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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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一个人的衣服适合于他的身体的形状与需要；走在街上，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走进了自己的衣服里，这时候他的衣服的目的就是要使得别人有可能像是知道他是谁一样来和他打招呼。这个人成了站在人工布景中的一个形象；衣服的目的不是帮助你确证你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谁，而是能够把那个人打扮成好像你确实知道他是谁似的。（1977：68）
18世纪的衣着、谈吐和交往的习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直截了当的社会习俗，而不是后面有着某种内在真实的象征（就像它们在今天的样子）。对森尼特来说，一个人的公共形象与身份中的这种表演化的成分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东西，它可以使得一个人长于应对，善于表达，充分享受公共场合的社会交往。正如森尼特所说，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的社交习俗这种有形的屏障反而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更能够如鱼得水。但是，当你把事物当作某种象征或体现某种隐藏的意义的时候，习俗的幽默玩笑的成分就失去了，从社交的角度看，它所提供的自由度也就太大了。“人类需要和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他们过于亲密的注视，这样他才能感到自己在进行一种正常的社交活动。亲密接触增加一分，你在社交活动中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减少一分。”（1977：15）对内在现实的关注导致了对他人的更具心理内涵的观察，对于他人的内在现实的追问常常会导致不信任感的产生。结果，公共活动场所就被看作是“毫无活力的公共空间”并且引导人们去寻找真实和亲密感，而这最终又将导致向私人空间的退却。在一定的社会习俗的支配下进行社交活动往往被说成是令人不适而且没有意义的。森尼特因此批评浪漫主义对于所谓本真人性的追求，他认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观念在19世纪对于公共领域的侵入，使得一种充满活力、富有灵活性的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浪漫主义本真理想的话语以及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兴趣，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加以讨论）。
由于森尼特的注意力主要在巴黎，所以他就未能注意整个欧洲衣着的不同风格。在英格兰，一种乡村风格的衣着时尚流行于整个18世纪；和法国人那仍受宫廷正式衣着影响的精雕细刻的衣着比起来，英格兰人的衣着显得非常随意。在法国，到了18世纪末，模仿英国式样的衣着风格开始流行，这很可能反映了法国人中间流行的对于自由英国的共和理念的渴望。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18世纪，随意的英国乡村风格的衣着时尚也被英国的贵族接受了（斯蒂尔1988）。旧的刻意讲究的法国式时尚和英国乡村风格的抵触在法国境内以及法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倒有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在法国，醉心于仿效法、意等国时髦的衣食习惯的英国花花公子的服装风格（像歌曲《瞎混日子的扬基阔少》所唱的那样）一变而为极端现代的法国年轻贵族的时尚；这种时尚出口转内销到英国，却被一些更加保守的贵族所接受。这种时尚的特点是纨NB345子弟式的矫揉造作、精雕细刻因而被认为是过于纤巧而缺乏男子气的；有些人指责它的紧而短的外套是隐晦下流的。法国人谴责英国花花公子的风格，理由是一个国家如果到处充斥着以这种衣着来炫耀自己的衰弱之辈，一旦外寇来犯，将无以自保。因为这种谴责以及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男人的衣着风格发生了突变，人们开始把朴素的衣着视为爱国的，适合于城市的勃勃生气（而非宫廷的颓靡）的生活与雄图大业（而非一味沉溺于赌博冒险之类无聊浅薄之举）（斯蒂尔1988）。
在18世纪，城市的兴起为时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迥异于宫廷的新的空间（布鲁尔1997）。宫廷的规矩让位于城市的社交界与城市化的生活节奏。工业化和城市的扩张带来了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严重削弱了贵族精英阶层的力量与特权。这种戏剧化的社会权力的更迭和势不可挡的社会变化的威力所造成的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后果我们今天还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浪漫主义，以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有力批判，成为对新的现代生活的一种日益流行的解毒剂。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这有助于颠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在18世纪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并且催发了人的外表和身份之间的新型关系。
第三部分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第22节 19世纪以来的时尚
