谓“心学”，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标榜“存本心”，这样，则此心自灵，先天而无所不及的理也便自明，从皆可循此而致圣贤，以此六经皆我注脚。其易简工夫，批朱学为支离事业。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先后问题。其中朱熹后学吸纳了不少陆九渊心学的观点。　
如朱熹强调读书穷理，由博返约，常人为之难以统御，往往失之支离。其后学遂有援引陆九渊“发明本心”之说以救其弊者，这在元朝中后期的南方学术界颇为常见。南宋后期，陆九渊的弟子章节夫，兼取朱陆之异同，由朱入陆者首推汤巾（晦静）及其子汤汉（东涧）。最著名的当属吴澄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吴澄在师承上与朱熹有传承关系，毕生钻研诸经，著述繁富，其学术成就在元代理学家中当居首位。但同时他对陆九渊也十分敬仰，推崇他发明本心，“反之于身，……不待外求”的修养理论，希望吸取陆学合理因素，在传授朱学过程中用作方法论的补充。　
另一方面，陆学传人兼采朱学者也不乏其例，意在吸取朱学缜密、笃实之功，以补陆学空疏弊病，如史蒙卿、郑玉等，另有程端礼著《读书分年日程》，以博学穷理为原则指导后学读书，循序渐进，本末有序等等。　
元朝（南方）理学界调和朱陆，折衷理、心，可以看作从宋末理学到明朝心学此消彼长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元朝的理学在宋、明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二、宗教　
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民族复杂，其统治者阶层本身又有较浓厚的宗教信仰基础，所以，其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兼容并蓄。　
蒙古人最初信仰多神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统治者接触了更多更加精致的宗教，他们认为，这些宗教都能凭借各自的不同途径，与“长生天”对话，为大汗“告天祝寿”。由于这种观念，也出于统治更多不同民族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入元以后，蒙古皇帝最终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但同时对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不排斥，允许其合法存在和传播。　
1　、佛教：　
（　1　）喇嘛教（喇嘛者，同梵语之“都多罗”，乃上者之义，用以称“长老”之语）　（　2　）禅宗：唐宋以来，内地佛教宗派很多，大的主要有禅、教、律。“祥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　入元以后，禅宗在民间广为流行。（北方流行曹洞宗、南方流行临济宗）。　（　3　）白云宗　（　4　）糠禅（头陀教）　
二、道教：　
1　、全真教：（丘处机学于王重阳）　
全真教创始人是金初咸阳人王喆，又名中孚，字知明，“任气而好侠”，应文、武科举均未成，于是概然入道，以佯狂垢圩之行，惊世骇俗，人称王害风，自号重阳子。有七六弟子（丘处机为其中之一）号为七真。田其庵名全真，故其徒皆号全真道士。其教很风行，徒众遍及河北。（创于金主完颜亮时）。他们自造的师承关系为：老子――（汉）钟离权――唐进士吕岩――（南宋）辽进士刘操――宋之张伯端――石泰――薛光道――陈抩――田玉蟾――彭相――（北宋）岩――金之王喆――七弟子。　
全真道所长通过苦行与忍耐，摈去一切物欲忿争，就可以返其真元。即“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贵不争、要归清静无为而已”。以苦行来折欲是全真所标榜的修持要义。　
（金初战乱与民族压迫下，北方汉族人民消极逃避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北宋末道流批判的产物）。　
2　、正一教（张宗演传其祖道陵之学）　
3　、直士教（郦希诚学于刘德仁）　
4　、太一教（萧道辅学道于萧抱珍）
第十四章　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叙说　
一、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1368…1644　；　1644…1840　）共　472　年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继进入近代工业文明轨迹。而中国在世界范围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变化也恰恰发生在明清之际。就综合国力而言，处于鼎盛时期的明前期、清前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人口数量和疆域辽阔稳固等方面均较历代皇朝明显提高，在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内仍属头等强国，至少明前期在世界范围仍保持领先地位。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方显露资本主义曙光也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动曾程度不同地在东西方同时显现。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明末农民战争高潮与清兵入关前夜，从此明显进入两种不同轨道。清皇朝封建专制极权体制更趋强固，自然经济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对外更加闭关自守，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仍属于黎明前的呐喊，本质上未能超出对封建制度的“补天”范畴，在科学文化方面也失去了晚明蓬勃向上的活力。而西方则实现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作坊；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特权，人的理性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科学战胜蒙昧，并通过产业革命向工业文明转轨。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何以会发生这种分途，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应该说，明清鼎革的动荡与清初的逆转确曾使资本主义萌芽遭受严重摧残，但中国近代化因素未能顺利发育成长有着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明清时期在专制集权统治和儒家纲常礼教的维护下，广大农村自然经济和乡土宗族血缘网络再度胶合强化形成的混凝土结构，使社会凝固板结，阻滞着社会结构的更新、变革。中国高度成熟的封建制度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扭曲、化解、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而这又是传统封建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人口压力过大、密集型劳动模式和先进市镇被广大农村包围、牵制等诸多因素，也使中国突破产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尚需经过漫长的过程。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盛极而衰是在世界范围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封建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封建社会并未走到天然尽头。但这时封建制度下取得的繁荣，已经远远不能和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的巨大飞跃相比。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巨大潮流之中，中国的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明清之际殖民势力的东来和“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高于自身社会发展的先进文明相遇。即使是封建制的强盛也已抵挡不住新兴资本主义的挑战，降至周期性盛衰低谷的清中期，这种强弱对比的反差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