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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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集团——商人、工业巨头、新的中产阶级——有钱去购买“超出他们的地位的”、以前只能为国王和贵族所独享受的那些奢华的东西。在守旧的传统主义者的眼里，这些都是“邪恶的化身、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正常秩序的反叛与蔑视，因而反映了道德、精神和政治的腐败”（斯莱特1997：69；另外请参看塞科拉1997）。对奢侈浪费的议论，对奢侈品消费的控制，说明当时的上流社会是在面对社会与时尚的变化时很想维护阶级与地位的原有界限。虽然整个社会的竞相仿效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是社会的邪恶现象，是社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但事实上现代人的情感基础却由此得以形成。亚当·斯密认为（见斯密著作1986）仿效是现代美德发生的源泉，因为正是通过现代人对于财富和地位的自私自利的追求，全民的财富才得以增长。而且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仿效还在人民中间激发了更大的同情和更加活跃的社交。
各种各样的仿效说一直就是许多关于18世纪消费革命的讨论的理论支柱，而且它们也一直是人们理解18世纪以后的时尚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框架。对斯莱特来说，仿效并不单单是一种理论，它还是现代性语汇的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一种先入之见”（1997：157）。仿效的理念还作为“滴入说”的理论模式而广为人知，许多不同理论背景的理论家们都提出这种理论模式来解释18和19世纪时尚的急剧扩张现象（麦肯德里克等人1983，麦克拉肯1985，凡勃伦1953），布罗代尔（1981）甚至还把它和时尚在14世纪的起源联系起来。凡勃伦（1953）和西美尔（1971）是最常被引用的这个理论框架的提倡者，而他们在各自的理论研究中都喜欢以时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仿效说因为提供了关于时尚与时尚的变化的一种简单明了的理论说明而流行至今。然而，作为一个概念，“仿效”一词是很成问题的。问题之一在于，这个理论把太多的假说建立在太少的乃至根本就没有的事实根据之上。（何谓“人的天性”而且我们又如何能够把仿效认定为人的“天性”？）有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把仿效确立为消费冲动的根据是多么的困难，许多社会评论家们都喜欢引用这个“事实”来支持仿效说：年轻的女用人穿了她的女主人的华丽的服装。有些论者抓住这个现象不放，他们把穿着华丽服装的女佣看成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女佣想往上爬或者希望别人把她错当作一个阔太太的野心。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年轻的伺侯别人的小姑娘穿了华贵的衣服，也可能并不像18世纪那些社会评论家们想像的那样，是她的仿效其女主人的愿望的表现。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对当时的一些女主人来说，把“无用的衣服”扔给女用人是常有的事，而且这些礼物也可以看作是她付给女用人的工资的一部分（法恩和利奥波德1993）。其次，按照法恩和利奥波德的说法（1993：126），事实上女佣们经常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已故的女主人遗赠给她们的衣服拿到可以赚钱的二手服装市场去变卖，“她们更喜欢拿到（变卖‘无用’）所得到的现钱，而不乐意保存或穿着女主人的旧衣裳”，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女佣们仿效女主人的冲动实在是微乎其微”。柯林·坎普贝尔则认为，甚至当女佣们保存或穿着从主人那儿得来的衣服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这视为她们刻意仿效女主人的证据；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从她们仅仅穿了好看的衣服这一事实中臆测她们并没有表现出来的动机。坎普贝尔说，就算她们的动机在于仿效她们的女主人，我们也不能知道她们究竟在仿效女主人的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仿效。换言之，“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称一种行为是‘仿效性的’时，那仅仅是我们的理解过程的一个开始”（坎普贝尔1993：41）。正如坎普贝尔所指出的，一个女佣穿她的女主人的衣服，理由可能有许多种：
女用人要想在她的衣着的风格与豪华方面和女主人一争高低的动机，是否仅仅出于一种和女主人争着追赶时尚的愿望呢？或者这种动机是起于要和女主人在社会地位上平起平坐的野心呢？通过这种仿效性的行为，她是否要引起同样做用人的小姐妹们、她的家庭与朋友们、她的女主人、她在大街上随便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或者就是她自己的注意呢？这种竭力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的想法，是否对她的女主人的羡慕、想提高她自己的自重自爱的感情，或者仅仅起于她的赤裸裸地往上爬的社会野心呢？（1993：41）