时尚既然发生于一个充满着社会变动的、以激烈的阶级和政治冲突、城市化和美学创新为特征的生气勃勃的世界，时尚在19世纪显得更加繁荣就毫不足怪了，因为在19世纪，伴随着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社会的震荡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变化的极度狂乱的步伐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与政治的动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算是登峰造极了。“现代性”一词抓住了戏剧性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的理念，所以它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时尚变化的加速度节律。正如布鲁瓦德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衣着的谈论放在许多论题中的一个主要论题之下的话，那就是‘现代性’的问题及其观念了。”（1994：146）威尔逊也用现代性的概念来考察19及20世纪的时尚，因为“如果要阐明人类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以变动不居为其特征的文化生活以及由时尚如此充分地表达出来的新奇生活的向往，现代性似乎还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概念”（1985：63）。现代性唤起了20世纪一系列的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城市化、注重私密性的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大众”文化的发展，这些真是不胜枚举。
资本主义是从一连串革命运动的狂潮中脱颖而出的，这一连串革命运动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震撼了整个西欧：在英国，它采取的是社会革命的形式，最初的动因是工业革命，而为它添加燃料的则是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精神；在法国，它采取的则是血腥的政治革命的形式，这场革命砸烂了旧制度的脚镣和手铐。不管在英国还是在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都在挑战有关权力与财富的旧有的观念：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工厂、资本和商品联系在一起，跟世袭的领地和贵族血统无关；至少在身份地位方面，他们和旧贵族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除了法国之外，新兴中产阶级向旧贵族的挑战很少通过血与剑来解决，而是间接地通过象征的形式，其中衣着是最有意味的象征性的挑战。19世纪是一个由“资本”统治的时代；“金钱可以购买地产、宫廷和‘社交界’的衣服，有钱的新贵们整天沉溺于追求贵族式的闲散生活”（斯莱特1997：70）。在到那个时期为止的欧洲时尚历史中，时尚的潮流一直由王室成员和贵族们在宫廷的衣装来带动，但是到了18世纪的晚期，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日新月异的时尚已经变为由新兴的中产阶级来引领了。斯蒂尔注意到，在1792年革命之后，尤其是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督政府时期（1795年开始）到执政府时期（1799—1804）以及法兰西第一帝国统治时期（1804—1815），妇女们的衣着开始变得越来越“暴露”了；像女式无袖宽内衣，据说可能受到法属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风格的影响，在那里，妇女喜欢穿简单的直线条的衣服。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像女式无袖宽内衣这样的时尚流行的说法是过于简单的。按照斯蒂尔的说法，这种简洁的衣着风格并不是特意要和过于精致的巴士底风格区分开：女式无袖宽内衣事实上是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幅穿着简单服装的玛丽·安托瓦妮特的肖像画曾经引起一时的喧哗而很快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这幅肖像画出自伊丽莎白·维热…利伯恩之手，她自己的衣着风格就十分简洁（她非常讨厌凡尔赛的大事讲究的宫廷服装）。在洗尽铅华的摄政时期的风格之后，妇女们的衣着对“浪漫派”衣着更加热衷了：这时候又开始大事讲究花边、荷叶皱边和缎带。到了19世纪中期，裙装变得肥大而沉重，1850年开始大事流行用内部骨架结构扩张起来的硬衬圈环裙。男子衣着的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小，变化之处就是减掉了许多装饰品，主色调变得趋向于素朴，和18世纪贵族男子通常喜欢穿的粉红、大红、深紫和各种各样的黄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9世纪，人们最关注的男子和女性衣着时尚的尖锐差异，这时候人们的观念里，女性越来越和“轻浮浅薄”联系在一起。正统的历史叙事总是倾向于认为，把妇女限制在家里跟把她们限制在用鲸骨制成的紧身胸衣以及圈环裙里是一回事，这种历史叙事没有经过证明就假定了男性对时尚的唾弃。真实的故事当然比这个要更加复杂（详见第五章），但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引人注目的图景是一种明显的性别分野。
这是1807年英国人散步时穿的衣服风格，它所展示的是摄政时期经典的直线型服装线条。此处的复制得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管理小组的慨然应允。
工业化改变了时尚的性质：服装生产的新技术的发展——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激发了（尤其是为男性）制作便宜的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服装的新的要求。再者，战争刺激了制服的需求，而新的工业岗位的工作（比如美国的铁路部门）则要求廉价和耐磨的服装。在那个年代，男人的服装在制作上的工业化远远超过了女人的服装，女人的服装大批量生产的还是很少，仍然更多的仿造高级女子时装的模型来制作（法恩和利奥波德1993，利奥波德1992）。服装生产向着工业化的转变改变了时尚系统的结构，在此之前，时尚系统都建立在“把活拿出去请人定做”的模式上。正如我们在第七章将要讨论的，这就导致了血汗工厂、艰苦的非人道的往往还非常危险的制造场所的出现。
