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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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普罗克特就以此为例，来说明贵族阶级对于“反时尚”的偏爱。人们有时以为，中产阶级一度利用时尚作为他们往上爬的武器，而一旦他们成功了，就开始拥有他们自己的服装风格，反过来也像贵族一样来抵制时尚了。比如，尽管多年以来商人的服装也在缓慢变化着，但是他们毕竟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同样，劳拉·阿什利（LauraAshley）的中产阶级衣着风格一年四季都很少变化，也很少对于时尚的煽动作出什么特别的反应。所以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阶级是衣着的一种特征，阶级会在推动个体接受某一特定衣着风格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并非所有这些都展示了时尚变化的推动作用，恰恰相反，有时倒是反时尚的力量占了上风。不过，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提出来的反时尚的概念以及为一些阶级成员采用的意义也只有在它和时尚的关系上才能得到彰显。时尚既然具有如此两可的效果，所以像柏帛丽雨衣这样的反时尚的服装款式就总是有可能失去它的某些阶级的特征而变成另一种货真价实的时尚。　　　　
　　　　显然，阶级对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服装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尤其是阶级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而收入不得不是人们在选择购买什么和如何购买时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世界上其实只有少数女性的收入可以支持她们去购买巴黎的高级女子时装（科尔德里奇1989），而且即使那些由许多时装商店所提供的以成衣形式设计的服装，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但是，阶级还通过趣味来决定人们的衣着决定。追求高品位的服装的趣味也将意味着你肯花大价钱去购买：上层阶级“论质不论量”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他们购买单件服装时所花费的不菲的价钱，还体现在他们所选择的服装面料上（比如选择丝绸、亚麻、开司米而不是它们的人造合成的替代品）。对于某些特殊面料的喜好以及讲究“品位”的观念也许可以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布尔迪厄1984）。知道什么是人们所谓的“品位”以及一眼看出别人的衣着有无“品位”，这都需要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知识。确实，在大家都穿牛仔服和便装的时代，我们很少再能够单单从衣着上明显看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高品位的衣着需要同样高品位的文化资本。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就喜欢看出名店萨维尔罗（SavileRow）服装和街头水货、度身定做的衣装和它的街头廉价模仿品之间的区别。趣味和身体密切相关，它确实是一种身体的经验，因为我们谈论某人对于特殊食物或衣服有趣味，实际上指的就是他对于食物或衣服本身的某种感官的品质有一定的鉴赏力。所以，不同阶级的趣味的取向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同阶级的身体的取向。布尔迪厄的习俗概念抓住了这种身体的取向，所谓习俗，就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的身体倾向而已。我们在第一和第四章详细讨论的这个概念，布尔迪厄是用它来传播一种观念的，即阶级立场可以通过身体情形来复制。所有的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措置身体的方式——包括走路、说法、身体姿态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传达属于本阶级的微妙的信息。虽然布尔迪厄没有这样明说，但是这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衣着：讲究上好的亚麻、丝绸或开司米面料的趣味就微妙地暗示着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它可以用来说明一个人是“与众不同的”或“趣味高雅的”。　　　　
　　　　同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亚文化群，在引导他们的成员接受某一特殊衣着风格的时候，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解释和理解衣着风格时，我们可以引入“亚文化资本”的概念（桑顿1995）。正如布雷克（1985）所指出的，不仅对亚文化群内部还是外部的人们标明亚文化群身份特征，衣着风格都是非重要的。在他的现在已经成为经典性的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海布迪基（1979）就已经考虑到服装风格在亚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亚文化有时甚至可以说已经侵占了消费文化，亚文化的方式是使用一些特定的用品为其专门的用品，以致这些用品竟然成了某一种亚文化自身的速写：比如，机器脚踏车之于“摩登派”，安全别针或故意撕成碎片的服装之于“朋克”青年。这种侵占或者说“占用”，说明亚文化群用他们自己的定义使这些用品“变调”了，即颠覆了这些用品在主流文化中本来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穿着花哨热衷摇滚的特狄男孩（TeddyBoy）穿萨维尔罗的绅士服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这些人的恶作剧的仿穿，这一类服装就因为加进了某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把它原来的作为上层阶级服装的意义完全“变调”了。在特狄男孩身上，1940年代流行的上衣肩宽而长、高腰裤的“佐特装”（zootsuit），也因为带有威胁性的工人阶级的挑衅意味而彻底“变调”了（科斯格罗夫1989）。　　　　