在坎普贝尔看来，仿效说的漏洞在于它把动机和结果弄混淆了。上面这个例子还说明当我们从由一种理论所设定的一定的距离之外去解读别人的衣着时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论述的，各种有关时尚的理论都很容易将时尚从社会语境中抽象出来，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关于时尚/衣着的普泛性论述，而未能把这些论述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换言之，它们都是简单化的：在太少的证据的基础上作出了太多的假设。在这样的理论的把握中，时尚、衣着与复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身体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衣着实践的联系都被人为地割断了。其他对仿效说的批评则指出它对于社会阶级与社会地位的机械论的把握（斯莱特1997）以及它的以下假设：尽管一些事实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的衣着风格也能“从底下冒出来”而成为最新的样式，仿效说还坚持假定唯有精英阶层才进行时尚的创新（帕廷顿1992，波尔希默斯1994，威尔逊1985）。仿效说的问题还在于它缺乏具体的说明：它很难指出在任何一个时期究竟谁可能是精英阶层的引领潮流者——时尚是由宫廷、国王和贵族确立的呢，还是由新兴的布尔乔亚确立的？如果在17或18世纪时尚的确立者是前一个精英阶级，那么在19世纪，为什么新兴的布尔乔亚会在时尚的舞台上权倾一时呢？坎普贝尔（1989）认为，布尔乔亚身上散发出来的不断增长的消费热情并非因为他们刻意仿效贵族阶级的欲望，而只是因为他们自身对消费的态度的转变。他认为，在18和19世纪，中产阶级绝不是贵族时尚的仿效者，而是新的趣味的确立者：对那一时期的遗嘱的详细账目清单的研究表明，把家安在城市的商界人士比那些生活在庞大的乡村庄园里的绅士们更加关心时尚的发展（韦瑟里尔1993，1996）。
第三部分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第21节 18世纪的衣着，阶级和身份认同（2）
仿效说也不能解释“时尚”和“合乎时尚”的观念为什么会通过18世纪那么多人口扩张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生活方式，尽管这是一个20世纪的概念）。艺术、文学、音乐、室内装潢，以及服装、发型和健身运动——追求时尚的18世纪的人们很快地接受并且理解和欣赏了这一切。“社交界”整天把时尚挂在嘴边，城里的和外省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都拿眼睛盯着那些“时髦的家伙们”在干什么、上哪儿去玩、怎样装饰他们的房子，当然还有都穿些什么衣服。“外省城市都唯伦敦的马首是瞻”并且模仿拉内拉赫或伏克斯豪尔的游乐园以及竹瑞街剧院建起它们自己的时尚中心（波特1990：223—224）。在简·奥斯汀的作品以及那些贵妇人的日记中，对时尚的关心无处不在。玛格丽特·拉朋特——
张伯伦勋爵阁下办公室首席执行官的妻子——代表了有文化教养的太太一族（布鲁尔1997）。她从事她的高雅的活动，诸如阅读名著、欣赏艺术品、上剧院和赴音乐会，她把这些非常认真地当作提高自我修养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尽管她也可能对她所碰到的一些活动的浅薄无聊提出自己的抗议——“置身于（如此众多的）时髦家伙中间是多么讨厌啊”——但是正如布鲁尔所指出的：“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曾阻止她去追逐那些赏心乐事。”（1997：70）正如他所论述的：“在这种喜欢炫耀的文化中，所展示的多半是自负、虚荣、贪婪和鲜衣美服。”（1997：73）即使那些号称自己并不太在意时尚的人，比如住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的伊丽莎白·沙克尔顿（1726—1781），也对伦敦最时新的服装样式和室内装潢感兴趣（维克里1993）。并非只有女人们被消费革命的狂潮所攫取，尽管评论那个时代的论者和研究消费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是这么假设的。富有而时髦的男人们会和他们的太太一起逛商店，买他们自己的鼻烟壶、手帕、手套，他们购买这些奢侈品时一定和他们购买家具之类的大宗生意一样认真投入（维克里1993）。
按照波特和麦肯德里克等人的说法，广告对新的消费革命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单单广告还不足以解释人们对新商品的需求欲望的惊人的大迸发，后者一定折射了人们的消费态度本身的某种变革（坎普贝尔1989，韦瑟里尔1993）。坎普贝尔认为，消费文化是和在清教徒的布尔乔亚中产生的现代享乐主义一起诞生的。这和传统的历史学家以及主张仿效说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羡慕与模仿的伦理谱系距离甚远。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享乐主义是人们为了控制外在的刺激而对于自身想像力的一种运用，这产生了对现代消费的渴望，但也带来了和现代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愤愤不平和永无满足的缺憾。按照坎普贝尔的看法，现代消费主义“除了物质主义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基本冲动是要在现实中去体验他们想像中的那些戏剧性效果”（1989：89）。所以正如布鲁瓦德（1994）所论述的，穿贵妇衣着的用人小姑娘赋予这些衣着以梦幻般的属性，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在嫉妒女主人，只是显示了她躲避现实的心理。
