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疑案 作者:张宏 张晨怡-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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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试验品关于汪精卫之死，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 伪国民政府主席任上的汪精卫
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
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征召在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精卫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元气散尽，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挣扎等死了。
此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精卫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了陈璧君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炸墓焚尸
尽管汪精卫死因扑朔迷离，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2年清明节，汪精卫在众汉奸陪同下祭扫中山陵时，就对众人说：他死后若能葬在孙中山陵园旁的梅花山上为孙中山守陵，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陈公博、周佛海众汉奸便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1944年11月23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20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
梅花山是紫金山（又称钟山）的一小部分，因宋代时在此种过梅树而得名。紫金山上有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陵墓，而梅花山刚好在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陈璧君自知汪精卫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保护好汪的尸体。没想到仅仅过了10个多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
何应钦又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南京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炸坟是秘密进行的，提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发现棺内的尸体经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另外，除了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还发现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的尸体随后连同棺材被运往清凉山火化，骨灰被丢弃于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
第3章 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离板桥镇大约10公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又随着惯性冲了200来米，撞在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火焰万丈。
1946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出消息：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烈士陵园。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22日装殓。
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尽管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一些人认为，戴笠并非死于飞行事故，而是被人谋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
那么，戴笠——这个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死因到底为何？事隔多年，直到今天，围绕着这个神秘杀人魔王的一生，人们仍然津津乐道，谈论着形形色色的传说。
中国头号特务头子
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有着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博。他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由于精于心计，竟然很快与上海滩著名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结成了拜把子兄弟，随后又认识了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也在上海滩寻觅机会的蒋介石。
■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决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他毅然南下广州，投奔昔日上海滩的旧交，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从此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戴笠的命运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治集团的风云人物。
不久，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疏远蒋介石，但是戴笠却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在蒋介石下台期间，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提供各种信息。
果然，事实证明了戴笠的远见，下野后不到一年，蒋介石再度复出。东山再起的蒋介石，从遇挫的经历中，深感信息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所有敌对的势力。但是，由谁来负责这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呢？蒋介石想到了危难时期对自己忠心不二、一直追随左右的戴笠。
于是，蒋介石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统”。当时的军统局长是贺耀祖，但是他仅仅是挂名，而戴笠才是实际上的军统负责人。抗战初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得到空前发展，戴笠也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特务头子。从此，戴笠开始了自己人生征途最关键的旅程，同时也开始了千夫所指、罪恶深重的情报生涯。
戴笠一生负责特务组织达20多年，期间干了很多伤天害理、让国人深恶痛绝的事，包括策划和制造了很多社会影响很大的案件，例如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让世人闻之色变而又愤恨不已。
神秘失踪的专机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对戴笠和他的特务组织却是一个坏消息。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期盼着即将迎来的久违的和平，迫不得已，蒋介石也于这年8月力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事”，恢复和谈。双方通过共同协商，签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就意味着戴笠和他统率下的军统组织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将成为在政治上被革除的对象。
由于军统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在重庆谈判的提议发出后，打倒特务、撤销特务机关的呼声在全国此起彼伏，一时间戴笠和他的军统组织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狼狈不堪。杀人如麻的戴笠此刻心中也不禁恐惧万分，那种恐惧并不仅仅来自于全国民众对他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更有顺水推舟，想把他当替罪羊供奉出来迎合国民的蒋介石。就连戴笠自己也承认，蒋介石在当时做出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确实比较高明：第一可以应付舆论，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第二可以解决军统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第三还可以解决戴笠个人实权的问题。因此，此时此刻，昔日威风八面、万人惊恐，今日穷途末路、万人唾骂的戴笠，也不得不绞尽脑汁地筹划一下自己的后路。
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度过危险，东山再起，继续他的政治生涯；有些人则认为他会急流勇退，回家孝敬母亲，陪伴家人；而第三种传说则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严厉的审判。其中没有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高级官员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蒋介石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介石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
面对众说纷纭的社会舆论，戴笠表面上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拖延时间的办法，一边假装无事，一边寻机观望。刚好抗战胜利以后，一些汉奸案件、敌伪财产案件需要处理，所以他当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各地巡视检查情况，迟迟不回重庆。
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看完电报，已如丧家之犬的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回到重庆后的结局。
一定不能回重庆。走投无路的戴笠决定铤而走险，进行最后一搏。3月16日，戴笠从北平乘专机出发，不过，目的地并不是重庆，而是青岛。此刻的戴笠，已根本无暇顾及蒋介石的命令，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自己的身家安全，为自己的未来作充分的准备。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从1946年2月12日开始，戴笠乘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先后去了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等城市。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
戴笠为什么不顾蒋介石要他尽快去重庆的命令，先去了青岛呢？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戴笠深知蒋介石迟早要打内战，内战需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来完成运兵、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军事任务，要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做成这件事，戴笠觉得蒋介石肯定会改变主意，对他重新重用。其次，要是戴笠真的干不成特务头子了，他当时考虑想当中国的海军司令。当时，美国海军是戴笠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甚至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1946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柯克上将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而戴笠也在柯克的身上花了大量的功夫，他甚至命令部下特意为他去上海精心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
十分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扑了一个空。筋疲力竭的戴笠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与此同时，他给3月17日上午，戴笠踏上青岛飞往上海的飞机。此时此刻的戴笠，的确运气有些不佳，飞机刚刚从青岛起飞，天气就开始变坏。不久，通讯员接到了上海机场发来的消息，因为大雨，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戴笠无奈，只好临时决定，改飞南京。
当天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