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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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将在第三、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社会已经不断地赋予身体以重要的意义，这一现象其实还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前，而且我们也将它视为更加悠久的“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埃利亚斯（1978）指出过在欧洲宫廷社会里身体曾经以怎样的方式成为显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与众不同之处。在宫廷，社会角色与地位是通过一个人控制身体的水平、良好的做派和优雅的风度显示出来的，而骑士的等级也会视他们管理身体与保持“文明”的外表的水平而或升或降。埃利亚斯坚持认为，对森尼特和芬克尔斯坦所解释的17、18和19世纪对身体外表的不同侧重来说，他所探讨的这个“文明化进程”已经属于前史了。在当代社会，身体不仅如布尔迪厄（1984）所指出的承担着显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与众不同之处的功能，还越来越被视为自我的容器，它表示着一个人的“个性”与“本真性”。费瑟斯通（1991b）对社会与文化的变化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他认为在20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表演性的自我”。他考察了这种新的自我表现形式（尤其是照相术和好莱坞电影）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他认为这些自我表现形式和化妆品工业一起，一直不断地关注着身体的外表和健康、年轻与美。按照费瑟斯通的说法，这就导致了现代自我的产生，现代自我特别对如何向别人显示自己感兴趣；在个人幸福与完满的追求中，外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谢林（1993）在谈论20世纪许多“身体计划”像节食、健美运动之类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论题，他认为这些所谓的“身体计划”都是旨在对于身体的外表获得一种有效的控制以增强个人获得更多的满足的能力。
另一种试图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对于自我的冲击的尝试将注意力集中于鲍曼（1991）、戴维斯（1992）、芬克尔斯坦（1991）、吉登斯（1991）等人所指出过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现代人举棋不定的踌躇情绪（ambivalence）。现代或后现代世界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大漩涡，其特征就在于确定性的丧失，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融到空气里去了”（伯曼1983）。对现代的自我来说，这种生活的碎片化的结果，就是焦虑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尽管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将现代经验为恐惧和异化。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因为时尚总是在变动之中，一刻也不停息，它才对于自我的哪怕是瞬间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戴维斯（1992）所说，时尚提供某种象征物——无论如何短暂——目的是确定身份认同，尽管同时又玩弄着身份的不稳定性。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波德莱尔1986；又见本杰明1989）和花花公子是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自我的典型，他们尽量争取城市生活的自由度，流连于城市的街头巷尾，看别人也被别人所看。现代世界的衣着是用来应付现代人的踌躇情绪的，尽管如戴维斯（1992）所说，时尚并不提供永恒的象征性的解决，而只是暂时缓解人们的心绪。现代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是吉登斯（1991）和贝克（1992）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尽管他们并不是专门地研究衣着，但他们都提出了现代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反身计划”（reflexiveproject）的观念。现代的自我越来越在乎自身，包括自身的外表，以及自身介入自身的外表的设计和直接由自身来设计自身的外表的能力。
这些现代性理论是富于洞察力的，它们都提供了各自的对于当代社会的身份认同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考察。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作为衣着技巧的时尚的发展以及人们如何有意识地利用时尚来构建自己的符合现代生活舞台的身份认同，都是特别有用的。有关时尚与现代性的这些文献在历史地理解今天的衣着实践方面也特别有价值。不过，这些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都未能将它们所提出的那些概念安放在对自我的实践进行实验的研究的基础上。车龙（1997）是这一理论潮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她不仅试图解释在基督教与其他的文化语境女性是如何被构建的问题，而且还探讨了这些观念如何整合了女性对于她们的外表的理解以及如何冲击了她们的衣着策略。她还由此真正走进了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生活领域本身，就自我表达的方式与衣着的选择问题对一些女性进行实地采访，因此对于作为“情境中的实践”获得了最接近事实的了解。
实验的研究进路
以上我们考察的两种被人们广泛运用的理论方法都倾向于作理论上的推测而并不曾用实验的方式调查日常生活中的衣着。真正对于围绕衣着的日常生活实践做实验研究工作的文献，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领域。