这些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并不曾彻底扫荡人们在阶级地位上存在的旧的特权和等级制度——实际上，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对有些人来说反而加大了“拥有”与“丧失”之间的差别（波特1990）——但是他们又确实看到了对等级制的进一步挑战。节制消费的法令提供了新旧秩序已经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法令只是一纸具文，并不能对实际上的消费行为实现任何有效的遏止，因为“在偌大的城市里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出走在大街上的一个陌生人的穿着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他或她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森尼特1977：66）。森尼特还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说明要求固定阶级身份的愿望与实际上并不能做到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新兴阶级并不仅仅是商人，还有那些在政府和私人的财务办公室里地位摇摆不定的人：他们的身份不是用传统的力量来确证的，他们不能厕身于现存的阶级等级制度中。所以虽然关于衣着的法令是不可能被强制执行的，但法令的颁布者仍然试图为不同的职业建立各自的惯例来“赋予大街上鱼龙混杂的陌生人群以一种秩序”（1977：66）。不过，这些企图也不可能是强制性的，因为如果人们上街时都按照他们属于或者并不属于的某种职业与团体的习俗着衣的话，你没有办法分辨出谁是冒牌者。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他们的服装是否符合他们的实际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现他们为了在别人的眼里成为某种人而必须穿某种标志明显的服装的那个愿望。”（1977：67）所以一个船运公司的职员去散步的时候穿一件屠夫的衣服，实际上是一种符合习俗的穿法；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在遵守一种惯例。“如果人们的身份暧昧不明的话，衣着的编码就可以使他们的身份明白显示出来。”（1997：68）
《告别》，莫罗·勒热纳，1777年。18世纪的时尚衣着华丽而夸张。图中这位贵妇为观看歌剧演出而穿的庞大礼服使她通过包厢通道时非常吃力。此处的复制得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管理小组的慨然应允。
这一时期的衣着怎样和身体发生关系的呢？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贵族男女在公开场合穿的衣服都是极其考究的。对贵族妇女来说，她们的裙子必须装备齐全而且一定要有足够的长度，有时还要开出叉来以便露出里面的衬裙；她们的裙子通常是用缎带、珠宝和纽扣重重叠叠地装饰起来。贵族男子在公开场合的衣着其考究程度丝毫不亚于女子的服装：马裤和西装背心都是用豪华的面料如丝绒、织锦、塔夫绸、丝缎或印花缎制成，而且还要饰以花边或刺绣，颜色则须明亮的苹果绿、酒红、橙黄和深紫。缎带和衬衫的袖箍必要按照男女的不同要求而有不同的装饰，再加上化妆品和美人斑（饰颜布），务使浑身上下光彩夺目。不过，正如森尼特注意到的，“尽管这些鲜衣美服为穿着者吸引了许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效果靠的是这些装饰手段本身的品质，而并不是真的能够突显其人的面部或整体形象的什么特异之处”（1977：69）。他认为，身体只是一具人体模型。男人和女人都喜欢戴假发，还要配上高耸的过分装饰的帽子，这种打扮完全遮没了头部的自然形状，别人注意到的只是这种打扮本身，而不是脸部的个性美。身体的外表和衣着很相似——18世纪越来越暴露的女人的胸部其实只起到了展示戴在脖子周围的珠宝的玻璃陈列柜的作用。
由于公共生活的扩张，随之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交场合，18世纪的身体与衣着的关系也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17世纪上流社会的衣着不分场合，在任何时候都是精雕细刻的，而到了18世纪中期，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衣着开始发生了分化。“在大街上——人们所穿的衣服醒目地标志着他们的社会地位”，但到了私下里，衣服则显得“更加自然（而）身体也更加按照自己原来的样子呈现出来”（森尼特1977：66）。一个描述衣着在公共场合与私下里的这种分化的常见的比喻（森尼特就多次使用过这一比喻）就是舞台：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就好比是在“台上”，扮演着可能“本真”也可能不“本真”的某种角色；在家里，一个人就好比是回到了“后台”，他可以放松下来，穿一些宽松的主要是为了“舒服”的衣服。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她可以穿那种用轻柔的面料做成的类似晨衣之类的宽大的便服。在公共场合，是用另一种标准来要求人们呈现各自的身体，在这种表演性的身体呈现中，衣服也必须起到相应的作用：它应该能够标志出一个人期望自己扮演的某种角色、必须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穿着上适应某种社会习俗、必须能够显示出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穿着者的真实的身份与地位的某种社会形象。人们接受这种身体与衣着的展示，完全是冲着它的或多或少具有说服力的外表而来的——就像接受一个演员的表演效果那样。正如森尼特所说的：
在家里，一个人的衣服适合于他的身体的形状与需要；走在街上，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走进了自己的衣服里，这时候他的衣服的目的就是要使得别人有可能像是知道他是谁一样来和他打招呼。这个人成了站在人工布景中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