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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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最有特色的东西。这正是时尚的成功之处：它按照比理性更深刻的非理性的逻辑将非理性合法化并强加于人。（1981：79）　　　　
　　　　威尔逊不同意凡勃伦和博德里德把时尚看作是徒劳浪费和愚蠢无益。在谴责时尚的时候，凡勃伦假定世界应该围绕实用的价值来运行；在他看来世界应该是一个“不容任何非理性和非实用之物立足”的地方（威尔逊1985：52）。按照威尔逊的说法，凡勃伦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对时尚变化的起因的探索。凡勃伦认为时尚之所以变动不居是人们想丢弃丑而发现美，这在威尔逊看来就太过简单化与决定论了。凡勃伦之认定时尚切于实用是想由此为时尚本质上的无用、无必要和非理性开脱，但他这样一来就不能看到时尚在本质上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正像他也未能看到时尚所提供的愉悦一样。博德里德的情况也是如此，按威尔逊的说法，正如凡勃伦一样，博德里德“未尝措意于时尚的矛盾性以及时尚带给人们的愉悦”，因此他也犯了“过分简单化和过分决定论的错误”（1985：53）。再者，博德里德对消费本身的攻击是极端虚无主义的，这种攻击实际上将人看成了在“毫无缝隙的压制之网”中徒劳挣扎的无望的个体。　　　　
　　　　起因也是困扰其他几个研究时尚和衣着的古典学者的一个问题。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开始他们的研究之初都喜欢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似乎“非理性的”衣着系统？时尚为什么总是那样变动不居？许多理论家倾向于用时尚系统本身固有的某种逻辑来解释时尚变化的动力。在种种解释框架中，有三种学说的影响力特别大：仿效说或“滴入说”（trickle…down）；时代精神说；还有“移动的性感部位说”。所有这三种理论都试图用单一的力量来解释的发生与变化，因此都是很有问题的。在探索时尚的“起因”时，它们都犯了简单化和机械决定论的错误。　　　　
　　　　凡勃伦和西美尔是提出时尚起于仿效说的两个著名学者，按照这种理论，风格起源于社会的等级化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一部分精英阶级率先采用了有特色的服装风格；然后，下层阶级为了竞争精英阶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采用那种有特色的服装风格，时尚因此就从上层精英阶级“滴入”下层。等到某种服装风格普及到工人阶级的时候，精英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优越性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就转向开发别的风格，时尚因此就发生不断的转移。乔治·西美尔（1971）指出，时尚表达了千篇一律的制度性与人各有己的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它表达了人们既想符合和追赶某种组织但同时又想特立独行确立个体同一性的矛盾的愿望。按照西美尔的说法，选择极端与新颖的服装风格是精英阶级将自己与社会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一种手段，但是，鉴于他们高尚的社会地位，精英阶级选择穿着的衣物就很自然地变成其他阶级所向往的并且迅速为低于精英阶级的社会其他阶级所仿照以便争夺精英阶级的那种社会地位。风格一旦“滴入”到下层阶级，它就不再能够帮助精英阶级突现他们“高高在上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们才不得不转而采用通常是更加极端的其他的风格以维持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这种摆动不已的节拍就使得时尚具有了它的不断翻新的逻辑。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2节　对于衣着和装饰品的理论解释（2）

　　　　仿效说还受到其他一些理论家们的攻击（坎普贝尔1989，帕廷顿1992，波尔希默斯1994，威尔逊1985）。劳斯（1989）大致勾勒了对这种理论的三种主要的批评：第一，时尚的变化并不是因为底层阶级开始穿富人的衣服；第二，一直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时尚起初是从工人阶级或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发展出来，比如黑人青年的打扮现在就已经变得相当流行了；第三，“滴入说”有赖于富人穿某种风格的衣服此后才被底层阶级看中这之间的一个时间差，但是如果考虑到今天服装行业的极度高产，就不会再发生那样的时间差了。帕廷顿（1992）在她对工人阶级妇女和1947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以宽摆长裙为特征的女式时装新样式（Dior’sNewLook）的研究中更加尖锐地批评了仿效说。她认为工人阶级的妇女并不仿效这种上流社会妇女的服装新样式，她们只是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这种新样式，这不是“水往低处流”或“正牌”货色毫无创意的翻版。麦克拉肯（1985）就已经试图重新评价仿效模式，即通过考察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来更新这一理论。他的研究着眼于职业女性和从事商业的女性对男性商务人员的西装外套的仿效。他认为这种新型职业女性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和男性一样的地位，为了获得这种地位，她们就刻意仿效长期以来认为只适合于从事商务的男性的外形设计。为了发展他的这一套理论，他不得不“证实”当妇女们开始穿这样的衣服时那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群（男性）现在就改变其服装风格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麦克拉肯拿不出一点点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个观点。不过，问题主要在于，作为解释服装的一种理论模式的仿效说太流于机械论也太过简单化了（我们在第三章与第七章将进一步讨论仿效说及其问题）。　　　　