　　　　还有一种影响个体对衣着作出选择的因素来自职业。职业的因素并不会影响一切关于衣着的取舍，职业影响人们的穿着主要表现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日常工作条件下的穿着会让人们花去相当可观的时间、精力和开销。工人阶级或中下层人士的许多职业在工作的时候规定必须穿制服，或者会颁布清楚的着装条例，明确规定服装的类型以及适宜于工作的颜色。但是另一方面，有专门知识或特殊训练的职业，通常其衣着的规定就比较宽松，也允许个人各行其是。正如我对于职业女性的衣着选择的分析所显示的（恩特维斯特尔2000），不同的职业环境展示了不同的衣着规定：法律和银行部门比起新闻和艺术部门来，其追求时尚的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在这些限制中，个体的职业化的女性展示着什么是或什么不是适合于工作的穿着。　　　　
　　　　最后，尽管我们一直讨论的社会因素调节着日常的衣着，但它们自身并不为特殊的阶级、特定年龄或职业的人群提供为某一人群所独有的统一的衣着模式。大多数人并不会在所有场合穿着同样的衣服，而是会让他们的穿着适应他们要进入的特定的社会语境。在某些年轻亚文化比如“摩登派”人群中，情形就是这样：如海布迪基（1979）所说，“摩登派”青年使他们的衣着适应工作（通常是文书工作）和“周末”的不同要求，在周末，他们会为了诸如穿着等亚文化活动而倾注更多的关心。因此社会环境在影响人们的衣着选择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现在把话题转移到性别上来。性别也许是影响着装的身体在其所遭遇的大多数社会环境中的衣着实践的最重要的因素。时尚“总是被性别纠缠着……总是制造并再制造着性别的界限”（威尔逊1985：117），因此任何关于衣着的考虑都不能无视性别。我们在第五章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里有必要首先指出，我们恐怕很难将性别看作是一种游离于阶级、同等地位的人群以及职业的一个孤立的范畴，因为性别概念也正被这些因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并且根据不同的社会语境而建构着。性别的准则变化幅度极大，它取决于特定社会语境中各种起作用的因素。比如裙子，本来是非常带有性别规范的一种服装，在西方社会几乎只能由女子来穿的，而且经常很清楚地规定着具体的穿着方式，比如在豪华餐厅和夜总会，人们总是希望妇女看上去“富有女性味”；或者，还会受到社会习俗更加微妙的强制性规范，比如在商业、政治或法律行业的工作场所，女性穿裙子，就普遍认为是“可取的、妥当的”。然而，如果她们的职业与生活方式没有这种要求的话，有一些女性也许从来都不会穿裙子；而在另外许多场合，男人却可以穿裙子（比如在苏格兰正式的仪式上，在俱乐部的“酒会”上，在先锋派的时尚活动上，等等）。如果时尚“被性别纠缠着”而且经常扮演着性别界限的角色，那么性别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它究竟如何被纳入到具体的衣着，则是千变万化的，完全视社会语境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而定。性别通过这些因素折射出来而且在不同的处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制造着。　　　　
　　　　上述讨论指出了时尚的复杂性，说明我们有必要运用一种对于时尚的特殊的解释方法来考察时尚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促动的关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衣着还需要我们了解更加宽广领域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影响着个体的着衣决定，还要了解到，时尚是重要的但绝不意味着它就是唯一的影响日常衣着的因素。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0节　研究时尚和衣着的方法

　　　　社会学与时尚　　　　
　　　　社会学对时尚的忽视，反映了时尚在艺术领域远比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时尚最粗略的考虑也可以显示出它既作为个人的也作为社会的、既是主动的也是结构性的、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受到其他因素控制的现象的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一句话，时尚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爱德华兹1997：1）　　　　
　　　　正如上引爱德华的一段话所指出的，时尚一直被社会学严重忽视了，对这一事实，他的解释是时尚在艺术中的历史地位过于重要以至于使得人们忽视了它在社会学领域应有的地位。如果我们考虑到时尚对于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发展与特征的形成上一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忽略是很令人惊讶的，而且在今天，时尚还一直是一个具有深远的经济与文化意义的重大产业。再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时尚在决定我们的日常衣着方面是如何的重要，时尚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的社会性呈现方面是如何发挥着主要的结构性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社会学确实严重地忽略了时尚的意义。　　　　
