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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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法勒…霍克利爵士，是一位英国将军。退休之前，官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这位声望显赫的司令官，曾经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1950年冬，法勒—霍克利作为英军功勋团队———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团的一名上尉连长，随部队从香港出发到朝鲜参战。1951年4月，于“三八线”南侧的雪马里战场上，该团及旅属坦克团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性打击，法勒—霍克利与该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卡恩　思中校一同当了志愿军的俘虏。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双方遣返战俘，才得以重回英军。　　雪马里之战，本当成为法勒—霍克利的滑铁卢，而命运之神却给他以厚爱。雪马里战败被俘，不仅没有使他一蹶不振，相反，却成了他军旅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法勒—霍克利不可能忘记雪马里之役，不可能忘记在异国他乡的战俘生活，更不可能忘记打败了他并收容过他的中国军队……　　1953年4月22日黄昏，朝鲜前线万炮齐鸣，中朝人民军队在“三八线”200多公里宽广的正面战线上，对34万美军及其仆从军发起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五次战役。　　突破敌人防线的第二天，英军第29旅格罗斯特团首先落入了志愿军的包围圈。　　格罗斯特团是英国皇家陆军的骄傲。1801年英军远征埃及的殖民战争中，这个团队受到埃及军队优势兵力的腹背夹击，经过顽强挣扎而转败为胜，因此声名大噪，受到英国皇室的特别嘉奖。因为在两面夹击下克敌致胜，所以特许每个官兵的军帽上缀有两个帽徽。恰好在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叶，这个继承了“历史荣誉”又拥有了现代化装备的格罗斯特团，在一个新的东方战场上却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命打击。在这一次战斗中，命运之神未能让格罗斯特团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战斗是异常激烈的。4月22日这一天，驻守在“堪萨斯防线”纵深地带的英29旅，正按照英格兰民族习惯，忙着准备第二天圣乔治日纪念守护神，在战地举行庄严的祝祭仪式，祈求神灵保佑。所谓“堪萨斯防线”，是美军确定的一条主要抵抗线，西至临津江口，沿江而上，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东海岸襄阳一线，全长220公里。在当时的“联合国军”心目中，这是一条无法攻破的钢铁长城。不料，当晚9时许，志愿军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胜利强渡临津江之后，无情地撕破了“堪萨斯防线”，突入纵深近30公里。守护神未能为英29旅带来平安，预先准备好的圣乔治祝祭场，霎时间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次日下午，格罗斯特团遭到了志愿军的围困。尽管美军调动美3师、土耳其旅、比利时营和菲律宾营等主力部队和杂牌部队拼死相援，救出了该团的若干残部，但始终无法同最精锐的直属营即第1营会合。最后，美空军出动大批飞机，一边空投粮弹，一边想给被围部队炸出一条生路。无奈志愿军已同英军厮杀在一起，美空军的支援未能奏效。　　西方新闻机构对格罗斯特团的命运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美国之音”电台广播了一篇充满希望的文章，声称格罗斯特团必将发扬“传统荣誉”，再次转败为胜，如果这次在四面受敌的困境下突围成功，那将不再是享受两个帽徽的殊荣，而是要缀上四个帽徽了。　　四个帽徽的帽子没有戴成，这个功勋团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作为该团主力的第1营被全歼，另外两个营亦在遭到重创后狼狈逃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谈及了这次战斗：“4月26日，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把南朝鲜第l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罗斯特团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20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到弹药全部告罄。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联合国军一边。”


第一章　硝烟散尽后的追忆第2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李奇微的叙述虽然轻描淡写，但无法掩藏一个使“联合国军”极为难堪的事实一一作为英军王牌部队功勋团的主力营，全营编制人员600余名官兵，被击毙129人外，竟有459名官兵放下武器成了志愿军的俘虏。其中，包括了身为团长兼直属第1营营长的卡恩思中校、“上帝的使者”———随军牧师戴维斯上尉、还有后来成为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法勒—霍克利上尉。　　　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歼敌82000余名，迫使美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从此，五角大楼的战争策划者们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的狂妄计划，终于化为泡影，不得不“谋求政治妥协”，向朝中方面提出了和谈主张。　　法勒—霍克利在朝鲜呆了近三年时间，开头半年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交战，其后两年又四个月，是作为战俘在志愿军的俘虏营中度过的。法勒—霍克利有足够的理由宣称，他了解中国军队。