　　　　另一些作者借用“时代精神说”来回答时尚为什么总是那么变动不居的问题（参见迪切尔1985）。这种理论认为，时尚会对社会与政治的变化作出自己的反应，而这就是导致时尚变化的根本原因。这是对风格的一种解释，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谓“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证据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比如在1930年代裙子的底边离地高度就有所下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比如在1960年代又有所上升。在这种理论中，战争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出去做工在人数上就大大超过从前，许多人由此就认定这是这一社会现象导致了从前流行的紧身胸衣和长裙的被抛弃；也正是运用这种解释框架，许多论者将1947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以宽摆长裙为特征的女式时装新样式说成是1950年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性化影响之后，这种新式服装使妇女们变得更加具有女人味并更加具有装点门面的意味了。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它把时尚想得太简单了：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这样的一些描述太显而易见因此不可能全是真的，而它们未能描述的历史则要复杂得多”（1985：46）。1947年的女式时装新样式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比如贝尔（1976）就认为，费雯丽在电影《飘》中所穿的服装就先期具有了战后Dior的新样式。由理查松与克罗伯进行的对于从1600年代到1930年代妇女时尚的定量研究（1973），或许是建立时尚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联的最花力气的一次努力了。在考察这三个世纪里时尚图版时，他们竟然找不到结论性的证据来说明社会变化影响了女性剪影的任何具体维度。正如贝尔所说，衣着经常并不能折射社会的气候：虽然我们可以为某一些时期的服装与社会变化建立某种关联，但这种关联“也并非机械的起因”（1976：102）。如果我们硬要把时尚的变化和社会政治运动钉在一起的话，我们将总会发现一些超出这种规则的例外，因为时尚的变化穿行于所有这些道路。贝尔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让“时代精神说”放手去解释时尚变化的规律，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超自然的假说，一种形而上学的臆说而非符合社会实际的科学研究。　　　　
　　　　回答时尚何以变动不居的第三派理论致力于解释妇女的时装为什么变化得那么频繁。拉弗（1969，1995）认为，有一种统治妇女时装的单一的规则，叫做“勾引原则”：女性时装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增强女性对于男子的性的吸引力的。在另一方面，男人的服装就不像女人的服装那样频繁地变化，统治男性服装的最高原则是“等级制原则”：男性服装本来是为了增强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拉弗用“移动的性感部位”的理论来解释女性时装的频繁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女性时装展示女性身体的不同部位，但是，为了让男人对女人的欲望始终保持在亢奋状态，女性时装对女性身体部位的强调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转移。因此，他举例说，1920年代，男人对于女性大腿的强调感到厌倦了，在1930年代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女子的背部，而这就引起了妇女时装相应的转移。　　　　
　　　　正如许多作者所证实的（贝尔1976，霍兰德1994，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劳斯199，斯蒂尔1985，1996，威尔逊1985），在衣着与性欲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威尔逊就认为，“很显然，衣着肯定和性欲有关联，这种假说是毋庸置疑的”（1985：91）。甚至在很少穿衣服的社会，在节庆里收拾收拾通常也是为了增强性的吸引力。人们对衣着的膜拜，正如我在第六章将要详细论述的，也证明了衣着有能力刺激性欲；所以在西方，许多款式的服装——比如紧身胸衣以及与橡胶和皮革混合缝纫的纺织品——就一直和性有密切的关联（孔茨尔1982，威尔逊1985，波尔希默斯1994，斯蒂尔1985，1996）。不过，虽然在服装与性欲之间有着无可怀疑的关联，但是像拉弗那样（1969）将性欲视为女性时装的原动力，也是不妥当的。正如威尔逊所说，确定服装展示那一个性感地带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裤子就可以显示双腿或臀部吗？”（1985：92）她还认为，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妇女的服装比如她们工作时穿的衣服恰恰是要“捂住”而不是强化她们身上的性感地带，这就说明色情与炫耀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时尚。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还指出，色欲吸引的理论并不能解释许多风格的服装——它们没有什么色情的成分。比如，这种理论就不能解释1990年代晚期为了女性自身利益而反对长裤的时尚；这些服装显然既没有色欲成分也没有身体的特别显示。　　　　