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也刺激了时尚的发展，为服装的展示和传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还为对城市生活热爱提供了一种有力的保障（见第四章）。日益加剧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里有更多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对于19世纪晚期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她们在城市里生活，可以经常去百货公司和咖啡馆等“体面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层面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城市的扩张使人们对变动中的社会秩序产生疑惧，一些知识分子则表达了对“大众”社会即一个无个性的有时还充满了暴力的“群氓”的社会的崛起的疑惧。在拔节生长的新兴中产阶级和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浪漫主义是一场美学的和精神的运动，这个运动既优先考虑个体和赞颂个体的孤独，也希望能够在远离可怕的现代生活的一个想像的地方寻求避难所。浪漫主义尤其授予注重隐私的个体以特权，这种个体的退隐和孤独使他能够在现代生活的碎片中发现他的“自我”。这种社会意识的发展重新强调了自我的价值并且激励了注重隐私的个人主义的兴起。
所有这些发展是如何和时尚与衣着发生关联的呢？在像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时尚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它是现代人用来确证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人们借助时尚与衣着可以隐秘地漫游于城市（或者相反，借助时尚的魅力而引人注目），由此，时尚与服装成了保护个人生存的一道必要的“屏障”。人们可以用时尚来为自己获得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体的”身份特征，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凸显出一致性，因为时尚本来就是对某种清一色的东西的强化。一致性与个体性、私秘的自我和公开的形象之间的两重性一直就产生出关于时尚与衣着的许许多多的争议。此外还有做作和本真之间的两重性，一直是关于时尚的学术性争议所关注的颇有意味的主题，并且形成了关于时尚的一种“常识性”的理解：时尚是否掩盖了“本真的”自我而成为一种“欺骗”？这个问题起源于浪漫主义对于自我与本真性的关注。
时尚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保护性的“屏障”，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是专横的非理性的暴力。19世纪的许多服装改革运动的兴起，导致了那个时代基于各种理由的对于时尚的无穷谴责。这些服装改革运动往往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政治运动有关，这些政治运动的目的是要根除社会与政治的不平等。许多服装改革运动都将“制服”作为一种鼓励平等意识的办法来提倡；正如“时尚的专横性”鼓励个体之间的竞争，服装改革运动则要根除这种产生不平等的竞争。时尚还被有些人（凡勃伦1953以及弗吕格尔1930）指责为轻浮、无用、无必要甚或丑陋。凡勃伦的功能主义使他将时尚视为根本无用的东西；对女性来说，时尚还是一种类似暴君式的专制力量，因为时尚使妇女们被束缚在沉重而过分精制的衣服里面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要讨论的，还有一些服装改革者与女性主义有关，他们主张妇女应该穿男式的裤装，而不应该穿笨重的裙服（牛顿1974）。不过，也并不仅仅是女性的衣着受到了批评：弗吕格尔就与“男子服装改革运动”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男人的服装也一样可能是束缚性和压迫性的。
对于衣着风格的进步的信念，是19世纪晚期关于进步、乌托邦、某种情况下也包括科学的信念的一个重要的产物（牛顿1974）。一些服装改革者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与卫生学，基于“符合卫生学的”与“自然的”信念，许多服装改革和“水疗法”药物以及宽松服装的提倡有关（吕克1992，牛顿1974）。英国的唯美主义运动（theAestheticMovement）反对其信徒们所认定的丑陋的时尚，提倡更加“自然的”衣着风格。浪漫主义的某种特有的气质普遍弥漫于人们对于衣着的态度中，与之相连的则是一些关于身体和“自然”的简单化认识。唯美的衣着——就像那些与前拉斐尔画派有关的艺术界人士所穿的衣服——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所谓衣着的“自然的”形式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而事实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自然的”衣着，因为不管衣着采取怎样的外形和形式，它总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总显示出以某种方式改变身体的企图。不过，关于服装改革最可注意的一点是，并非任何服装改革者都是进步论者（孔茨尔1982，斯蒂尔1985）。有一些服装改革者实际上是趋向于保守的，比如他们在19世纪反对紧身胸衣时所根据的理由就是认为紧身胸衣有害这是穿着“唯美衣着”的简·莫里斯（威廉·莫里斯的妻子）1865年的照片。和那个时代标准的维多利亚式的女性衣着形成鲜明的对照，莫里斯太太所穿的衣服没有紧身胸衣，也没有奢华的裙子和装饰品。这张照片由加布里埃尔·丹特·罗塞蒂提供，此处的复制得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管理小组的慨然应允。
于妇女的生殖器官因而也有害于她们的生育能力。
本章考察了现代时尚系统的发展，也考察了时尚怎样随着复杂的社会势力的变化而变化。那种认为时尚反映着时代精神的简单的假设已经受到了挑战，但这并不等于说时尚完全不受社会生活变迁的任何影响。当我们在考虑时尚怎样以及为什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