　　　　社会学至今仍然没有着手研究时尚以及在西方社会所发现的日常衣着的形式，个中原因尚不清楚。不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学在19世纪肇始之时，就把自己的兴趣重心放在了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理性问题上面，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人的身体在后来成熟的社会学研究中很难成为其当然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意味着社会学必然会忽略人们的身体实践以及围绕身体实践的衣着行为（本索尔1976，贝特洛1991，特纳1985）。再者，正如波尔希默斯（1988）所说，西方社会一直认为对身体的修饰无足重轻，是朝生暮死的无用之物，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一生活现象就是这样被轻易地打发过去了。时尚也未能免于这种偏见的歧视，这种偏见阻止了时尚被严肃认真地对待的可能性；相反，时尚一直被视为浅薄、轻浮、琐碎、无理性、浪费以及丑陋的现象。贝尔认为，“正是这些看上去琐细浅薄的问题，也正是将我们的剪裁的决定与人类高贵的灵魂上的热情联系起来的事实上的不可能，使得衣服对于那些试图理解他们的同时代人的人们来说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更加重要了”（1976：16…17）。　　　　
　　　　即使试图以严肃的方式看待时尚的少数几种古典的研究也不幸落入了这种偏见之中（博德里德1981，弗吕格尔1930，凡勃伦1953；见威尔逊［1985］对上述这些作者的考察）。使时尚更加容易受到谴责的另一个原因是时尚和“虚荣”的联系。这是时尚经常会成为道德议论和道德谴责的对象之一例。不过，正如贝尔（1976）和麦克道尔（1992）特别指出的那样，这一道德成分本身正是衣着在社交界具有权力与深意的证据：“衣着竟会附带如此多的道德含义，这本身就是它在社会中的权力与深意的一个证据。”而且“和事实恰恰相反的是，许多作家一直将人们对于时尚的兴趣说成是爱慕虚荣的证据或者更坏，他们还批评那些稍微对仪表问题感兴趣的人们”（1992：15）。尽管受到了旨在重新评估旧等级制度的文化价值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上述这些对于时尚与衣着的偏见仍然维持着，而时尚也仍然常常成为道德的与美学的谴责的对象。（博德里德1981，凡勃伦1953）　　　　
　　　　照波尔希默斯（1988）和车龙（1997）的说法，时尚之所以在社会学解释中一再遭到忽略，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解释，那就是时尚和“女子气”的关联。时尚的主体（或课题）通常总是被设想为女性，人们总是认为妇女们最容易倾心于时尚这种“可怕的”乐事。更有甚者，波尔希默斯（1988）还指出，那些可以贴上“浅薄”和“愚蠢”的标签的生活追求，也很容易和女性挂起钩来。直到1980年代左右，和女性相关的消费活动还是受到忽视或者遭到冷嘲热讽。许多女性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和文化研究有关的女性主义者已经指出：在学术机构，女性的消费行为，比如阅读罗曼司小说或者欣赏肥皂剧，传统上一直被贬低为愚蠢和浅薄（参见昂1985，拉德维1987）。认为时尚是浅薄、愚蠢和空虚，这种观点牵连起来，则意味着对于女性和女性文化的明确无误的谴责（车龙1997）。某些对时尚的这种谴责还来自女性主义者自己，他们当然不是谴责那些穿着时髦的女性，而是谴责那种利用女性穿着时装来做广告的做法。这种批评一般只针对某些特定的服装，比如紧身胸衣，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服装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压制（罗伯茨1977）。在由“服装改革运动”所发表的对于紧身胸衣的医学与美学的批评中，女性主义者的声音就被用来反对这种服装（有关这类论述的概要，请参看孔茨尔1982，牛顿1974，斯蒂尔1985）。女性主义的理论在女性和时尚的关系这件事情上已经变得相当混乱了，但是它至少开始认识到它所提供给女性的愉悦（伊文思和桑顿1989，威尔逊1985）。　　　　
　　　　正如爱德华兹（1997）所说，一方面，时尚是与个体与社会有关的创造力的表现，另一方面时尚自身又是一种被建构的（和建构性的）现象，爱德华兹还正确地指出，正是这些事实使时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对象，因为社会学所关心的就是有关结构与中介的问题。不过，自打研究时尚写作开始，从艺术史、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到更加倾向于关注其他问题的文化研究，所有这些学科在进行时尚研究时并不把上述问题作为它们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些领域中对时尚与衣着的研究，关注的问题又各种各样，比如：时尚如何以及为何总是变化不定的？（这是对风俗史的一个通常的追问）；或者时尚究竟意味着什么、时尚究竟是怎样一种交流模式？（这是社会心理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因此，在有关时尚的文献中，有一种倾向，就是旨在发现一种普遍的理论或者寻找到一种对于时尚在西方社会中的显现的贯穿性的解释。所有这些兴趣经常将人们引向那种简单化的抹杀时尚的复杂性的解释。我认为，时尚研究需要分析社会势力塑造衣着的方式——比如时尚系统、社会地位、阶级、收入、性别、种族、宗教和职业——正是这些因素在建构着日常生活中的衣着。换言之，我赞同这样一种对于时尚和衣着的研究：这种研究将分析所有这些影响时尚和衣着的因素是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时尚怎样建构着衣着而衣着怎样总是涉及个体对于时尚的创造性解释。这种研究将把爱德华兹的论点当作论证的前提：时尚是既涉及中介又涉及建构的一种现象，这种研究将抵制近来有关时尚的文献中出现的追求普遍性和简