　　　　有关“为什么”的解释的种种问题对时尚的历史的考察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以追问“为什么”为其出发点的理论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过于简单化而且在方法论上过于幼稚。它将时尚的故事作为一种自明的历史来讲述，又用单一的原动力来展开它们对于衣着变化的叙述：这些时尚的原动力或者是社会地位的竞争（凡勃伦1953），要么是“移动的性感部位”（拉弗1969），要么是“神经冲动”或“人性表面永不褪去的羞红”（弗吕格尔1930）。这种理论导致它们用直线发展和简单化的叙述模式来组织时尚的历史。另一个问题是，时尚经常被描绘成“丑陋”与“非理性”或者浅薄与空虚，由此产生的理论就不得不带有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既然关注时尚的文献传统上一直倾向于关注女性，这些宏大的理论因此也经常对衣着中涉及的女性问题提出简单化、道德化和居高临下的傲慢的考察：比如，拉弗的研究（1969）就把妇女描绘成“男性盯梢”的被动的牺牲品（马尔维1975）；而凡勃伦研究妇女和时尚的关系时则把女性说成是“高雅的奴隶”和时尚的非理性话的牺牲品。　　　　
　　　　不过，这些喜欢追问“为什么”的研究进路更加一般和基本的问题或许在于它们导致了一些宏大理论的产生，这些宏大理论试图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方法来解释时尚系统。如上所述，所有这些理论原来都有各自的局限，因为每一种理论都试图寻找一种对于装饰或时尚的无所不包的解释。这种研究衣着和时尚系统的进路很容易把原本复杂的现象简化为单一的起因与后果的关系链。有关文献未能将时尚把握为社会结构性的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不能孤立地来理解，而只能将它视为包括其他社会势力特别是阶级、种族和性别在内的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存在的一部分。还有，追问“为什么”的研究进路及其内含的过分追求一般概括的倾向，无法考虑到男人和女人在时尚系统中的能动性，它们也无法考虑到具体的衣着实践：理论家们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来解释时尚，他们并不想尽量把握日常生活赋予时尚的意义，他们也不想尽量去理解人们在具体的衣着实践中转换和坚持某一种时尚的方式。　　　　
　　　　和这些理论不同，我在这里提出的想法是认为服装需要被理解为一种情境中的实践，这种情境中的实践是复杂的社会力量以及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采用情境中的实践这种思考框架的研究服装的进路，反对粗率的化约论，也拒绝任何将时尚孤立地理解为无处不是权力的决定论的企图。我们认为，时尚系统提供了许多围绕衣着的参数，但这些参数的本质是无数活人具体的衣着实践，而这些衣着实践有赖于其他各种社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衣着，就必须探究人们的具体衣着经验，必须要有对时尚的活的了解，也必须这样地了解各种发挥中介作用的因素。这种研究进路将抵制对所有的衣着下大而无当的断语的倾向——而这正是那些“宏大理论”最喜欢做的事情。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3节　对于衣着和装饰品的理论解释（3）

　　　　作为交流手段的衣着与时尚这种论述一直在检讨与来自人类学的许多对装饰的一般解释有关的问题，也一直在检讨那些试图解释时尚系统的特殊动力的古典研究。不过，就像我们上面表明的那样，这种论述有一个对传统和现代所有装饰形式的解释，就是认为它们都源于人类通过符号彼此交流的本性。认为人类都有交流的基本需要的观念如今已经在研究衣着的人类学家和研究时尚的理论家们中间当作颇有权威的阐释框架而被广泛接受。人类学已经用它的证据说明所有人类社会都通过一定形式的修饰来改变人的形体，这种行为和语言一起都被假定为人的一种普遍倾向。认为衣着是交流的观念被巴纳德（1996）、戴维斯（1992）、卢里（1981）、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劳斯（1989）以及威尔逊（1985）等理论家们所采纳并且用来解释现代社会时尚的目的。这个观念在解释衣着、装饰和时尚的时候，比其他各种理论更加富有成果：人类穿各种衣服戴各种装饰品，可能确实是为了一些实用的目的或抵御环境的侵害，但是人类的一切穿戴也是一定的族群的文化表达。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衣服体现了人类文化中人的自我表达与彼此交流的方面，那么肯定以某种形式而具有某种意义。从意义角度研究时尚/衣着的一个醒目的进路是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产生出来的，这其中有许多著作都在探究现代和后现代时期时尚与消费的交流特征。后者的范围极广，从研究时尚的出现和时尚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的历史学著作，到研究晚期现代生活中的时尚的意义——这种研究特别关注时尚在身份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个要素构成，能指（声音或符号的形体意象）与所指（与符号相关联的概念）。此一符号通过和彼一符号的差异而获得自己的身份，而意义（在语言和任何其他的符号系统中）就来自此一符号和彼一符号相互关联的方式。尽管索绪尔由语言研究建立起他的符号理论，但是他也看到了他的方法在研究所有符号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