人类学所采用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对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衣着实践及其意义的详细而坚实的考察。比如，对于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社区的性别意识所做的研究工作（卡拉韦1992）、有关孕妇衣着的意义的研究（贝利1992）、对不同文化赋予衣着的不同意义问题（韦纳和施尼德1991）、对埃及白领女性面纱穿戴问题的研究（胡德伐1991）。这些研究都非常关注特定语境中衣着的特殊文化意义与具体运用。比如胡德伐就告诉我们面纱的具体穿戴在伊朗妇女和埃及妇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详细说明了这种具体的衣着实践的意义的复杂性构成。
要对这些研究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对于不同的语境中的衣着实践之特殊性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也确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对当地人的具体衣着实践感兴趣。这些研究和结构主义的时尚研究很不相同，在这里，他们所关心的衣着的意义是特定人群所理解和提供的。不同于符号学家的研究，人种学的研究者们并不是置身事外或者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通过具体的观察与约请面对面的问答来认识研究对象的衣着实践。不过，他们考察的是非西方文化中的衣着实践，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的衣着也许并没有多少帮助。因此，我们还应该去看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会有一些更加详细的研究成果。
社会心理学对衣着的兴趣在于它如何被个体所利用以及在人际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车龙（1977）就关心作为个体的女性怎样穿衣并探讨她们的衣着实践所受到的种种限制。还有一部分文献关注的是职业女性的着装问题。对职业女性着装问题的两种研究成果收集在所罗门（1985）、卡什（1985）以及埃里克森和约瑟夫（1985）共同编辑的论文集子里面。这些研究采用了（尽管非常粗糙）从假设前提出发进行测试的方法论框架，测试往往从一些特殊的“问题”或疑问开始。对卡什来说，那作为出发点的问题是“精心设计的衣着风格对管理部门的妇女的衣着的冲击”；对埃里克森和约瑟夫来说，问题则是“做白领工作的妇女的成就感的驱动与对于衣服的选择”。埃里克森和约瑟夫提出，“成就感驱使从事白领工作的妇女比未受成就感驱使的同类们更喜欢制服”（1985：357），而这种假设很快就被大范围的问卷调查以及对不同机构的被调查的妇女的形象测试所证实。不过，这样的心理研究也是很成问题的。预先假设前提的测试模式有下面一些漏洞：方法比较原始，又没有对方法论的批评性反思，就自以为毫无差错地拿它当作接近白领女性衣着的“真实”的入口。这种研究的漏洞还在于，它们一点也未考虑到衣着的主体方面的意义。因此，这种方法论进路对于时尚与衣着的研究就很少有社会学的价值。
本章开始检讨那些研究时尚、衣着和装饰的文献并试图指出各种不同的方法论进路的长处与弱点。本章还探讨了时尚与衣着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概述了有关文献之间的区别。我已经从一般的理论的角度指出，早期研究时尚与时尚变化的一些理论都容易犯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毛病，而那些研究现代性的著作则比较能够避免那种过于简单化的考量。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更加复杂的研究，后者比较有效地勾勒了时尚在当代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关注现代性的这后一种研究又过于理论化了，因此未能把握人们对于衣着的活生生的经验。这些文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衣着的切身化本质的严重忽视。威尔逊（1985）某种程度上在他的时尚研究中已经意识到身体的重要性，他看到如果没有身体则衣着仍然是“不完全的”。可是，一般来说，理论化的倾向已经导致了对于身体和切身化的“忽略”。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谈论的，身体和切身化对于理解时尚与衣着是至关重要的。时尚是谈论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当代生活的领域，在把握特殊的衣着实践时，时尚也和其他大量的社会因素一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还认为，衣着是人们进入社会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方面，而且从孩提时代开始，个人就被要求着以特定的方式处置他们的身体。因此关于时尚和衣着实践的话语就形成了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日常生活的微观秩序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想像一下如果一个人一丝不挂赤裸裸地走进当地超级市场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这种话语对于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也至关重要。作为情境身体实践的衣着社会学旨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衣着行为，这种研究竭力避免简单化和理论的抽象化，它追求的是理论的复杂性以及实验调查的坚实基础。
第三部分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第15节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