第一章　硝烟散尽后的追忆第3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1991年10月的一天，一位年轻的英籍华人到英国牛津郡南部的穆卢斯福村，拜访丁法勒—霍克利将军。这位英籍华人名叫徐泽荣，是专门研究朝鲜战争史的学者。此时的法勒—霍克利将军已经67岁，已从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休八年，也在从事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徐泽荣远道而来，是为了同将军交流对同一命题的研究成果。法勒—霍克利将军出生于1924年，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求学期间投笔从戎，随即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20岁就擢升为连长。朝鲜战争中的雪马里之战，是他生平头一个最大的挫折。然而，当他结束战俘　生活重返英军后，竟意气风发，奋力进取，在职务和军衔步步高升的同时，还完成了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担任英国防务研究员阶段，刻苦研究战史，先后撰写了十种战史和回忆录，还成为英国官方战史《朝鲜战争中英国的角色》的作者。他，既是一员武将，又是一名史家。　　将军在一幢乡间住宅中接待了徐泽荣。这幢住宅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做“派伊的谷仓”，外观造型朴实无华，让人联想到英格兰农村的谷仓，寄托了主人对和平生活的依恋。老将军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他对华裔客人热情、坦诚。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经历，在华人面前不为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战败被俘而感到难堪和不可告人。他用中国绿茶款待来客，同时坦率相告：正因为他在战俘营中和中国人共同生活过，已经喜欢和习惯喝中国绿茶。当谈到对中国军队的印象时，将军坦诚地说出了一番由衷的话：“我当了一辈子兵，同德国兵、中国兵打过仗，也看过美国兵、苏联兵打仗……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我赞赏他们。”　　在西方军政界，迄今还有人指责中国参与策动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向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4000名官兵，为“侵入”南朝鲜作准备。将军认为这一指责完全不能成立，一是因为这14000名官兵本来就是朝鲜人，都是在日本侵占朝鲜时流亡中国并加入中共军队的，他们不但参加了抗日战争，又帮助中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中国内战结束后，本来就已集中在准备大批复员的部队里，这个时候按照这些朝鲜籍官兵的愿望让他们返回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关中国的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西方世界曾经制造过无数关于志愿军虐杀西方战俘的谎言，法勒—霍克利作为当事人之一，无疑最有发言权。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些指责，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执行命令，不枪杀和虐待俘虏。有时候供应紧张，志愿军自己吃差的，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　　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


第一章　硝烟散尽后的追忆第4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化干戈为玉帛”———这句反映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古代名言，想不到会通过一位担任北欧联军最高指挥官的高级将领的经历，得到验证。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正在走向互相了解，走向互相尊重。这件事情，促使我的思绪重新回溯到了四十年前的朝鲜战场……


第一章　硝烟散尽后的追忆第5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195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遇，我首次接触侵朝“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从而引起了我对西方战俘们的极大兴趣。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我在踏上朝鲜战地时的第一个愿望，便是盼着早一天见见我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兵。　　　那是我入朝的第三天夜里，美国飞机炸毁了一座公路桥，我们搭乘的军用卡车被阻滞在平安北道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的卡车是在后半夜悄悄进村的，不晓得这个小村恰好是志愿军一个俘虏转运队的临时驻地。　　早上，太阳刚刚出山，我被F一84型喷气战斗机的俯冲啸声惊醒。两位汽车司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炕上拖了起来，推推搡搡地一同奔向山脚下的防空洞。这时候，一幅奇异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脚滑进结了冰的旧弹坑里，举目四顾，看傻了……　　在我四周的雪地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那么些西方俘虏兵，足有上百名之多，他们大都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有的注着拐棍，胳膊腿上缠着护伤绷带，有的披着军毯，把脸面蒙住，像阿拉伯女人，有的双脚冻伤，包着厚厚的破衣烂布。他们或是大声呼唤着同伴的名字，或是叫爹叫娘叫上帝，跌跌滚滚地四处乱窜，跑不动的就跪在地上仰天划十字，有个碧眼黄发的年轻人竟抱着脑袋嚎啕大哭……　　一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站在高高的石坎上，用英语叫喊着，指挥战俘们进行防空。四五个身挎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东拦西挡，不让战俘们逃散，同时将几个负伤的战俘架起来，命令健康的战俘搀扶着一同疏散隐蔽。　　一场大乱，不过持续三、五分钟光景就结束了。两架美国飞机，各自扫射了一阵，打了几发火箭弹，便拉起机头，盘旋了几圈，呼啸而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击毁了两幢民房，打死一头耕牛。　　早饭后，我找到俘虏转运队，接待我的就是那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听口音是上海人。战地遇老乡，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是前线某军的敌工干事，24岁，姓徐，他让我称他老徐。　　老徐看过我的证件，问我有什么要求。说一定帮忙。我告诉他刚从国内来，很想拍几张美国俘虏的照片，宣传我军胜利。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的摄影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可以挂用“随军记者”的体面衔头。　　老徐对我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巡视俘虏们的临时营地。此时的小山村很宁静，志愿军战士和西方战俘们都拥到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休息或干活。志愿军哨兵游弋在路边宅旁，与其说是防范战俘反抗与逃跑，不如说是防止朝鲜居民袭击战俘。老徐告诉我，美国俘虏有两大怕，一是怕美国飞机盲目轰炸，二是怕朝鲜居民报仇泄恨。朝鲜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战俘们见到老徐，并不感到奇怪；见到我这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陌生人，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


第一章　硝烟散尽后的追忆第6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我所以会引起战俘们的注意，自己心里明白，实在是因为我太小，年纪小，个子小，按西方人的算法，那时还不足十五岁，论个头更是不足一米六，站在西方年轻人面前，矮了一大截，穿一套宽宽荡荡的志愿军棉军装，样子肯定不潇洒。战俘们也许不能想象，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当兵，当一名拿照相机的兵。　　老徐用英语训话，叫战俘们散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他们随军记者来采访，要拍照　片，记录他们被俘后的真实生活。　　一说拍照片，他们来了劲。有个身材瘦高瘦高的少尉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Welcome　baby　correspondent！”　　好些战俘也跟着欢呼起来：“Welcome，baby　correspondent！”这句英语，我只听懂半句。　　老徐及时翻译：“他们说‘欢迎娃娃记者！”’　　我居然成了战俘们的观赏对象，还称我“娃娃记者”，我顿时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别人这样称呼没什么，他们是志愿军的阶下囚，凭什么称我“娃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