要理解时尚，就有必要考虑到它的出现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以及在现代文化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时尚已经深深地嵌入欧洲文化达数世纪之久，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尽管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却“触及了欧洲现代性的几乎每一个项目——原材料、生产过程、制作成本、文化的稳定性……还有社会的等级制度”（布罗代尔1981：311）。正如我们分析时尚出现的特殊社会条件那样，考虑到时尚怎样被人们所思考、书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已经吸引了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道德家、神职人员和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一直在谈论、批评并且经常谴责或抱怨时尚，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也让我们了解到在不断展开的现代社会中时尚所占据的位置究竟有多大。时尚也随着新旧阶级的消长起伏而获得了相应的意义：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论述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服饰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社会地位的提示者”（1981：311）。服饰尤其还参与了由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对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挑战。禁止奢靡的法律和舆论对于豪华排场与趣味的谴责就说明了时尚加给旧的贵族秩序的威胁——后者正是从时尚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力正受到“新贵们”的削弱。时尚还一直被视为对于性别与性感的差异的表达，人们还逐渐将时尚与女性化和轻薄浮华联系起来；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时尚为什么会一再受到攻击与谴责，为什么在许多的社会理论研究中，时尚会一直被排斥在边缘化的位置。
本章旨在对时尚给出一个历史的考量，但我并不打算直接从时尚衣着的编年学的角度入手——像大量细致研究时尚的演进的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本章所关注的是一些在关于时尚的文献中一再出现的议题，所探究的是时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所要阐发的是在不同的时期人们怎样理解身体以及身体和衣着的关系。要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一些编年学的知识还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能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时尚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工业和技术的条件。之所以需要某些编年学的知识，还因为我们要把有关时尚、衣着和身体的意见分歧适当地放置在它们各自所属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何种历史环境造就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这些特定的理论话语。
时尚和社会变迁
在开始这一历史旅行之前，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什么构成了时尚的历史，也就是必须反省的是时尚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从一般的常识出发，也能轻易地指出这二者的关系，但是时尚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什么样的社会才产生了某种或多种时尚体系？时尚的连续变化需要有怎样的历史、社会、技术与文化的条件？正如有些论者所追问的，时尚与周围文化之关系的哪一部分随着时代精神变迁而变迁并且反映着时代精神的变迁？
如果某个社会理论家对时尚的用途、意义和具体运用以及时尚与日常衣着的关系感兴趣，那么当他进入时尚的历史时，肯定会大失所望。对于时尚的传统的考量习惯于描述而非分析或解释。那些历史著作关心的是历史上人们具体的衣着细节：纽扣孔的变迁、外形不断改变的紧身胸衣、衣裙底边的时升时降。它们关注这些细节的目的，是想提供一种时尚与时尚变化的编年学的描述。克里斯托弗·布鲁瓦德（1994）对这些历史著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些历史著作忽略了衣着的具体语境和意义。但他又认为，如果将上述历史著作的成绩一抹干净，那么对这些著作的批评有时也可能没有根据，而且很不公平。时尚历史是从艺术史中分离出来的，它最初不过是作为意在写实性描述的一种手段出现的——这也解释了人们何以看中编年学和时尚的细节问题。他还指出如此丰富而煞费苦心收罗的细节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不过，他强调我们必须把时尚放在历史、技术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语境中来考量，而这种考量就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美学的方法。
布鲁瓦德（1994）还意识到一些研究时尚的历史学家所运用的那些所谓的历史证据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当时人们留下来的对于时尚的视觉和文字的描绘。虽然雕塑、绘画、雕版印刷与文学作品都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如果要将他们所描绘的衣着与当时的流行文化联系起来，还是要慎之又慎。解释这些历史材料，需要对如下事实有充分的意识：那些有关时尚与衣着的反映并非中性的描绘。比如，那些描绘穿着鲜衣美服的皇亲和贵族的绘画实际上是把俯视的视觉效果理想化了，绘画的效果要远远超过被描绘的人物的实际情况——一般来说总是提供了他或她的与地位与权力相一致的形象。对农民的描绘也可能把农民的生活理想化了，比如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与绘画中，或者比如在布鲁盖尔的绘画中，不是把他们表现得很悠闲，就是把他们表现得很放荡。
在考察时尚与社会的关系时，另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所谓的因果推论。正像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论述的那样，当那些研究时尚的历史著作试图解释和分析时尚的变化时，历史学家们经常喜欢提出“为什么”式的问题，然后尽量把时尚的起因归结为某些无所不包的力量：时代精神、“移动的性感部位”、仿效，如此等等。其中，仿效说最具影响力而且已经深深扎根于那些对于时尚的历史考量中（麦肯德里克等1983，凡勃伦1953，西美尔1971）。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下面（另外还有第七章）将对这些理论给以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